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中国传媒业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因素，需要充分理解“+互联网”模式与今天的“互联网+”模式：“+互联网”是单纯驾驭与运营互联网，而“互联网+”则是一种社会重组。社会通过信息和信息传播相连接，任何一种传播手段、传播资源和传播渠道的革命性改变都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资源和社会元素的重组。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已然成为构造传媒新领域的结构性力量，互联网逻辑成为传媒业的“操作系统”。

今天在以社会关系为渠道的“互联网+”平台上，唯有依靠关系要素和场景要素才能更好地解决渠道失灵问题。大众传播已有人际传播的品性，是以人为本的传播规则的建立，互联网也有人际传播的属性和规则，提升价值、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是对传播产品吸引力和关系要素的构建。对于场景要素而言，互联网传播随时随地处于某个场景，场景的多样化对传播的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

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表层的、易见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发生极大改变；第二，深层的、隐形的影响，使得社会各领域的结构都发生重组和改变。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程度：第一，社会的政治与社会体系以及所处的社会阶段；第二，新媒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作用；第三，新媒体的发展程度、使用者所占的比例以及媒介素养；第四，管理新媒体的能力。

——洪浚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传播学系终身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城乡关系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关系，在《宪法》中体现的城市与农村关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联盟关系。乡村是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所在，是近现代革命与变迁的焦点，是当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前沿，更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当代中国新形式的城乡互哺关系和工农联盟以什么形式实现，正是目前乡村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国革命遗产、“南方理论”，包括西方反种族主义理论家和北美原住民理论家的学术思想，在不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劳资关系的前提下，关注全球语境下的殖民关系和本国语境下的城乡关系以及生态视角下的人与自然关系，以此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提供了文化与传播方面的理论基础。

——赵月枝（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提高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需要在对外传播中掌握话语权，中国的对外宣传报道应注重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好的故事能够通过其特有的感染力发挥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功能，新闻报道要学会巧妙使用故事化的报道方式，在戏剧化的展现中，引导人们共同参与，向善向好。

——郝晓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国际SSCI《亚洲传播学报》主编）

选择何种调查研究方法以及如何进行研究影响一项研究的有效性和可信性，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在大众传播领域尤为重要。目前，调查法在研究中的运用呈现出三大变化：第一，尽管自填问卷和电话调查的方式占很大比例，但网络调查模式正在快速增长；第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上的二手数据不断增多，但研究者仍然更倾向于通过调查法来获取原始数据资料进行研究；第三，调查反馈率呈降低趋势。一个成功的调查研究必须具备交叉学科的知识，包括统计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项目管理的方法。在从事调查研究时研究者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样本容量的定义问题；第二，数据收集问题；第三，抽样方法问题；第四，回收率问题。

——哈筱盈（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主编）

作为现代服务业成长的奇迹，中国现代会展业的兴起得益于开放型经济的建设。会展活动使得不在现场的第三方成为在现场的“我和你”和“供需双方”的关系，可以满足加工业、服务业等多种需求，在为主办方的创造性活动提供空间的同时，也拉动相关服务业成长，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和服务业繁荣。当前，中国会展业正是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状态中发展。

——张敏（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会展传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