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扩大自主权和利润留成算起，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17年的历史。如何评价这项改革的成效？或者简单地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如果你向所有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得到的大概是两个相反的答案。一个答案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成功的”。给出这个答案的主要是海外的经济学家，包括海外的中国经济学家，但主要是外国学者。已发表的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包括陈等人（Chen et al，1988），戈登和李（Gordon and Li，1989），杰弗森、罗斯基和郑（Jefferson，Rawski and Zheng，1992），诺顿和麦克米伦（Naughton and McMillan，1992），海等人（Hay et al，1994），格罗夫斯等人（Groves et al，1994，1995），等等。这些研究的一个基本发现是，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自改革以来年平均增长在2-4%，对比之下，改革前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有些学者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验证明，所有制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与海外经济学家的答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的答案。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十几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失败的。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不成功可以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如果我这里引证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作为代表，我将免不了冒犯“英雄所见略同”的其他经济学家。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被中国的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企业经理以及普通民众分享。我在国内常常被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国有企业还有希望吗？”

为什么中外经济学家在评价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上的分歧有如此之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内经济学家主要依赖直觉做判断，而国外经济学家大多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结论，直观感觉中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容易在计量分析中遗漏。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经济学家常常是把观察的现象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目标模式做比较，而国外经济学家则把现在与过去做比较，或者说，中国经济学家是“向前看”，而国外经济学家是“向后看”，这样，当实际情况处于中间状态时，中国学者认为是一种失败，而外国学者却说很成功。

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作为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准？国外经济学家使用最多的是“全要素生产率”，使用这个指标是他们的拿手戏，他们甚至无需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只要一个来自中国的磁盘和一台装有计量分析软件的计算机就可以了，而计算机告诉他们的确实是好消息。中国经济学家最喜欢引证的是“利润”指标，而这个指标告诉他们确实是坏消息。但无论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利润率，都有很大的任意性。可以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你可以得到任何统计数据支持你想要的结论。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有效的企业制度，或者说，“公司治理结构”。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把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作为一个标准，来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和问题，并对今后的改革提出一些想法。我的基本论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解决激励机制方面是相对成功的，而在解决经营者选择机制方面是不成功的，因此，下一步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经营者选择机制；第二，目前推行的“国有股份公司制度”不能解决经营者选择机制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将国家从“股东”变为“债权人”，同时开放直接融资市场，让私人投资者从债权人变为股东；第三，非国有企业“插足”国有企业和现有经理“买断”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比较可行的途径。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个人以各种形式所“占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事实上的占有变成法律上的“所有”。

本文包括以下三节。第一节讨论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什么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从这个角度评价过去十几年国企改革的成效；第二节讨论现在推行的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存在的问题；第三节谈谈我提出的国有资本转债权的改革思路及一些具体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