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剧在农村，直接表现乡村生活；沪剧在城市，直接表现都市生活。与时代、社会同步，与观众同步，是沪剧迎来一个又一个巅峰期的动力之源。进入城市以后的本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从文明戏和话剧中不断吸收题材、创作、演出、舞美的营养；到了申曲时代，出现了戏曲剧种中在剧目选择、艺术手法、审美特质上最接近话剧风格的“西装旗袍戏”，从而完成了从田间小戏到都市大戏的升华。“西装旗袍戏”所需的现代综合舞台艺术，对申曲时代向沪剧时代的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西装旗袍戏”在沪盛行20多年，不仅为沪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黄金时期，且使沪剧成为三四十年代城市文化的标志性艺术品种。在当时的上海，沪剧完全可与京剧、话剧、电影等分庭抗礼，各领风骚。

早在1921年的“本滩”舞台上，就出现了一台由丁少兰、孙是娥主演的时装戏《离婚怨》。该剧取材于上海城里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故事。商人陈桂生的妻子何氏，爱慕虚荣，与人私通。陈桂生经商失败，何氏便吵着要和他离婚。离异后的何氏愈发堕落，掉入“拆白党”陆子琴的陷阱中，最后因家财荡尽被无情抛弃。何氏回到娘家，遭到父母斥逐。陈桂生此时在米店打工，因为人忠厚、办事勤勉而被店主赏识，招为女婿，家境日益兴隆。一次陈桂生上街，巧遇流落街头的何氏，念及旧情，赠其钱财。何氏悔恨交加，投河自尽，死后化作厉鬼，活捉陆子琴雪耻。《离婚怨》由沪剧名家刘子云编成幕表戏公演，而这个故事的叙述者，正是文明戏演员范志良。

在大量土味很重的对子戏和同场戏中，突然出现这么一出衣着时髦、谈吐新潮的剧目，顿使人们欣喜好奇，演出一炮而红，看客盈门。《离婚怨》由此成为“西装旗袍戏”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沪剧与文明戏的首次成功合作。

眼见本滩时装戏如此卖座，便不断有文明戏演员加盟本滩班社，开始编写幕表戏。本滩艺人对文明戏演员十分尊敬，称他们为“说戏先生”。在这些“说戏先生”中，宋掌轻对于沪剧西装旗袍戏的成型、成熟可谓居功甚伟。

1924年，本滩“花月社”在“小世界”游乐场演出，见隔壁演出的文明戏《恶婆婆与凶媳妇》甚是卖座，便邀该剧编剧宋掌轻将此剧改成本滩。

《恶婆婆与凶媳妇》中，都市女性徐婉贞温顺善良，幼失双亲，嫁与郑仲青为妻。婆母周氏生性凶悍，对她百般虐待。仲青得病，周氏归罪于婉贞，将其驱逐。婉贞无奈，投奔夫舅周仁骏处栖身。婉贞的同学蒋剑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托人做媒，嫁给了郑仲青之弟郑幼青，与婆婆周氏抗争，痛殴周氏并驱逐之。周氏逃到胞弟家中躲避，婉贞改扮女佣，尽心服侍。周氏知情，十分感动，幡然悔悟，婆媳重归于好。改编后的本滩不但用亲切的方言、自然的表演更为贴切地表现了当时上海的婆媳矛盾，更首次在本滩舞台上成功演绎了一位“五四”时期的女学生的形象。文明戏只说不唱，而本滩则是连唱带演，其上座率很快超过了同名的文明戏。

1924年5月，宋掌轻又应新兰社之邀，将电影《孤儿救祖记》改为本滩。继1921年本滩与文明戏结缘以后，又与电影攀上了亲。4年以后，宋掌轻也由文明戏正式转行专事本滩编剧。他于1930年将小说《啼笑因缘》、电影《何处再觅返魂香》改成同名时装剧，又把文明戏《新仇旧恨》改编为《女单帮》。宋掌轻的剧作除了改编各类名著外，还多从社会热点新闻选取素材，如1935年的《阮玲玉自杀》，就是取材于电影明星阮玲玉自尽的社会事件。

宋掌轻编写的幕表戏，情节紧凑，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许多成为“西装旗袍戏”的保留剧目。《女单帮》的故事写了再编，编了又演，一连编了六本之多，观众蜂拥而至，演出欲罢不能。宋掌轻集编剧、导演于一身，他不像别的“说戏先生”那样，只向演员笼统介绍一下剧情和人物，而是像说书艺人那样，既讲故事情节又剖析人物内心，时常连人物的面部表情和动作细节都分析得十分细致，使艺人们觉得“有戏可做”。加上宋掌轻满腹掌故，知识渊博，深得艺人推崇。

剧目受欢迎，意味着需求就大。一出戏就算再精再好，若是不翻花样老演下去，将很快令人腻烦。为了尽快、更好地创编新戏，申曲班社纷纷引进了更多的“说戏先生”。文月社聘请的徐醉梅、王梦良和范青凤三人，各有所长，各拥佳作，号称“三顶小帽子”，是仅次于宋掌轻的较有名的编剧。

徐醉梅将宋掌轻的《恶婆婆与凶媳妇》再度改编为《贤惠媳妇》，老戏新排，勾起了观众的怀旧情绪和好奇心理，连演连满自不消说，还招来电影公司寻求合作。1938年，文月社受五星电影公司之邀将《贤惠媳妇》拍成电影，这是沪剧史上首部电影，徐醉梅仍任编剧，筱文滨集导演、主演于一身，加上沈桂林、杨月英、筱月珍、凌爱珍和邵滨孙的辅佐，他们组成强大的阵容。影片在南京路大光明影院首映，巨幅广告造足声势，取得极高的票房成绩。徐醉梅还将电影《胭脂泪》改编成《妓女泪》，同样大受欢迎。

沈桂林、杨月英、筱月珍、逄爱琴演出申曲《贤惠媳妇》

王梦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空谷兰》，由筱文滨、筱月珍、凌爱珍、顾月珍和邵滨孙主演。其中，顾月珍反串少年良彦，令人耳目一新，“良彦哭灵”一段一度风行沪上。

范青凤资格更老，作品甚多，最有名的当属《碧落黄泉》。该剧于1946年由王盘声、凌爱珍和王雅琴主演，引起轰动，“志超读信”一段很快成为沪上家喻户晓、争相学唱的名段。

如同变戏法一般，从徐醉梅、王梦良、范青凤这“三顶小帽子”里“变”出了大量原创和改编剧目，加上众多名角的创造性演绎，许多剧目成为当时的时尚、后来的经典，其中许多名剧、名段至今依然流行，被后人广为传唱。

话剧、电影界人士不断加入如火如荼的申曲队伍，为申曲带来更新、更先进的艺术理念和表现手段，其代表人物有赵燕士、莫凯、叶子等人。

赵燕士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中国话剧“第一社”春柳社，参演过中国话剧“第一剧”《黑奴吁天录》；莫凯早年加盟由田汉创办的南国社，曾在电影《新女性》、《夜半歌声》和《风云儿女》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于1942年受聘于文滨剧团担任编剧。赵燕士写出名作《叛逆的女性》《石榴裙下》；莫凯则改编了曹禺话剧《原野》，还与李智雁合编了另一名剧《大雷雨》。莫凯不仅擅长写作，且能胜任导演之职，曾为多部“西装旗袍戏”执导。叶子曾随郑正秋编演话剧，受文滨剧团聘用后编有《春花秋月》《铁骨红梅》等作品。其中《铁骨红梅》一剧被田汉赞赏不已，他特地撰文向公众推荐。

施文韵

古话说：“见贤思齐。”见话剧界的“说戏先生”们博学多才、写作娴熟、屡屡成功，有些曾上过学、有点文化的演员，如筱文滨、邵滨孙等也纷纷拿起笔来，加入“西装旗袍戏”的编写阵营。由于他们熟悉剧种、熟悉舞台、熟悉市场，更熟悉其他演员，因此在创作上颇有针对性，建树甚多。施春轩是第一个将曹禺名作改编为申曲的人。1938年12月，他以幕表形式改编《雷雨》，自己亲演周萍，蘩漪则由他的妻子施文韵扮演。《雷雨》全剧演出时长达4个多小时，观众看得如痴如醉，不知时光飞逝，居然置租界当时的宵禁于不顾，没有一个舍得提前退场。戏结束时，离深夜12点的宵禁只剩20分钟，观众纷纷急奔回家，而路远的只好花大钱雇出租车。解洪元则以“羊角”的笔名编写“西装旗袍戏”，《镀金少爷》和《风流女窃》都出自他的笔下。邵滨孙则根据同名小说编演了《秋海棠》，还把电影《桃李劫》改成《恨海难填》。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推动下，“西装旗袍戏”的作品越来越多，演出越来越旺。1941年申曲正式改名为沪剧，“西装旗袍戏”势头更趋强劲，成为整个20世纪40年代沪剧舞台的主流。

盘点20世纪30～50年代的“西装旗袍戏”，剧目总数不下250出，约占所有传统沪剧剧目的一半，形成继“本滩兴旺”“申曲鼎盛”之后的第三次沪剧黄金期。借助小说、话剧、电影，凭借创新、创造、创业，“西装旗袍戏”出现了大批经典剧目，它们中的精品力作延续了沪剧本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传统，提升了沪剧的文化地位和历史价值，形成了一种足以代表上海文化的都市方言轻歌剧、时尚音乐剧。

当然，珍珠与泥石并存，黄金与沙砾同在。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某些低级趣味，部分“西装旗袍戏”的剧目不免带有强烈的小市民气息，浅薄、无聊有之，虚荣、浮夸有之，媚俗、低级有之，黄色下流也有之……不过瑕不掩瑜，“西装旗袍戏”作为沪剧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沪剧艺术上升过程中具有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其中那些表现对社会丑恶的揭示、对美好人生的追求的剧目，更是能够进入当代中国戏剧殿堂的瑰宝。“西装旗袍戏”对于沪剧、对于上海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