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鼓”之称到“本滩”之谓，沪剧经过了一个被迫改名的阶段；而从“本滩”之谓到“申曲”之名，沪剧则做出了自觉改名的行为。这是因为，本滩与各地滩簧虽然声腔体系相同、许多剧目类似，但在进入城市以后，本滩吸收了大量滩簧剧种以外的艺术营养，尤其是话剧、电影等西洋艺术品种的滋养。

早在1914年，施兰亭和邵文滨联合马金生、胡锡昌和陈秀山等本滩名艺人，共同发起成立“振新集”，这是沪剧有史以来第一个各处班社自发形成的行会，旨在加强团结、维护权益和行业自律。“振新集”倡导“本滩改良”，提出继续提高本滩艺术水准，并首次提出要以“申曲”取代以往“东乡调”“花鼓戏”和现行“本滩”等一干称谓。尽管“申曲”称谓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被普遍承认和应用，但这第一声召唤，激起了本滩界对于树立自身艺术品格的自觉。剧种名称的重新确定和统一，使沪剧与其他滩簧剧种拉开了距离，使剧种的品质和风格得到彰显，也使人们辨识起来更加容易。

施春轩

时至20世纪30年代，申曲演出日趋兴旺，申曲名角层出不穷，除筱文滨外，还有施春轩、王筱新、刘子云等。施春轩带领的施家班，王筱新的新雅社，刘子云的子云社，与筱文滨的文月社总体实力接近，特点、优势各异，市场影响相当，此四者被称为申曲的“四大班社”。四大班社在各种游乐场献艺，在各家电台唱戏，并分别灌制唱片，可谓群雄竞逐、各领风骚，吸引了大批观众，扩大了自身影响。

在四大班社中，由筱文滨和筱月珍领衔的文月社实力最为雄厚，班底最为扎实。文月社起初是在西藏路、延安路路口的恒雅书场演出，近500个座位的场子居然天天客满。1931年大新公司开设“新世界”游乐场，文月社通过王筱新疏通关系，得以进驻“新世界”。筱文滨和筱月珍不负所望，不久便将“新世界”的市面唱得红红火火，好不热闹。由于演出极为兴旺，文月社很快被流氓头子黄金荣相中，于次年被请到黄金荣把持的上海最大游乐场“大世界”演唱一年。

在“大世界”，文月社每天分日场、夜场演出，日场从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半，夜场从晚上六点半至九点半。“大世界”里的申曲场子每日售出三四百张坐票，更有许多站票。初进“大世界”时，文月社主要演出老戏，往往将一部“大同场戏”分成若干段落，能连续演好几天；每当唱到剧情紧要关头，就“卖关子”吊住观众胃口，这与京剧的“连台本戏”如出一辙。一年演罢，文月社名声更是大涨。

1935年，文月社再次进驻“大世界”演出。此时施家班和子云社也进入“大世界”，三个申曲班社在一个场子里轮番亮相，各演两个小时。这种同场竞演、互相比拼的场面，在本滩时期从未出现。在让观众觉得新奇、纷纷前来观看的同时，各家班社在激烈的较量面前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不断提高演艺水平，由此形成了“观众享了耳福和眼福，班社提高了水平和收入”的双赢格局。

1936年，文月社在黄金荣邀请下第三次进入“大世界”。这次，“大世界”为文月社开出了更优厚的条件。场方在四楼围起一个专供文月社演出的大场子，并允许文月社在四楼单卖两角一张的门票，收入全归文月社，条件是演员薪水全部自负。由于牌子响、观众多、票房好，文月社对此欣然接受。此次演出，文月社在剧目上做了文章，不再像上两次那样一味演老戏，而是将许多风靡当时的弹词书目改为申曲演出，让观众得到更立体、更丰富的视听享受。《珍珠塔》、《双珠凤》、《三笑》、《十美图》、《玉蜻蜓》和《火烧百花台》，不仅让申曲观众耳目一新，而且吸引了大批弹词听众前来欣赏。

筱文滨

作为申曲时代标志性人物的筱文滨，将文月社三次带进“大世界”，在满足观众需求、应对同行竞争、开拓演出市场、吸收其他剧种营养的同时，充分发挥创新意识，推出改革举措，在自身技艺和申曲艺术两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筱文滨自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派”唱腔，并在伴奏上增加了唢呐、锣、铙钹等吹奏、打击乐器，使伴奏音乐层次更加丰富、塑造人物和演绎剧情的能力更强。本滩时期，伴奏是与演员同台的。当时由于乐队人数增加，为不影响演员上场、下场，筱文滨在“大世界”舞台两侧各搭建了一个小阁楼，一边放置打击乐器，一边专事“吹、拉、弹”，演出开场曲也从《三六》《行街》等江南丝竹改为颇有气势的《将军令》，大大增加了伴奏乐队的艺术表现力。

在四大班社的竞争中，文月社最强劲的对手是由施春轩领衔的施家班。施家班在上海本就很有名气，又曾北上天津巡演并获成功；施家班声名大噪，引得各家游乐场慕名竞相来邀，有难以分身之憾。其中，“大世界”和“聚宝楼”的实力和开出条件在伯仲之间，双方志在必得，互不相让。见此情状，经过权衡，施春轩与两家游乐场最终商定采取“同日先后演出”的方式进行合作，施家班以辛苦换来的成果，是同时进入了两个较大的游乐场。

由于观众众多，“大世界”的场子常会有三四个申曲班社同时演出。除文月社和施家班外，王筱新的新雅社和刘子云的子云社也是常来演出，形成四大班社同场竞演的热闹局面。为了彼此区分以争取更多观众，四大班社各显其能，纷纷在剧目、表演、宣传等方面确立风格，树立形象。文月社打出“儒雅申曲”旗号，施家班以“文化申曲”为目标，新雅社追求“高尚申曲”，子云社则以“改良申曲”为圭臬……从这些名目中，人们多少可以看到四大班社“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艺术风格和文化追求。比如《陆雅臣卖娘子》一剧，筱文滨及文月社的演出讲究唱腔韵味醇厚、中规中矩，施春轩及施家班的演出则注重生动逼真、幽默诙谐，同样令人百看不厌，回味悠长。

四大班社的竞技场不仅在各大游乐场和戏院之中，还在各家电台中。在开拓电台市场方面，筱文滨同样是领先者。他敏锐地发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电台深受人们喜爱，认为申曲若能利用这种现代传媒手段，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筱文滨的演唱首先出现在一个名叫“三善堂”的电台，唱段随电波播撒四方，引发听众轰动，他们纷纷要求电台播出更多的申曲节目。筱文滨认为，过去文月社出钱在报上做广告，效果虽好却需不少资金，如今自己在电台做广告，不仅不要钱，还能有收入，这样的好事应该尽力去做。于是，筱文滨辗转于各家电台播音室，越唱越多、越唱越长，以至于每天演唱达六七档之多。为了扩大业务，电台新招频出，开辟了请听众点播节目的专栏，又为申曲加强与观众交流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在筱文滨的身体力行和带动下，“唱电台”成为文月社社员们的一项重要业务，许多人通过“唱电台”更有名气，成为市民熟悉和喜爱的明星。

施春轩“唱电台”虽然起步稍晚，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愿为施家班安排档期、播放节目的电台不断增加，最多时居然有华东、亚声、国华等十余家。火爆的节目播出引得商家竞相前来，如亨得利钟表行、茂昌眼镜公司、老九纶绸缎局等沪上著名商家纷纷出资，专请施家班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其中，华成烟草公司显然更有创意，用香烟空盒即可点唱申曲名家名段。听众只要向电台交上公司旗下“美丽”牌香烟空壳，便能点播，而且还能获得奖励。一个月后，“美丽”之果落在施家班，施家班成为观众用香烟空壳点播数量最多的申曲班社。施家班收获的香烟空壳太多，只好雇了几辆黄包车送到华成烟草公司，换得奖金若干。其他两个班社见状不甘落后，相继登陆电台。王筱新的《游码头》在电台播出以后，成为人们到处传唱的流行唱段；王雅琴凭借优美的嗓音顿时走红，而子云社所擅长的时装剧也借此扩大了影响。

王筱新（左）演出《游码头》

堂会演出也是各家班社的竞争焦点，四大班社各凭自己的大牌明星和拿手节目招徕生意。演员们在游乐场和戏院、电台、堂会之间四处奔波，十分辛苦。特别是筱文滨、施春轩，他们既是名角，又是班主，一天往来七八个场地乃是家常便饭。

与文月社不同，施家班在“大世界”实行的是包场制，即按演出场次取得包银。按照场方的规定，施春轩每场戏都要出演，否则会面临被扣钱或废约的惩处。有一次施春轩因唱堂会延时，等到赶回“大世界”时，《卖冬菜》早已演了过半，距散场仅有20分钟。施春轩左右为难——此时上场，会将剧情打断，弄不好会引起观众起哄；不上场，就算违约，可能面临场方重罚，于班社不利。施春轩急中生智，想了一个应对的法子。他匆匆化了个淡妆，穿上简单的彩衣上场，与“女顾客”搭起戏来。他扮成一个原剧并不存在的顾客，先劝“女顾客”不要买，后又临时编词对卖冬菜的“小贩”唱道：“你的冬菜不新鲜，我昨天买你上了当。”“女顾客”和“小贩”心领神会，加以配合。短短几分钟的即兴表演，不仅使施春轩免于违反场方的规定，又使观众看到了精彩的演出。观众沉浸在剧情和表演之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当场看出破绽。

鉴于“并存共荣”的共识，四大班社在激烈竞争的同时着意加强自律与彼此的合作。例如遇到客户摆阔，同时邀请几个班社唱堂会时，几个班社相互谦让，配合默契，齐心协力唱好一整台戏。各个申曲班社相处融洽，很少发生恶性竞争，在当时的上海演艺界被传为美谈。

1934年11月，在申曲界各方人士的协力下，一个更大、更新的行业组织——“申曲歌剧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的会员有300多人，推选筱文滨担任理事长，施春轩、王筱新和刘子云等人任常务理事。与20年前邵文滨、施兰亭组建的“振新集”相比，申曲歌剧研究会要正规、完善得多。从研究会的章程看，共分8章32条，从剧目演出的改革到对失业艺人的救济，都有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

研究会成立以后即开始了剧目的整顿清理工作，先是宣布停演《王长生》《何一帖》等八个低俗的剧目，后在中央大戏院和新光剧场举行了旨在增强申曲界团结、扩大剧种影响的“四班大会串”。会串由四大班社担纲，演出剧目包括《陆雅臣》、《借黄糠》、《赵君祥》和《羊肚汤》等，角色经过精心安排，从中可见四大班社名角互谅互让、团结协作的精神。除了确保筱文滨作为儒雅小生的舞台地位，其他名角不计得失，生、旦、净、丑要啥演啥，人人卖力，个个精彩。尽管此次“四班大会串”的票价由单独班社演出的三角提高到八角、一元，但仍挡不住观众争相买票的热情，戏院外车水马龙，戏院内座无虚席。研究会在1936年又组织了第二次“四班大会串”，各路名角联合演出《白蛇传》，再度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大会串”的演出方式成为沪剧演出的一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