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享有广泛知名度的中国学研究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P·韩南自上个世纪中叶已经开始了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其专著《中国白话小说史》出版于1981年，中文译本则在1989年面世1246904，到今天，时光流转数十年，而这本著作以其雄厚深湛的学术蕴涵，仍然博得学界的认可与重视。

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第一部分相当于导论，在这一章里，韩南勾勒了他对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工作的轮廓与要点。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白话小说的语言形态，白话小说的研究模型，白话小说的传统与创新。这一部分作为总论，叙述得比较扼要。从而使我们可以获得有关韩南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宏观而脉络清晰的把握。关于小说的语言，韩南颇具灼见地归纳出中国小说史上文言与白话两类小说的区分与渊源，描述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二者如何并行发展又不乏相互影响的态势。他中肯地指出，尽管白话小说起源于口传文学，但是白话已经是一种书面语言，它与口语既有距离，也会受到历史久远的文言影响。更准确地说，白话与文言实为各具特色的两个书面语言体系，而两者之间深厚而内在的渊源关系，也许远远超出我们既有的认知水准。

关于研究的模型也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话题。实际上，有多少小说史研究者，似乎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从中国本土的情况来看，近代以前与近代以来自然构成两个不同的研究体系。从宋代洪迈、罗烨、孟元老、明代的胡应麟、李贽，到清代的金圣叹、张竹坡，已经确立了中国古代的小说研究格局，这就是将小说纳入经史诗文附庸的地位，在影响世道人心的意义上观照小说的精神内涵，隐隐折射出来的是一种经史价值本位；而进入近代，随着小说观念革命性的转化，小说已经跃居各种文学类型首位，发挥着前所未有而强势的社会影响。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下，研究者们的观念与研究视野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和变异。无论是鲁迅、胡适还是阿英、胡士莹，他们研究的视角、侧重点也许会有不同，研究立场却是彼此相同：都是运用西方输入的文艺理论来审视、评价本土小说。我们看到，在这些时期里，中国古代小说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始终无法摆脱先天的弱势——相比于胡应麟时代的以经史价值凌驾于小说之上，鲁迅、胡适等人所做的，不过是以西方文化价值再度凌驾于中国古代小说之上。他们的研究当然各有其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看，既然还不能摆脱先入为主的格局，已经把中国古代小说置于一个从属或者有欠成熟的层次上，这种研究也就无可避免地有其内在之不足。正是因为小说的独立性一直到近代以来方逐渐明朗化，所以上述研究者的视野局限应该属于历史的局限，也是研究者个人所难以突破的。在此意义上，韩南以及其他的现代小说研究者自然就得天独厚地避免了前辈学者的这些局限性，而能够立足于更高的观察领地，从而得以展开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对于前辈学人的观点有所突破。

中国的古代小说具有一个相当悠久的滋生、发展的历史。经历了神话寓言、史传、诸子的孕育，接受了诗词曲赋、戏曲绘画等或以文字或以形象为表现媒介的艺术形式的熔铸陶冶，渐渐成长丰满，成为一个独立的极具魅力的文学门类，捕获着众多读者的心神。韩南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西方人士，他审视中国古代小说自然是站在本位文化立场，不仅会采用西方的小说观念去裁决评判，也在把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进行着潜在性的比较。我们关注这样一部出自西方汉学家之手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著述，重要的意义之一也就是从其中可以见出不同的文化和文学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