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杰弗瑞·萨克斯，哥伦比亚大学地学院院长。我非常愿意亲自与诸位一起参加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第六次学术年会，但是由于几周前我刚刚从北京回来，所以现在我无法再返回兰州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了。非常感谢大家允许我能够通过远程视频来参加会议，这一虚拟方式对我而言既是巨大的荣幸，也是难得的机会。

西部联合体第六次年会的议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西部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此次会议不仅恰处于中国改革开放（1979～2009年）30周年之际，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发展历程新阶段的开始。

回首过去的30年，毫无疑问，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社会保障覆盖面及贫困减少程度等方面，中国的全面发展已经打破了诸多的世界纪录，这是一个世人从未见过的转变历程。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的几个阶段，同时我还要引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需要使用新工具、新思路和新研究计划，这些我也将会做简要介绍。

过去三十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大致有10年的时间。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主要内容有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农村经济管制放松、乡镇企业起步与发展、粮食市场自由化。这些也导致了农业生产力提升、粮食产量增加及农村工业化的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也应归结于农业生产力的急剧提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应用，以及新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引入，中国开始了一场绿色革命。由于制度及技术的原因，中国的农业产量大大提升了。这一阶段大约是从1979年到80年代末，随后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便逐步缓慢下来了。

第二阶段是国际化阶段，以外资流入、技术流入、国际外包生产、经济特区设立等为主要内容。在整个90年代，中国采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出口导向模式，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这一阶段也是全国范围内工业化的过程，关注的重点由乡镇企业转向了沿海区域。对于区域间、城乡间的巨大流动人口，户籍制度也开始放松了。

第三阶段以中央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标志。在前两个发展阶段中，第一阶段是均衡化的发展，农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收入增长；而第二阶段明显是非均衡的发展，城市收入增长远快于农村收入增长，沿海收入增长快于西部地区。当然中央政府开始关注，甚至可以说警觉到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当经济特区已经极为成功时，更需要在沿海与内陆的经济发展上寻求平衡。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将已经逐步富起来的沿海大型企业吸引到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在重工业、基础设施、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加大投资。在最近的十年里，许多西部省份经济增速都快于沿海省份，因此我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区域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也有一些对于投资如何分配及其成效的关注及争论，即在取得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平衡问题上，考虑基础建设的排序是否过于靠后了。考虑到面对的挑战及经济的规模，我认为第三阶段是非同寻常的，也是十分成功的。

我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第四阶段，这在中国发展历程上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是基于高储蓄率和高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而美国的经济增长却是基于低储蓄率以及与中国贸易的长期赤字，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出现了。在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中，消费者大量购买商品，比如消费者出于对持续增长资金收益的预期而购买房产，这样的情况在2006年已经结束了。美国消费者在最终放弃这种模式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崩盘。同时，这一阶段需要国际平衡的恢复。美国由消费导向的经济增长转向由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并重，而中国由出口导向经济增长转向对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关注。美国贸易赤字必须大量地缩减，美国从中国的借款应大量缩减，同时中国的贸易盈余也应大量减少。

仅仅这一改变是不够的。第二个特征来自于整个世界的层面。中美两国的大多数地区已经到达生态的极限。我们知道，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在很多方面破坏了环境，城市的空气已经被污染，数以百计的城市河道也被污染了。空气和水污染对公众健康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包括在健康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损失。全球性的变化也已呈现。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当然中国13亿人口也略高于美国3.05亿人口的四倍。中国人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4，但仍然在增加。事实上，中国对目前全球气候的变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中美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加起来大约占据了全世界排放总量的40%。除了空气、水、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中国对于东南亚热带硬木的需求，对于粮食比如说巴西的大豆的需求，对于能源的需求都将极大地改变国际市场。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到达了全球的生态极限。因此我认为，中国面临着两个并存的问题，一是由出口导向向国内需求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而另外一个则是由资源密集型向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的转变。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与全球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两大问题。

那么在短期之内，中国应做些什么呢？面对出口缩减和生态约束的双重压力，中国的应对之策包括三要素。首先，中国拥有在投资、银行贷款、刺激消费等领域超过5000亿美元的经济计划。其次，中国对可持续能源技术的投资巨大。例如就在几个月前，中国刚刚公布了对于核能源投资的增加，通过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核能源来替代产生大量CO₂排放的煤。中国也已经宣布对太阳能、风能的投资将增加。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逐步大规模推行电动车的使用。中国可能在关键技术上已经领先于全球，尤其是高性能电池技术。再次，中国加快了对社会保障网的投资。除了相对少量的城市国企和公共行政部门职工外，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覆盖不足，尤其是7亿农村人口缺乏社会保障。从社会安全、社会平等、社会稳定，以及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等方面来考虑，中国要努力构建社会保障网络。我们所见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医疗改革，目的是要保证中国居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尤其是住院医疗。很有趣的是，中美两国都在推行全民医疗保障改革，但这一过程都很困难。当然，美国的医疗保险要更为普及，但在保障人口覆盖面上仍然有巨大的不足，同时也面临着高额的医疗支出问题。

面对这一切，我要说的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需要精神饱满地应对这一新的时期——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发展，更高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这就是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变化及生态平衡的三方面要素。

作为学者，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大有可为。就短期而言，我们需要认识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与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相比，中国方式明显不同。中国趋向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美国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却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美国比较容易增加社会支出，而中国在社会支出上仅有预算，还未实施。比较这两大经济体对于世界经济的反应也是十分有趣的。如何使得美国、欧洲、中国，能够与其他国家和谐共存是需要研究的。短期研究的问题还包括：美国贸易赤字如何减少，国际储备货币是否应该部分由人民币和欧元来补充，应选择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对人民币应保持币值稳定还是贬值。在采用可持续能源方面，中国应使用怎样的激励措施，是鼓励更多私人投资者投资于可持续能源，还是采用财政支持的研究开发示范项目？美国在争论引入燃气处理系统来减少CO₂排放，我感觉相对而言，燃烧废气释放税要更容易操作，也更有效。对于中国而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该用哪种方式呢？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并且最终也体现在5～10年的短期政策纲领中。社会保障网和医疗改革问题都是相当复杂，困难重重的。医疗改革可能会导致高额的成本，医疗部门在运行中可能效率不高，但中国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覆盖13亿人口的有效的医疗体系。中国面对着许多医疗健康方面的挑战，比如说一些非传染病，如糖尿病等。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此，我向诸位介绍一项研究项目，希望诸位都能够参与进来。这一项目涉及哥伦比亚大学地学院、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NDRC）、中国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和智囊团，以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我希望许多西部联合体的成员也能够参与进来。诸位可以与鲍曙明协商，他将帮助你来与我们联系。

这项新的研究计划——“中国2049”，是对中国未来40年前景的展望，包括中国长期发展的需求与选择，探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之际中国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即便现在无法准确地预测2049年，但考虑到技术发展、人口增长、水资源利用、粮食生产和环境变化的长期趋势，我们仍可以预测一些能够影响中国未来关键领域的发展趋势。当然，这些发展趋势也将影响21世纪中期的美国，因此，“中国2049”研究计划将与“美国2050”研究计划同样重要。

显然人口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领域，包括持续增长的人口，人口稳定性及老龄人口的比重等。另外一个关键领域是老龄人口带来的疾病负担，包括非传染病的上升和易感传染病的影响。第三是可持续能源的挑战。中国现在是一个以煤炭为基础的经济体，大约2/3的一次性能源来源于煤炭，大约80%的电力产量来源于煤炭。如果中国继续采用目前的技术，不断增加煤炭的使用量，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可能将彻底地失控。中国将单独地成为全球未来气候的决定者，当然中国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中美两国已经认识到了2050年前最紧迫的问题。尽管经济在不断发展，但世界已经在现有水平上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需要减少全球一半的排放量，富裕国家需要减少现有水平的80%。问题在于这些目标如何实现，这都是巨大的挑战。中国将使用多少核能源、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呢？节能技术的采用会形成一个怎样不同的未来呢？这些都要在“中国2049”项目中进行研究。中国的水供应将会怎样？中国目前是一个水资源稀缺的国家，占世界20%的人口仅拥有世界淡水量的6%。仅有的这些淡水也十分紧张，面临着黄河枯竭，中国主要水系污染，长期气候变化导致中国北方干旱，青藏高原冰川消失，以及中国地下水过度使用（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等问题。对于中国的水资源形势，应该做些什么，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又应做些什么？因此我们发起了这样一个包括不同领域的研究计划。

“中国2049”项目包括以下几个关键领域。第一个领域是21世纪中期中国的经济动态，包括城乡结构、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公众医疗体系结构以及对经济健康运行的影响，中国的能源体系，气候安全，在用水稀缺及粮食多样性需求的环境中如何保证粮食安全等问题。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展望。第二个领域是用水，包括灌溉工业和家庭的可持续用水、高效用水、海水淡化和气候变化风险等领域。第三个领域是中国的城市化战略。中国将会是一个拥有许多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国家，比如现在就有10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如果对小城市关注不足，大城市就将不断地扩张。如何安排城市居民定居，人口密度应该多大，公共交通设施应该多少，汽车依赖度应该多高，这些对于城市设计都是很大的挑战。第四个领域是公共健康。面对老龄人口和城市人口增加的压力，需要建立新的公共医疗体系。全世界也正面临多种疾病的挑战。

这样一个五年研究计划将需要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每所大学都可以对其所在地区未来30年到40年的前景进行展望。如果诸位感兴趣，愿意参与这一计划，可以与鲍曙明联系，我们也将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一个遍布中国的“中国2049”研究联合体。

让我再一次感谢我能够有幸参加西部发展研究联合体会议，我希望这也将是诸位参加的最棒的会议。我非常盼望能够再次见到大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