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我从加拿大回国，在我的老家浙江省缙云县河阳村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社会调查，结合本次调查研究，我谈谈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提到新媒体，众所周知，“新”与“旧”是相对的，今天的“新”很可能就会变成明天的“旧”，而昨天的“旧”曾经也“新”过。在这次的社会调查研究中，我带的一个团队进行了将近200人次的访谈。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们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当今的新媒体，而是回忆他们当年看电影、听有线喇叭的情景。当年，大家点着篝火去迎接电影放映队，在辛苦的劳作后还乐此不疲地走几十里山路去看电影。那时候的新媒体、社区文化，或者说人们对媒体的接受方式，可能比当今的手机等新媒体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所以，“新”和“旧”是相对的概念。

新媒体也好，旧媒体也罢，都是在特定的权利关系中产生的。例如我们今天所讲的新媒体——网络媒体，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资本力量在扩大，公共力量在缩小，公共领域也在缩小，实际上贫富差距在不断加深。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入新媒体很可能不是抚平社会的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而是放大了社会的不公和不平等。我列举一个我在这次调研中亲历的实例加以说明。当前，国内正在发展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平移，收看电视要收取有线电视费，许多农民因为负担不起这笔费用而用小锅盖来代替机顶盒，但这样一来，许多电视节目甚至连一些本地新闻都收看不到。更有甚者，因负担不起小锅盖的费用，干脆就不再看电视。随着有线电视的数字化，我们的媒体制度更加商业化，媒体营利动机更强，此时就有一批人被“甩”到了数字化信息社会的大门之外。新媒体就是在这样的权利不公的语境下介入的，它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我们在研究新媒体时，尤其是在研究新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时要格外关注这些视角。

新媒体崛起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贫富不公加深的过程，也是族群族裔之间矛盾不断加深的过程，更是环境生态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信息经济并不是一个干净的经济，它虽然离开了工业化的烟囱，但实际上新媒体本身带来的环境污染同样非常大。新媒体更新换代速度快，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台电脑、多少部手机被废弃。新媒体的生产、组装大部分是在中国进行的，组装完成后留下的电子垃圾被就近解体，对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例如浙江的淘宝村，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开网店发财致富，但实际上在通过网络媒体获得财富的时候，也带来了环境的贫穷，这两者是相互的。

我们是传播学者，也是媒体学者，我们在谈到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时很可能就会把媒体放在前面，把社会发展放在后面。但是在我这次的调查研究中，对村民们而言，就新媒体与社会来说，社会才是第一位的，媒体是次要的。他们讲得更多的是村庄里的传播，讲到干群关系，干部和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他们并不在乎是不是通过新媒体进行交流，而是在乎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权力关系。虽然我们把新媒体当作出发点，实际上对村民们来说，社会才是他们最重要的切入点。例如我们针对“手机、电脑等新媒介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对一个村庄进行访谈时，有村民就认为新媒体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村里的学校重建起来。另外一些村民认为，有了电脑等新媒体，孩子们就更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当然，这些都是非常草根的理解，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从基层、从草根阶级出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我之所以回到村庄研究新媒体是受一条新闻的影响。这条新闻是关于浙江省缙云县新界镇发生的一起几个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事情，而其中一个青年正是我老家村庄的青年。这条新闻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新媒体能给个人带来思想解放，给社会带来发展，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几个青年会看不到希望，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网络到底给人们、给社会带来了什么？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我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无论是农村的空心化，还是文化价值的失落，这整个过程都与新媒体发展过程相同步，我们在研究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时不能忘记这一事实。

总之，我希望通过研究和观察，对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与思考。我们的研究要具备传播与社会的问题意识，实际上，这是整个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任何一个新兴媒体的出现都会带来解放。当前的移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会对社会的解放，对社会的平等、公平正义带来哪些改变？这是需要我们严肃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