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我想借此机会再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用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学这样一个总标题。因为我们在这样的题目下强调三个概念。第一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金融现在是全球化的，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我们成为潮流的一个部分。因此中国的经济理论、中国的金融理论研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课题是全球性的。现在中国的事情就是全球的事，全球都得益于我们的发展。中国稍微大一点的事，全球马上就有感觉和变化了，特别是金融市场马上就有反应。反过来在全球，世界上不同国家发生稍微重要一点的事都会对全球产生影响，这使得我们的课题成为全球化的课题。因此应当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中国的事。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的成果和贡献应当是全球化的。很多人看不上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研究，这要看用什么评价标准。就内容而言，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绝对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用那种所谓国际公认的形式化标准。我想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用国际上通用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学的方式。我们确定这个题目就是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全球化作出贡献。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演讲。大家欢迎！

蔡昉：谢谢李扬所长。我想讲一下宏观经济应该有一个长期视角。我从非宏观经济学家的角度，对外部观察宏观经济的发展和讨论有一些看法。

首先，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分离、脱离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长期的毛病。宏观经济学其实只讨论宏观问题，不讨论增长问题。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增长问题很重要，而且和宏观经济学不可分。比如说，最早的增长理论就是从凯恩斯静态宏观经济学扩展出去的。过了几十年经济增长问题也很引人注目，也很吸引人。像鲁克斯讲过一句话，一旦开始去琢磨经济增长长期问题的时候，我脑袋就再也不能考虑其他问题了。因此开始说把经济增长放到宏观经济学里，但是比较标准的做法还是板块结合。比如说大家都读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把周期理论搁在一个板块，把增长理论搁在另一个板块，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讲得也并不太多。过去10年、20年也有一些实证的、做模型、做计量检验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大多数是做长期增长理论，比如说增长回归，那么我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因此我构造一个变量加在我的模型里，这是一个单项的解释。但是反过来说，宏观经济中的周期现象是如何受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就很少。

真正在经济学里把长期经济增长和周期结合起来加上制度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得出了毁灭性的结论。他认为长期的增长方式不可能解决不断出现的周期性的内在的矛盾，最后必然走向灭亡。传统上跟马克思比较接近的是熊彼特，但是熊彼特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他通过提出毁灭性创新理论，实际上是认为资本主义还是有前途的，因此他也被西方经济学长期所接受。但是这个把经济增长问题和周期现象相结合的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忽略了。因此我认为这导致我们对于宏观经济问题和现象的观察力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学派就是奥地利学派，应该说它有把经济增长长期问题和周期现象结合比较紧密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现在还有传人，但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了，远远不是主流。奥地利学派对于我们最主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定义（1）过度投资，（2）不善投资，把不善投资和所谓的资源误配结合在一起。因为不善投资是长期经济增长方式所形成的，因此它和长期经济增长是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又因为误配而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因此在其中很重要的问题，起了关键作用的就是认为，生产要素价格是可以扭曲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奥地利学派才认为生产要素价格是可以扭曲的，到现在为止很多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也不太承认。我个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经济学家把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适当地拉开距离，还有可原谅之处。中国经济是转轨经济，它是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那么这种经济特征就导致了我们不具备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那些条件。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借助若干经济学领域工具，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结合，就丧失我们的竞争力。

第二点我想以中国为例对我刚才的观点做一些解释。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和短期分析主要有这么几个假设：（1）劳动力短缺；（2）由于劳动力短缺进而资本报酬是递减的；（3）没有系统性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现象；（4）技术进步或者TFP的改进是经济增长过程内生的东西。在这种假设之下它的经济增长没有系统影响周期问题的内在机制。尽管一些学派也说，它会通过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周期，但是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周期理论分离的传统是说没有这个影响机制。因此说，如果一旦有经济周期问题，很自然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问题，或者货币供应量的问题，这是西方基本的认识。很自然采用的政策手段就是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货币政策为主。

中国正好与它的假设几乎全都不相符。中国劳动力最近开始短缺，但是中国劳动力是过剩的，中国资本报酬长期以来没有递减效果，而且要求报酬还很高。这是很多人难以解释的现象。我们生产要素价格系统是扭曲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土地价格扭曲，资本价格也是扭曲的。但是我们在逐渐改善。同样，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大概在1990年代之前，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有所改进。但是在那之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在这些假设下我们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内在技术进步的需求。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我们再去应用西方简单分析周期的理论，简单采纳西方宏观调控的一些工具，我觉得就有问题了。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周期问题，不仅仅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问题，甚至主要也不是货币供应量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内生在长期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机制和经济结构中。

第三个观点我想讲讲，如果我们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也想把长期视角和短期周期性问题结合起来的话，我们还缺哪些知识。

一是对于中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增长要有的独特认识。也就是，我们不是从托马斯、哈罗德—多马模型套的那种经济，而是对客观运行的中国经济增长我们怎么认识。当然我们的概念还可以介入。我们是在二元经济无限劳动力供给情况下，这是西方没有的。还有我们是一个转轨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已经开始了转轨，而且走出了很远，但也没有完全实现转轨。因此我们非常典型的就是在两个中间，就是真正在转轨过程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中国一些特殊的比如说政府干预的特征，这些特征实际上导致了中国特定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因此说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中共十七大也特别强调了，说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至少要知道我们实现的什么转变，从哪转到哪，从什么转到什么，用什么方式来转，等等，这些东西都让我们认识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过程，这是一个方面。

二是认识中国宏观经济需要有什么样的知识背景。我们要知道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变量，就是人口问题。最近我看到一个日本的研究单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做的未来50年亚洲经济的预测。它说我这个预测是反传统的，主要就一个变量，就是人口。它提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说人口变量的不确定性最小，也就是说你看任何其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都是可以变的，资源禀赋的问题是可以变的，能源供给是可以变的，甚至政治体制、战争、自然灾害等也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相对来说人口是比较稳定的。第二个原因是说预期人口有比较大的变动，是可预期的变动。也就是我们人口学家讲的，人口转变这种模式是有规律性的。前边的国家那么走过，后面的国家也这么走过，以后我预期那些欠发达的经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会这么走。我再加上第三个方面，因为人口有规律可循，那么在它基础上建立经济宏观长期认识就是相对可信的。但是我们不可能作出很精细的预测。

我顺便讲一下人口的特殊规律是有价值的。我们也知道马克思有一个人口理论。马克思的人口理论最正确的地方，高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内生于制度本身，就是人口内生于经济本身。现在所有有关的理论，归根到底还在于马克思和马尔萨斯那个时代的理论进步。在中国我也认为把经济增长、人口放在比较正确关系中处理的是毛泽东，而没有真正认识这个问题的是马寅初。马寅初没有看到人口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因此遗留了一些问题有待于我们今天研究。因此我认为认识中国经济增长要懂得人口学，更要懂得中国的人口问题。

三是如何认识中国宏观经济。我们对当前经济，大家都说冷了，热了；过了，没过，等等。我觉得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必须要判断的是中国的发展阶段。也就是相对于中长期增长发展问题来说，我们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要素禀赋是什么样的，我们经济增长模式处在哪种特殊的类型之中，等等。作出这样的判断以后，才有利于我们认识宏观经济中比较短期的周期性的问题。所以我主要是提出问题，没有答案。希望大家能够给出更好的回答。谢谢大家！

李扬：中国现在很复杂，决定我们经济现状的有很多因素，简单地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他说周期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在所谓主流经济学里周期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分开的，但是恰恰在中国，这些东西是共同作用于我们现在的经济的。而且我自己认为这样一些长期因素现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于短期的因素。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会有长达几十年“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格局出现。只要是认真负责的、科学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解释不了中国。我们有一些人拿一点什么东西马上就说能解释。我们不多做评论，我们应该好好地听听蔡所长的意见。他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是我们今后要加强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