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边贸易统计
随着两国贸易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华投资也有很大增长。美商对华投资始于1980年,从1980年至1991年美商对华实际投资额27.04亿美元。1992年以来美商对华投资迅速增长,特别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迅速发展。从1980年至1999年7月底,美商在华投资项目为27814个,协议投资金额498.1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236.7亿美元。美商在华投资项目分布在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投资领域广泛,包括机械、冶金、石油、电子、通讯、化工、纺织、汽车、轻工、食品、农业、医药、旅馆、房地产及服务业等。1992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市场,美国《幸福》杂志所载500家大企业中,已有200多家在中国投资,美商在华投资一般来讲具有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技术开发能力强、管理水平高、重视职工培训和劳动保护等特点。在促进中国有关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为中国消费者提高产品质量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多数美资企业经济效益好,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互补性很强,双方可以彼此分享巨大的市场,而且通过合作增强各自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美20多年的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所起的作用是显著的。1994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如果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美国消费者每年要增加140亿美元的支出。就中国而言,数百万工人在沿海地区从事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加工工业,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与美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之间并不构成矛盾。相反,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加强和扩大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不仅不会损害双方各自产业的经济利益,反而为两国企业界创造巨大的机会。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合作有利于两国经济的振兴。长期稳定地发展双方经济贸易合作是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中美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风土人情方面的差异,特别是自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来自美国国会内外右翼亲台保守分子的政治性因素的干扰,中美经贸关系经常出现摩擦与纠纷,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在摩擦中发展。影响和制约中美经济贸易进一步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纠纷是对华制裁、高科技出口管制、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贸易平衡、在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斗争、纺织品贸易、劳改产品出口、TCK小麦、反倾销等等。
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利益的摩擦与纠纷大多是两国某些产业部门、具体行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问题,不是国家的根本利害冲突,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的,过去的经验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些摩擦与纠纷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支流,不应当影响两国经贸合作的主流。两国之间随着经济领域接触面的增加,摩擦点也会增多。发生了摩擦与纠纷,双方理应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全局出发,慎重处理,避免矛盾激化,防止失控,保持合作。平等互利是开展经贸合作的基本前提,优势互补是扩大经贸关系的重要条件,友好协商是处理纠纷与争端的有效途径。
动辄以制裁和报复相威胁的办法是不可取的,这既违反了多边贸易机制的原则,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使问题复杂化。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谁也得不到好处,而且也使得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受到损害,只能使他国坐收“渔翁之利”,因此是不得人心的,得不到本国广大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两国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基础,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从1998年7月23日美国改称为正常贸易关系),理应是无条件的、永久性的,这是明文载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年度审议的做法难以为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一个稳定而良好的环境和气氛。从1990~1999年的10年里,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三届政府、六届国会、众多的工商企业界、政府智囊机构以及许多朝野人士就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年复一年地展开辩论。花费了很多精力和美国广大纳税人的钱,除了恶化了双边贸易气氛,也把国会内两党为了党派与个人利益的私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的结果还是年复一年地延长,因为这是符合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
在中国复关与加入世贸组织的漫长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美国朝野认为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难得的机会,企图借机迫使中国解决过去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而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争论实质是中美经贸关系摩擦与纠纷在多边国际场合的延续和扩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是中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也是修补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经济大国终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这是世贸组织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需要,不会以某一两个大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不能加入世贸组织,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更不利于世界其他国家,因而是不明智的。克林顿政府应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降低要价,顺乎世界潮流,切实履行美国政府多次所作的“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在今年年底之前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做到言行一致。只有中美双方都作出大的让步,才能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
按照美方统计,199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38亿美元,到1998年增加到570亿美元。按中方统计,199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86亿美元,到1998年增加到210亿美元。应当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首先,中美贸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1997年加工贸易占对美出口的72%。这就意味着中国只能获得少量的加工费用。例如在美国市场上畅销的芭比娃娃玩具,售价为9.99美元,从中国进口每个仅为2美元,其中原料来自中东,由台湾加工为半成品,假发由日本生产,包装材料则由美国提供,这三部分合计为1美元,运输和管理费为0.65美元,中国所得加工费只有0.35美元。按照原产地规则,这2美元都统计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中。这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两国之间的实际贸易情况。
其次,中国引进外资的78%来自东亚,67%来自亚洲四小,从而引导起了“贸易平衡转移效应”。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从1987~1995年的8年期间,美国对亚洲四小的贸易逆差从340亿美元减到78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从28亿美元升至338亿美元。这一升一降是由于亚洲四小把他们的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内地使然。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对美贸易逆差却记到了中国的帐上。
第三,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商品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相互投资。而通常所说的逆差是指商品的贸易逆差。美国对华经贸优势恰恰是在后三个方面。截止到1998年底,美国在华实际投资已达214亿美元,而大部分都在中国兴业设厂。摩托罗拉就是极好的例子。摩托罗拉在中国设厂,就地销售产品,这实际上取代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其手机。美国公司通过在华投资赚了钱,利润汇回国内,实际上顶替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仅为4亿多美元,且多为服务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投资实际上弥补了对华商品贸易的逆差。
美国从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多属劳动密集型的,这是美国充分利用他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是美国积极参加国际分工的结果。这有利于美国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是美国经济产业结构继续向高科技领域调整的必要补充。
1989年夏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一些高科技技术与设备,特别是涉及到一些能够军民两用的技术设备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一些科技项目甚至要报总统批准。这给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合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极大地限制了美国企业对华出口,也对美国企业在华进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经贸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
1981~1983年中美关系一度出现挫折,致使中美贸易额从1982年至1983年连续两年下降。1983年6月21日,里根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企业界的经济利益,决定在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国别分组上把中国从P组升到V组,即同美国的非结盟友好国家列入同一大组(如埃及、南斯拉夫等国)。同年11月23日,美国政府把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绿区扩大到32类产品。出口管制的放宽使得美国对华出口额迅速增加。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对华出口的高技术设备从1982年的6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17亿美元,7年累计金额超过了80亿美元。1989年初布什入主白宫。2月2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放宽出口的货品包括13类。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13类科技设备的对华出口没有实现。
目前,中国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速度。每年都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数十亿美元乃至上百亿美元的先进科学技术与设备。由于美国政府对华实行制裁,致使美国大企业大批定单没落到实处。与此相反,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取消了歧视性的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而且向中国提供政府间的金额支持,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对华的出口。欧盟不少国家对华贸易没有逆差,仅意大利和法国1997年对华贸易就有11.2亿美元的顺差。美国一方面强调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一方面又不放宽对华出口的管制,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并不能阻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今世界有相当数量的技术与设备是可以从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引进。另外,随着中国自己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高科技是可以自己逐步成功的。航天技术(长征火箭系列)、人造通讯卫星、生物遗传工程和银河—Ⅲ号百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等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样,美国拥有高科技的厂商就眼看着本可大显身手的贸易机会付之东流水,真可谓“作茧自缚”,为他人提供了良好的贸易机会,把中国这个商品和资本新兴大市场拱手让给了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克林顿政府多次表示要大力修补和改善对华关系,这不仅要体现在口头上,更要落实在行动中。当年里根政府为改善对华关系而采取的放宽出口管制政策的做法是值得克林顿政府效仿的,这样也是符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合作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作为纽带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从1999年到2005年中的7年里,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的进口额将超过15000亿美元。1999年初以来,中国进口显著增加。只要克林顿政府排除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完全撤销早已过时的对华制裁,较大幅度地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美国的大中型企业就有能力、也有可能在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新兴大市场上多占一些份额。倘能如此,按美方统计,到2000年美中贸易额可望达到1000亿美元,美商在华实际投资额可超过250亿美元。美国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和中国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就能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大大有利于两国经济的振兴。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双边关系,而维持一个稳定的双边关系,为两国企业界发展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正是两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 class="a2">收藏进入90年代以来,尽管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在曲折中前进,有时甚至发生重大的波折,但中美经济贸易的合作与发展却十分迅速。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1990年双边贸易额为177.7亿美元,1998年增长到549亿美元,翻了两番多。按照美国海关统计,1990年美中贸易额为200亿美元,1998年增长到854亿美元,也翻了两番多。199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了0.4%,但是中美贸易额却增长了12.1%;中国的出口额仅增长了0.5%,但对美国出口增长了16.1%。今年1~6月中国出口额与去年同比下降了4.6%,而对美出口与去年同比增长了8.4%。同期中国从美国进口与去年同比增长了18.4%,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其规模与速度是不多见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这是双边经济贸易发展的主流。
按照中方统计,从1979年美国就超过西德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996年超过香港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按照美方统计,1980年中国仅为美国第24位贸易伙伴,1990年成为美国第10大贸易伙伴。进入90年代以来,几乎一年一个台阶,1996年进而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排在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之后,持续至今。按照美国官方统计(包括经香港转口),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市场是中国产品最大的海外市场。199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达712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出口总额1837亿美元的38.72%、占美国当年进口总额9138亿美元的7.7%。从1990年至1996年,美国对华出口额双方统计都是年均增长16%以上,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出口增长速度(见表)。1994年美国商务部把中国列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按中方统计,1998年美国对华出口169.6亿美元,占其总出口额6830亿美元的2.48%;占中国当年总进口1401.7亿美元的12.1%。
中美双边贸易统计
随着两国贸易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华投资也有很大增长。美商对华投资始于1980年,从1980年至1991年美商对华实际投资额27.04亿美元。1992年以来美商对华投资迅速增长,特别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迅速发展。从1980年至1999年7月底,美商在华投资项目为27814个,协议投资金额498.1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236.7亿美元。美商在华投资项目分布在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投资领域广泛,包括机械、冶金、石油、电子、通讯、化工、纺织、汽车、轻工、食品、农业、医药、旅馆、房地产及服务业等。1992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市场,美国《幸福》杂志所载500家大企业中,已有200多家在中国投资,美商在华投资一般来讲具有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技术开发能力强、管理水平高、重视职工培训和劳动保护等特点。在促进中国有关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为中国消费者提高产品质量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多数美资企业经济效益好,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互补性很强,双方可以彼此分享巨大的市场,而且通过合作增强各自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美20多年的双边经济贸易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所起的作用是显著的。1994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如果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美国消费者每年要增加140亿美元的支出。就中国而言,数百万工人在沿海地区从事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加工工业,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与美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之间并不构成矛盾。相反,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加强和扩大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不仅不会损害双方各自产业的经济利益,反而为两国企业界创造巨大的机会。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合作有利于两国经济的振兴。长期稳定地发展双方经济贸易合作是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中美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风土人情方面的差异,特别是自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来自美国国会内外右翼亲台保守分子的政治性因素的干扰,中美经贸关系经常出现摩擦与纠纷,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在摩擦中发展。影响和制约中美经济贸易进一步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纠纷是对华制裁、高科技出口管制、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贸易平衡、在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斗争、纺织品贸易、劳改产品出口、TCK小麦、反倾销等等。
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利益的摩擦与纠纷大多是两国某些产业部门、具体行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问题,不是国家的根本利害冲突,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的,过去的经验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些摩擦与纠纷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支流,不应当影响两国经贸合作的主流。两国之间随着经济领域接触面的增加,摩擦点也会增多。发生了摩擦与纠纷,双方理应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全局出发,慎重处理,避免矛盾激化,防止失控,保持合作。平等互利是开展经贸合作的基本前提,优势互补是扩大经贸关系的重要条件,友好协商是处理纠纷与争端的有效途径。
动辄以制裁和报复相威胁的办法是不可取的,这既违反了多边贸易机制的原则,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使问题复杂化。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谁也得不到好处,而且也使得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受到损害,只能使他国坐收“渔翁之利”,因此是不得人心的,得不到本国广大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两国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基础,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从1998年7月23日美国改称为正常贸易关系),理应是无条件的、永久性的,这是明文载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年度审议的做法难以为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一个稳定而良好的环境和气氛。从1990~1999年的10年里,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三届政府、六届国会、众多的工商企业界、政府智囊机构以及许多朝野人士就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年复一年地展开辩论。花费了很多精力和美国广大纳税人的钱,除了恶化了双边贸易气氛,也把国会内两党为了党派与个人利益的私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的结果还是年复一年地延长,因为这是符合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
在中国复关与加入世贸组织的漫长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美国朝野认为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难得的机会,企图借机迫使中国解决过去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而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争论实质是中美经贸关系摩擦与纠纷在多边国际场合的延续和扩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是中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也是修补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经济大国终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这是世贸组织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需要,不会以某一两个大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不能加入世贸组织,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更不利于世界其他国家,因而是不明智的。克林顿政府应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降低要价,顺乎世界潮流,切实履行美国政府多次所作的“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在今年年底之前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做到言行一致。只有中美双方都作出大的让步,才能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
按照美方统计,199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38亿美元,到1998年增加到570亿美元。按中方统计,199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86亿美元,到1998年增加到210亿美元。应当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首先,中美贸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1997年加工贸易占对美出口的72%。这就意味着中国只能获得少量的加工费用。例如在美国市场上畅销的芭比娃娃玩具,售价为9.99美元,从中国进口每个仅为2美元,其中原料来自中东,由台湾加工为半成品,假发由日本生产,包装材料则由美国提供,这三部分合计为1美元,运输和管理费为0.65美元,中国所得加工费只有0.35美元。按照原产地规则,这2美元都统计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中。这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两国之间的实际贸易情况。
其次,中国引进外资的78%来自东亚,67%来自亚洲四小,从而引导起了“贸易平衡转移效应”。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从1987~1995年的8年期间,美国对亚洲四小的贸易逆差从340亿美元减到78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从28亿美元升至338亿美元。这一升一降是由于亚洲四小把他们的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内地使然。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对美贸易逆差却记到了中国的帐上。
第三,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商品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相互投资。而通常所说的逆差是指商品的贸易逆差。美国对华经贸优势恰恰是在后三个方面。截止到1998年底,美国在华实际投资已达214亿美元,而大部分都在中国兴业设厂。摩托罗拉就是极好的例子。摩托罗拉在中国设厂,就地销售产品,这实际上取代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其手机。美国公司通过在华投资赚了钱,利润汇回国内,实际上顶替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仅为4亿多美元,且多为服务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投资实际上弥补了对华商品贸易的逆差。
美国从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多属劳动密集型的,这是美国充分利用他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是美国积极参加国际分工的结果。这有利于美国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是美国经济产业结构继续向高科技领域调整的必要补充。
1989年夏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一些高科技技术与设备,特别是涉及到一些能够军民两用的技术设备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一些科技项目甚至要报总统批准。这给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合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极大地限制了美国企业对华出口,也对美国企业在华进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经贸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
1981~1983年中美关系一度出现挫折,致使中美贸易额从1982年至1983年连续两年下降。1983年6月21日,里根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企业界的经济利益,决定在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国别分组上把中国从P组升到V组,即同美国的非结盟友好国家列入同一大组(如埃及、南斯拉夫等国)。同年11月23日,美国政府把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绿区扩大到32类产品。出口管制的放宽使得美国对华出口额迅速增加。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对华出口的高技术设备从1982年的6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17亿美元,7年累计金额超过了80亿美元。1989年初布什入主白宫。2月2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放宽出口的货品包括13类。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13类科技设备的对华出口没有实现。
目前,中国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速度。每年都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数十亿美元乃至上百亿美元的先进科学技术与设备。由于美国政府对华实行制裁,致使美国大企业大批定单没落到实处。与此相反,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取消了歧视性的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而且向中国提供政府间的金额支持,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对华的出口。欧盟不少国家对华贸易没有逆差,仅意大利和法国1997年对华贸易就有11.2亿美元的顺差。美国一方面强调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一方面又不放宽对华出口的管制,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并不能阻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今世界有相当数量的技术与设备是可以从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引进。另外,随着中国自己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高科技是可以自己逐步成功的。航天技术(长征火箭系列)、人造通讯卫星、生物遗传工程和银河—Ⅲ号百亿次巨型计算机系统等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样,美国拥有高科技的厂商就眼看着本可大显身手的贸易机会付之东流水,真可谓“作茧自缚”,为他人提供了良好的贸易机会,把中国这个商品和资本新兴大市场拱手让给了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克林顿政府多次表示要大力修补和改善对华关系,这不仅要体现在口头上,更要落实在行动中。当年里根政府为改善对华关系而采取的放宽出口管制政策的做法是值得克林顿政府效仿的,这样也是符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合作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作为纽带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从1999年到2005年中的7年里,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的进口额将超过15000亿美元。1999年初以来,中国进口显著增加。只要克林顿政府排除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完全撤销早已过时的对华制裁,较大幅度地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美国的大中型企业就有能力、也有可能在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新兴大市场上多占一些份额。倘能如此,按美方统计,到2000年美中贸易额可望达到1000亿美元,美商在华实际投资额可超过250亿美元。美国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和中国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就能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大大有利于两国经济的振兴。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双边关系,而维持一个稳定的双边关系,为两国企业界发展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正是两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