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的分析说明，“肯定性行动”的实施效果还是显见的，这也是该项政策获得美国从官方、学界到民间大批人士支持与认可的重要原因。然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认为当时的EEOC要求那些曾经有过歧视行径的雇主放弃“择优录取”原则，转而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来招募雇员的做法，可能会造成与少数群体成员资历相等甚至更高一些的白人遭受“反向歧视”（Discrimination in Reverse）（Blumrosen，1968：489）。这种怀疑很快变为现实，并在1978年的Bakke案中引致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到普通民众的大辩论。此案宣判之后，种种质疑之声非但未能告一段落，反而随着更多带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激烈。“肯定性行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呼声之大直接影响了各州政府的决定，最终导致部分州内带有明显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终结。与此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也宣布，今后对所有涉及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带有族群意识的行为适用司法上的“严格审查”标准。此后，凡是带有族群意识的“肯定性行动计划”都需经过小心谨慎的设计。“肯定性行动”步入了“平等时期”。然而，那些积极拥护具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人们很快站出来，指出现行计划的实施效果远不如前，提出应该恢复先前计划，而现行计划的拥护者们则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

美国学界一提到有关“肯定性行动”的讨论，往往会用到“充满争议的（controversial）”“contentious（引起争鸣的）”“爆炸性的（explosive）”这类形容词，甚至还使用到“灾难（disaster）”这样的词（Tierney，1997：165），可见，这种讨论往往演变成激烈的对峙。在这些辩论中，“反向歧视”不过是“肯定性行动”在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社会影响之一，该项政策可能引致的“污名化”与“族群关系”问题，也往往是争论的主题。美国学者大多分成两派，分别运用理论分析、逻辑梳理或实地调研的方式，或力图证实这些社会影响并不存在或至少影响不大，或想方设法找到这些社会影响的存在合理性，或努力证实这些社会影响非但不可忽视，而且还违背了美国社会的基本准则。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站在中立的角度，不以得出明晰的结论为目的，深度分析该项政策的社会影响。在本部分，笔者拟通过全面分析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1240014，并结合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族群细分数据，深入探讨如下问题：①这些社会影响究竟是什么？②关于这些社会影响的争论焦点与依据是什么？③引起这些社会影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澄清的是，美国社会争论的到底是哪种含义上的“肯定性行动”。虽然各项研究对“肯定性行动”的定义不同，但引起争议的显然是“优待时期”那种带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不过，笔者出于三方面的考虑，未明确界定这一政策：①在普通民众的观念中，“肯定性行动计划”基本上就等于是优待制度，或者说是配额制度。尽管这是一种误解，但美国学者的研究却往往接受这样的观点。②不少学者在实证调研或论述的过程中，并不明确界定“肯定性行动”。③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现在，无论“肯定性行动计划”是否带有配额性质或按比例进行，都可以归结为带有族群意识的行为，而所有这类计划，就算能够通过“严格司法审查”，也会招致那些因天赋身份未被考虑的成员的不满。因此，在本部分，笔者将模糊性地使用“肯定性行动”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