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大家好!刚才听了李扬所长的分析报告,我跟各位有同感,就是他这个报告的信息量很大,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启示。具体而言,第一点,这个分析报告把握了大局。他把全球化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总体发展置于宏观分析的框架之内,力求把握全局,把各种相关因素打通。第二点,我感觉这个分析报告很有新意,他把一些争论性的问题都明确地提了出来,也不回避地提出了研究者的相关建议。第三点,从分析报告提出的见解看,李扬所长是下了很大工夫,做了系统的数据分析以后才提出来的,他的见解包含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我的感觉。当然了,中国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从各个角度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是见仁见智。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也谈谈自己的想法。
我重点想谈四个层面的认识和个人的一点商榷或讨论意见。
首先是对总体经济态势的看法。根据2007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1.5%。有些人认为,这一估计数据可能有点偏高,应该低一点,但也不会低到11%以下。现在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包括朱之鑫同志都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并没有进入全面过热的通货膨胀,具体的论据可以增列若干条。我认为两条足以证明:第一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从产业结构上看确实找不到明显的瓶颈制约痕迹。不像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一上去,有些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就跟不上,国民经济结构里的“短板”效应非常明显。第二是CPI在上涨的同时具有先导性的PPI却在下降。既然在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之下,我们主导性的观点还是认为国民经济没有进入过热的增长状态,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当前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呢?
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包括我国的高端决策层也有这种倾向,就是认为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发展,既不能用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直接比较、阐释、说明,也不能用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来做阐释、说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碰到了全新的问题。也有国际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实际上是说,现在我们碰到全新的问题。在国际上也有学者表述了相同的意思。比如一年前在北京教育台举办的高层发展论坛上,有外国学者就明确指出,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如此大的国度,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从而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描述为一个经济学里令人叹为观止的案例。在具体的解释方面,我感觉刚才李扬所长报告的分析内容,实际上就是在往这个方向接近,试图说明现在的经济高增长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成因。这是我要讲的第一层面的认识。
第二层面的认识,就是要正确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我们跳出原先已有的大家都认可的范式,当然也要借鉴原来的经济学知识,来做出新的说明。核心内容就是要对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要有新的认识。前些年,中国经济学家的一般说法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8%~9%,但现在已经改变为10%~11%了。刚才李扬所长说的数字是9.5%~10.7%。很明显,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中国又上了一个台阶。要分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上升的原因,李扬所长报告里提及的一些内容很有价值,很有说服力。除此之外,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因素,虽然不能穷尽地解释,但肯定也要涉及它们。比如,中国的情况太独特,它不是大国模型而是所谓的巨国模型,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模型。对于巨国经济的发展分析,肯定要加入新的因素形成新的模式。巨国模型首先突出的是,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国家,在启动多元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后,又坚持一种坚定而渐进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独特的东西。俄罗斯虽然也是大国,但它的发展模式是大爆炸式的。另外,很明显,中国是后起的国家,经济发展一下子就越过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过的许多阶段。体制改革上也是这样,人家摸索了几百年的股份制,我们只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做得比较规范了。还有现在流行的人口红利概念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也是解释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升不可忽视的理由。再次,还有一个适用性技术问题。我们引进掌握的一大批高新技术,在其他发达国家看来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它可能会给我国带来不可限量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实用技术支撑型经济,正是适用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最后,我国虽然是在建设市场经济,但各级政府都有强力的倾斜政策来干预经济。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分析对象。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出现过把全国所有要素都融合在一起而推进形成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当然还包括国际化和信息化。所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升的背后,我感觉有一大堆需要分析的因素。有人说如果能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分析清楚,应该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这种说法很煽情,但这确实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第三个层面的认识就是,面对大好的经济发展形势,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看,我国目前这种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总会有一个拐点,这个拐点迟早要来。从长期研究的视野来看,理论研究工作者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当拐点到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预案,有什么先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来支持我们的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个长期的时间,比较乐观的说法是至少10年。也有很多人可能认同3年、5年。这个问题可以继续研究。我个人感觉只要掌握好尺度,我们确实有条件可以平稳地延长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抓住3~5年经济继续增长的机遇,适时调控,可以更好地实现我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
李扬:2002年中央提出我国人均GDP翻两番,这既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指标,也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它需要很长远的视野,从战略高度来操作。
贾康:在短期内,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采取一些急风暴雨式的宏观调控措施,还是从微调的层面上来掌握国民经济为宜。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长期和短期的相对稳健的操作要领。我感觉所谓的宏观调控,一个是需求角度的总量,一个是供给角度的总量,对这两个角度的总量进行调控,应该加强它们内在的契合。
从政策分工上说,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地考虑调控经济总量的问题,财政政策应该更多地考虑调节经济结构的问题。从运营机制上说,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抽紧银根的情况下,是引导商业资金锦上添花,它需要市场上的微观的直接效应,需要有安全性、有效益性、有投资回报相配合这些条件,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市场;财政政策则要超越微观层面的影响,更多地考虑雪中送炭,有些直接效益不高但有社会效益或综合效益的项目,财政必须给予必要的支持,因此财政政策要更多地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
第四个层次的认识就是,财政现在拥有的财力和财力增量的配置问题。现在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确实非常强劲,2007年上半年,财政收入统计下来,它的增长数量是6000多亿元人民币,全年增长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已经成为定局。1万多亿元人民币的新增财力,肯定会引起很多的疑问。因为宏观上没有财政收入明显过高的迹象出现,但是财政收入确实在上升。为什么财政能有这么强劲的增收?分析直接的原因,大概有五个要点:一个是物价因素,如果物价因素剔除,财政增长的差距要缩小一块。第二是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第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如果把第一产业的影响拿掉,光看第二、三产业对GDP的影响,则第二、三产业跟财政收入的弥合空间会非常接近。第三就是进出口对财政收入的增长空间影响更大。这几年我国进出口始终保持在30%左右的巨额增幅,财政收入基本上也是保持同步增长状态。第四就是内资、合资企业的所得税都在屡创新高。个人所得税由于累进因素,也在不断地升高。企业效益的提升和个人收入的增加对财政收入的增收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支撑作用。第五就是财政征管力度加大。北京对征管稍加改善,来自房地产的财政收入就迅速上升到财政总收入的20%以上,这还不包括富有潜力的足球彩票这一块。实际上,通过以前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通过培育税源税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财政的总体收获期了。
如果说以前是放权让利,增发国债,现在则到了解决赤字国债问题的时候了,我也知道财政部的高层领导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非常重视目前的结构性赤字,认为必须优化赤字结构,而优化赤字结构又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在财力相对充沛的阶段,财政政策不应该急于把财政收支轧平,而应是在稳健的框架下,配合财政收支总量降低一点财政赤字规模,同时用更多的力量来优化财政赤字结构,有保有压。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问题、民生问题等,都需要花钱,收支缺口还大得很。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结构性的财政赤字覆盖政策定位,逐渐地下调财政赤字规模,但短期内不会把财政赤字全部抹平。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工作,现在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中央财政预算基金。因为从全局来说,部门要实现更有效的协调,财政就应该进入调节领域。一方面,它可以直接、间接地收敛流动性;另一方面,在顺应财政收支结构调整的情况下,可以争取财政资金更好、更有效地使用。从这个角度看,国债手段,在协调各方面利益、长期内使国债规模每年下降一点的同时,可能还会有更积极的运用。作为研究者,我感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及其决策还是很有道理的。现在既是我国的黄金发展期也是我国的矛盾凸现期,两者交叉、重叠,怎么解决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财政在其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2007年中央明确提出,所有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全部免费,2008年所有的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费,这意味着义务教育不仅没有学费的问题,也没有杂费的问题了。其实,我国还有一个择校生问题没有解决。再往下,还有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人均财政支出的概念,而是一个教育质量的概念,也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它需要通过多年的投入才可能得到缓解。例如,西藏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它的小学教育也只能做到前面三年实施流动教育点教育,但在信息不灵、组织很难到位的游牧状态下,这种教育形式很难保证覆盖到所有入学少年,其教育水平和内地相比,仍然有天壤之别。这样我们就不能不下决心把前三年的小学教育都改造成寄宿制。中央曾经咨询拉萨这种教育设施的改造需要多少钱,拉萨的教育主管领导说估计要5亿元人民币,因为孩子们进来以后,要有管理员,要有教师,这些硬件和软件加在一起,不能少于5亿元。我进一步了解整个西藏估计要多少,他认为拉萨在整个待改造的教育设施里,基础是最好的,花钱也最少,如果设施改造规模扩大,整个西藏不会少于60亿元人民币。仅仅这么一件小事,就要求中央财政今后5年每年都要拿出几十亿元的人民币,这是中央财政不堪承受的。所以,中国的很多事情要得到解决,还是任重道远的。当我咨询财政部有关西藏地区小学义务教育基础设施改造的投资缺口时,财政部认为,这么多年来给西藏的支持已经很大了,对西藏地区小学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每年都在增加,让他们感觉日子越来越好过,目前财政部能做到的只有这一点。
社会保障问题对财政收支造成的压力更大。对于医疗保障,中央的表态非常清楚,借用前卫生部部长高强的话就是,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这一表态立即就吊起了大家的胃口。因为还有住房,它也属于基本保障的内容之一。原来的经济适用房是大家最欢迎的,谁都可以拥有产权,而且房子便宜,但我个人感觉此路不通。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一旦富裕起来以后,谁都梦想有一个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在实际的购房行为模式是大学毕业以后,很多独生子女,或与父母联合出资,或者贷款,一下子购买160平方米的房子,认为这才是一个年轻人基本成功的标志,否则,他们找(男)女朋友都非常困难。所以,住房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它需要财政支撑,这个数字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此外,社会保障中还有一个低保问题,中央决定要把它推广到整个农村地区,而且2007年就有很明确的规划,其背后都需要中央财政拿出大笔的钱来开销。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
财政收支面临的压力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节能减排、降耗治污,其中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得到财政的支持。从2008年开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运行,对不同环保型企业,政府要给予不同的政策优惠和倾斜。但是,对于什么叫节能,什么叫节水,它们都需要去认定、去操作,这产生了很多的麻烦。至于具体开展业务的环保部门,问题更多,他们搞不清楚什么叫节水,因为一个企业,今年用了多少水,去年用了多少水,没法比。企业用水量发生变化了,可能是企业的生产结构变化了,也可能是生产规模扩大了,这个怎么比?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背后都需要财政出钱支撑。
最后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财政的相当投入。在“十一五”规划的区域协调部分,最突出的区域协调就是划分主体功能区。有一些地区是重点开发,有一些地区是优化开发,各个不同的区域配套有不同的政策。我个人感觉,尽管优化开发区更多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但政府的开发区需要政府的推进。政府开发区内的基础设施开发,需要有政府的最基本的保障投入,其中需要财政大量用钱的地方非常多。简单总结一句话就是,虽然现在财政收入增长强劲,但财政部门绝对不是钱多得已经花不出去,相反需要财政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多到现有的财力还远远不足以应付。
关于我的一点商榷意见,主要是向李扬所长请教并与之讨论。您刚才的分析报告里提到了财政国库的可用资金问题,我感觉现在我们国家的财政库款虽然看起来量大,但如果就全年来看,真实的状态还是财政赤字。我们每年的10月、11月,从账上看财政都是收大于支的,在更多的时间里,财政库款是相对充裕的。这里面有一个秘密,就是原来数量很大的再投资资金现在基本上都收归国库了,表现为库里资金。这个库里资金,透明度高,减少了再投资,减少了下属各部门一个劲地向政府要钱的动力,迫使他们统筹安排,把钱更合理、更快地花出去。再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库内资金只是进行一定程度的极具安全性的升值,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水平似乎还很低。现在我们的国库还没有理清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去保值和升值。从国际经验看,我至少可以提及两个例子。法国有一个专门的国库管理基金,其库存资金最低不能低于一个额定数量,好像是5亿欧元,也许是50亿欧元。如果实际库存资金高于这个额定数,国库管理基金应该尽量进行安全投资,这样既保障了安全性,也让这个资金多了一个增值的渠道。瑞典更极端,它在一个星期的最后一个小时,把所有的库存资金统统投资出去,形成零库存,最大限度地获取增值。中国和它们的距离现在还比较大。我注意到,美国地方财政的库内资金是专门请专家进行安全投资,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以后的发展趋势。当然,所有这些看起来都不是跟流动性直接相关的,而是在仍然有财政赤字的总体框架里,怎么把资金用好、用活的问题。比如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审查财政部财政收支的余额,这就给了财政库存资金短期操作的空间,我们既可以发行短期国债,配合公开市场的操作,也可以配合中央银行的票据操作等。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李扬:美国的国库管理,底库额定数是50亿美元,一年财政总收入是几万亿美元,其收入都是要逐步支用的,这样它就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据我所知,库存资金如何保值增值,这些工作我们也在做。但首先要弄明白该怎么科学看待中国的库存资金管理现实,既不要简单地用别的国家的经验来套,也不要用自己在历史上曾经有效的老模式来套。我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中国的国情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