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学创作的现代化进程一样，都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文化背景下完成的，而中日学术交流又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二十年来，西学东渐的影响在近代学术史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1246767，而作为西学转输口岸的日本汉学的重要性似还未被充分认识。对近代以来中日间的学术交流，甚至还有罗振玉、王国维东渡日本输出国学的幻觉。事实上，罗、王二氏作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先驱，在古文字、词曲、戏剧及敦煌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无不是受日本学者的启发。不难理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比中国早启动约三十年，现代大学体制也比中国早建构三十年，日本汉学家比中国学者更早地运用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史，相比中国学界自然更具有学术影响力输出的势能。在文学领域，日本学者撰著的敦煌词曲论文、小说史、文学通史和批评史著作，都启发了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鲁迅以降的中国学人。如今，日版中国文学史对国内文学史写作的影响已有多位学者探讨1246768，而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雏形的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却至今未受到学界关注，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史向来就是文学研究中进展相对滞缓的分野，铃木虎雄的工作因此比敦煌词曲研究或其他先发的中国文学研究，更具有开拓意义和重要价值。在今天回顾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让我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