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对美国这一持续时间长达50余年的政策分析就到尾声了。在本书中，笔者不但阐释了“肯定性行动”从缘起、出台、发展到变迁的全过程，而且分析了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政策发展到中后期，因带有明显的族群意识而造成的种种社会影响。在本书的最后章节，笔者专门结合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分析了“肯定性行动”对中国民族优惠政策的正面启示与反面教训。

诚然，书中谈到不少“肯定性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与具体操作方式，但本书的重点并不在此。毕竟，中美国情有很大的不同，即使美国模式能够给我们提供些许借鉴意义，但也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回顾与分析“肯定性行动”的各种法律性文件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权力机构在处理族群问题时，是如何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地解决问题的。这种思想方法与“实事求是”的思想十分契合1240046。这里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书中所提到的系列“反向歧视”案件。在“肯定性行动”尚处在“优待时期”时，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本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对看似相同的案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决。此外，在“肯定性行动”的变迁过程中，联邦政府的态度也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变化，从Eisenhower在二战时关注黑人雇佣歧视问题开始，到Kennedy总统颁布《10925号政令》，再到Nixon政府痛下决心，使用“数字型目标”和“时间表”来维护少数群体成员的利益，这一从“维权时期”到“优待时期”的转变过程，与当时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随着《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社会上公然的种族歧视现象日渐减少，各族群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逐渐缩小。而与此同时，因政策执行机构将“肯定性行动”简化为“配额制”所引起的反对之声鹊起，于是Clinton政府在进行详细的调查之后，提出了“修正而不停止”“肯定性行动”的新导向。试想，如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联邦政府不顾人们日益高涨的取消优待性政策的呼声，仍坚持不变地对少数族群成员予以硬性配额性质的优待，结果就可能导致族群关系恶化。“肯定性行动”的变迁本身就说明，美国官方机构在处理族群问题时采取实事求是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另外，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肯定性行动”发展到中后期，引发了官方、学界和民间的激烈争论。直至今日，有关争论都没有结束的趋势。这既是因为“群体对群体”的优待违背了美国人人平等的原则，更是因为“肯定性行动”本身会引致“反向歧视”和“污名化”之类的社会问题，甚至会破坏族群关系。开弓没有回头箭，“肯定性行动”发展到现在，已不可能回到从前。并且，随着美国各族群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族群关系的变化，这项政策将何去何从，联邦政府对此也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为了避免族群关系的恶化，也为了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各项“肯定性行动计划”抛弃了原来的带有配额性质的措施，变得愈加灵活。同时，政府的管理成本也越来越高。这样的变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并且，从长远来看是利大于弊的。

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运行至今，已有数十年。在这期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优惠政策到底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进行调整，既是政府，也是所有民族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希望这本书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翔实的资料。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了现代化进程。在整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让少数民族成员和汉族成员一起，同生共存，共同发展，走向共同繁荣，的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同汉族一起走入现代化，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王凡妹，2014b：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