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区域间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一方面源于生态、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资源的流动机制与政策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是造成资源流出流入失衡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吸纳资源，经济不发达地区不仅不能从其他地区吸纳资源，而且由于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合理，使这些地区在流出资源的同时，不能形成资金和技术的回流，以致造成这些地区资源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双重脆弱，拉大了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中国人均生态占用空间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具体表现在：华北地区最高，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相对较高，中南和西南地区为低值区；城乡生态占用空间的差异显著，且逐年增加。生态占用空间差异根源于经济发展、资源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导致了生态空间的跨区域占用以及城市对农村生态空间的扩张占用。

中国水土资源的空间配置极不协调，因此导致了中国水资源的大规模流动和流域间的冲突，表现为：①所有流域上、中、下游用水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利益越来越难以协调；②由于水是公共资源，任何一个区域都有使用水量最大化的倾向，上游因为区位优势有地理上的用水优先权，中下游拥有经济效益上的用水优先权，为了使上、中、下游在用水利益上得到平衡，中央政府决策者会经常性地处于选择的两难境地。

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转变成了城镇用地，农村土地简单地承担着生产农牧产品的任务，单位面积上经济活动的成果或效益明显低于城镇用地；城镇用地上承载着类型复杂的人类活动，凝结了更多的资本，单位时间面积上的经济产出远远高于农村土地，使得土地表现出“流动”的特性。

东部、中部、西部由于本身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了东、中、西部土地资源价值的巨大差异。东部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或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其土地不只是简单地养育人口，而且也承载着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生态环境相对恶劣，其土地发挥着承载现有及将来的本土人口、作为整个国土的生态屏障以及战略性矿产资源功能贮备的作用；中部地区的土地则承载着中国粮食以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同时在东部发展的带动下，开启了城市化的进程。

过去的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区域间的差异不断扩大。这种差异一方面源于生态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资源流动机制与政策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是造成资源流出流入失衡的重要原因。一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吸纳资源，资源因而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反过来，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却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不仅不能从其他地区吸纳资源，而且由于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合理，使这些地区在流出资源的同时，不能形成资金和技术的回流，以致造成这些地区的资源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双重脆弱，形成“反溢出效应”，不仅拉大了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且使地区之间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强。

中国生态占用空间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的分布并不完全一致，部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生态占用空间比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还高。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占用空间水平的背离，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资源流动的成本比资本、技术流动的成本低，一些资源较丰富、经济不发达地区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承担了部分发展的成本。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反溢出”效应。反溢出效应与正溢出效应不同。正溢出效应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地区在发展起来后会带动那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对不发达地区产生积极的作用。相反，反溢出效应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不仅对不发达地区没有产生带动作用，而且还产生消极作用。这种反溢出效应的存在是造成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