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再到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以至到新制度经济学，资源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总是可以被替代。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被认为只是资本、技术、储蓄率、就业或制度等的函数，资源能够相互替代或被“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

但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发展从没有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人类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仍然是全面的。制度的进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虽然毋庸置疑，但生命获得的所有物理能量或动力，不是来自生命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东西，更不是来自外在的神，而只是来自无生命的世界。延续生命所必需的一切基本物质都遵循蒸汽机的原理，人类传统的原则和伦理也不能违背那些热力学原理。

生态学家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理解为长期、稳定的进步。在资源不断被利用和数量日益减少时，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资源将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限制因素，看到增长和发展的极限，意识到自然资源问题不只是“经济发展的成本”问题。自然资源被利用、开发，数量不断减少；数量的减少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由于数量的变化，自然资源在生态系统中的总体特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其所在的自然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由于相互牵制的关系，经济系统所处的自然环境系统发生变化，变得脆弱，进而使得整个“经济增长、发展”的基础发生动摇。所以，从资源本身特性出发，经济发展、增长是受到自然资源限制的。而这种极限也不可能由知识、技术等得以突破或对资源进行替代。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包括：资源利用的约束方程，市场上资源价格应包括其“未来成本”（系统的持续供给的特性变量）。

环境容量有极限，自然资源不可能无限制地开发，而人的需要无穷尽，满足无穷尽的需要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正如汤姆·戴尔等所言：“人类不管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都是自然的孩子，而不是自然的主人。如果他要维持对环境的统治，他必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某些自然规律。”当他试图违背自然规律时，迎来的必然是自然的无情报复。

作为地球食物链中一个重要的消耗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是自然资源消耗程度和生态环境质量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以相互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消耗量和承载力的矛盾、人类活动污染力和自然环境净化力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制约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富裕的国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损害不断加大，如一些重要的战略矿产资源耗竭、水域与大气污染严重、土地荒漠化加剧等等，要扭转目前自然资源被损害和环境恶化的趋势，需要正确认识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下，人口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与消耗，从而为建立科学的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提供定量化的信息和科学依据，并为制定使人口系统的消费能力和资源的承载力或养育能力两者达到相互协调的政策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