2005年的岁末，邹衡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望着先生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悲痛。邹衡先生辞世，是一颗学术巨星的陨落，也标志着中国夏商周考古学研究一个时代的结束。

邹衡先生无愧于20世纪中国夏商周考古学的导师和旗手的称号。20世纪初叶，自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以来1182594，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开始共同承担起重建中国上古史，或者说重建中国古史远古时代的重任。李济、苏秉琦等学者都曾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发表过同样的呼声1182596，而邹衡先生乃是第一位在学术实践中完整表述这种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的大师。翻开《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和其后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1182598，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到那些原创性的思想火花和学术远见。

早在20世纪50年代，邹衡先生在对郑州等地新发现的商文化遗存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郑州和殷墟两地商文化的陶器分期1182600。其后，在60年代，再次对殷墟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期研究，整合遗址、墓葬中所出的陶器、铜器和甲骨文三个方面材料的演变序列，进而首次建立起了商文化的分期断代标尺1182602。70年代，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的观点1182604；首次提出郑州商城是汤都亳说1182606；首次提出先周文化的概念并阐明寻找先周文化的途径1182608。这一系列的首创性工作，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夏商周考古学学术体系的基石，也使邹衡先生赢得了“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赞誉。从今天的学术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各地考古发现的不断积累和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正在一步步证实着邹衡先生所创立的学术体系，也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学术先行者的远见卓识和博大精深。呜呼，如今旗手虽已倒下，旗帜依然飘扬。

邹衡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先锋和战士。先锋的使命就是要寻找那些不是路的路，回答那些几乎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这也往往使自己处于学术研究的风口浪尖之上。邹衡先生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的前言中，对这种先锋的使命感有切身的体会：“这20年来，我在学术上几乎完全处在论战的状态，新问题研究不多。1980年出版的论文集，大部分都触及学术界非常敏感的问题，因而引起强烈的反响，也是我预料中之事。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夏商周时期极其重要的，而我提出的诸论点又都是出于前人所未发，所以讨论或者说是论战就是必要的了。我并不认为我的一切论点都是正确的，总有需要修正、补充甚至改变的地方，经过讨论或者论战，会把问题弄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入”1182610。关于这几十年来围绕着邹衡先生的学术观点而展开的论战，已有人作了概括和评论1182612，大致说来，主要是涉及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研究的内容。在很多时候，这些论战都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而且，反反复复，旷日持久。几十年来，邹衡先生以单薄的身躯，坚韧的毅力，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支撑着他所立的学术体系。这种勇气和力量来自于对自我的认识和肯定，而自信又是植根于对考古材料、古代文献以及各种学说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之中。因而，先生才能以一人之力，捍卫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尊严，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学术丰碑。正如评论者所言，经过20年的论战，如今，邹衡先生的学术体系从最初的少数派变成了现在的多数派，学术界对于两派学说的认同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1182614。战士总是渴望着冲向战场，渴望着暴风雨的洗礼。经过时间的检验，金子也总是会闪现出自己的光芒。邹衡先生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经过无数次的论战，赢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尊敬，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战士应该得到的荣耀和自豪。

邹衡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守望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经历了太多的喜剧和悲剧式的发展进程，从30年代的国难当头，50年代的政治挂帅，到“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唯利是图，我们总是身受各种各样的非学术因素的左右和干扰，也时常被一些眼前的虚幻景象所迷惑和诱导。当一股又一股浮躁的学术风潮充斥整个学术界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象邹衡先生那样真正做到心静如水，只关注学术本身的发现和进展。有的学者在研究20世纪的夏商周研究学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邹衡先生的几篇最重要的学术文章，都是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批判“白专道路”的时代背景下写就的，因而是多数篇章几易其稿，不见发表，这反映出作者多年来“屡教不改”，不为时事左右而痴迷学术的心志1182616。至今回想起来，很多人都把山西曲沃曲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当作是一个学术界的传奇故事，感到难以理解和置信。甚至在北大考古系对此地进行了十多年的大规模发掘工作之后，仍然有人不相信这里真的会有什么重大发现。依然是只有邹衡先生自己相信，这里才是文献中所说的晋国始封地，为此，曲村坚持守望了16年之久。最终，曲村考古取得了令人震惊的重大突破，找到了文献记载中或许远在天边，实则近在眼前的晋侯墓地。也由此揭开了20世纪末，全国各地一系列对于西周时期诸侯王国考古大发现的序幕。邹衡先生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到：“我在工地前后住了16年，长时期与盗墓贼打交道，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至今回想起来，虽然惊险，却也值得”1182618。这段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耐人寻味。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16年？象邹衡先生这样的著名考古学家，能够耐住寂寞，冒着危险，在一个考古工地前后花费16年时间，这是何等伟大的献身精神，又是何等深厚的学术情怀。在邹衡先生的主持下，经过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众多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了《天马一曲村》这部气势恢弘的考古报告1182620。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巨著，也是邹衡先生毕生致力于晋文化研究所付出心血的真实写照。

邹衡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宗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的脚步走遍了国内外众多的考古工地、大学课堂和学术会议讲坛。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人的治学道路，他所培养的学生和弟子如今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学术研究机构中。许多学生时刻牢记着先生严谨的治学方法、追寻的目光和殷切的教诲。每当我们思绪纷扰，或身心松弛之时，都会感到先生那责备的眼神正注视着自己，犹如芒刺在背，无处遁逃，这种责任感是驱使我们不断前行的鞭策和动力。邹衡先生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对于学生和青年一代，始终给予极大的关心和爱护。眼前时常闪现出这样的场景，先生端着饭碗，与实习的学生散坐在山西曲村考古工作站的院子里，夏日的晚风里，大家一边吃饭，一边无拘无束的神聊着国家大事和村里的逸闻野趣，不时传来一阵笑声。先生就像是这个农家大院里的一位家长，细心呵护着身边的每一位孩子。

邹衡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始终以布衣平民的形象示人。然而，当曲村盗墓之风甚嚣尘上之时，又是先生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第一个站出来反映真实情况，揭露当地警匪勾结的黑幕，使自己陷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处境。先生虽早已成为一代名师，但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始终把自己看做是郭沫若、张政烺、郭宝钧、夏鼐、裴文中、苏秉琦这些前辈学者的学生，坦言自己在青年时代如何从一个田野考古学的门外汉，一步步学走路，一点点打基础。“只有不怕辛苦、不怕困难，而且持之以恒，学术上的奇迹总可创造出来的”1182622。所谓山不言其高，万众景仰。先生以其几十年如一日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一代学术大师的榜样和典范，也为后来人指明了一条从事学术研究的，曲折而又光明的道路。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宝黛式的感伤情怀，并不能真实的表达我们的悲哀。邹衡先生的离去，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永远的痛，是学术星空中那颗充满传奇色彩的巨星从天际的陨落。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我们再也不能亲身感受导师的教导和呵护，再也听不到战士愤怒的呐喊，再也无法体会一个守望者的执著和坚韧。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看，邹衡先生的离去，结束了一个时代，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一个英雄的时代。没有了战士的呐喊，我们的学术天空是否会显得过于沉寂？没有了守望者的执著，我们的学术田园难道说还能有一片净土么？为此，我们怀念战士、怀念导师、怀念邹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