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民族历史文化的探索，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被最先关注的课题之一。至迟，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就已受到高度的重视。1931年，就有燕京大学钱穆教授《周初地理考》的发表1182674，1933年有前国立北平研究院的陕西古迹调查，以及次年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1182676。回眸70多年的研究历程，除了由于抗日战争导致与之有关的考古工作中断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发展到现在。在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不仅把周族自身的历史文化研究上溯到先周时期（商代），而且对与之相关的关中地区商文化及其他部族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则不能不认为与邹衡先生的重要学术论文《论先周文化》有关。

了解相关学术历史的人都比较清楚，尽管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周族历史文化研究已被许多学者重视，但此后的近50年间，更多的研究还是在历史文献的圈子内徘徊1182677，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则主要是在发现认识西周文化、文物，探寻周代都邑方面1182679，更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几乎没有。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一部分长期从事周文化研究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周人早期历史文化的探索1182681时，邹衡先生就在1979年4月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先周文化》摘要1182683，正式提出了“先周文化”这一考古学命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全文载于他的著名论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于次年出版，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一时间，引证论文观点以说周史的论著几乎目不暇接1182685。这些引述者关注的主要是邹先生关于先周文化来源的观点，即先周文化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形成，相当高水平的青铜文化来自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还有来自东面的光社文化，以及西面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论先周文化》是首次直接运用大量、充分的考古资料，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周族的发展历史，使人们耳目一新，难怪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20多年过去后，我们逐渐地认识到邹先生这篇宏论的价值，绝不仅仅是提出了先周文化来源的观点，而是在先周文化研究和考古学方法论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