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陈庆浩博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

访问者：刘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访谈时间：2006年8月24日

访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丽泽园

刘倩：陈先生，您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成绩斐然。早期进行《红楼梦》研究，代表作为《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爬罗剔抉，拾遗补阙，将脂评研究推向深入，冯其庸先生称赞此书是“脂评之渊薮，红学之宝藏”；20世纪90年代初，您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世德、石昌渝先生合作，共同编纂了《古本小说丛刊》，这套丛书汇总了二百余种流传海外而国内不存或稀见的明清小说孤本、善本，选目精，版本佳，在海内外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如今，您又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域外汉文学研究，在您的呼吁和推动下，已经为学界开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能一些小说研究业者不太熟悉的是，您还在敦煌学、民间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然，无论哪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研究对象基础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今天，我受《文学遗产》的委托访问您，请先为我们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陈庆浩：我的经历倒比较简单，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由钱穆先生创办，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较活跃，第一届毕业的余英时先生即是其中之佼佼者。当时我对《红楼梦》感兴趣，潘重规先生收我进研究所去做他的学生。潘公谈《红楼梦》，持反清复明说，我不太赞同他的观点，潘公也很清楚这一点。当然，潘公是认真严谨的学者，他是第一个克服很多困难到列宁格勒看列藏本的中国人，他的索隐思想，并不影响他在版本考证方面所取得的成绩。1968年我从新亚研究所毕业，正好有一个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宋代历史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Song Projet），美、日等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者都有参与，他们要聘一个中国人去参加工作，我就借这个机会去了法国。这个研究计划的最终成果是编了一部《宋辽金史书籍论文目录通检（中文部分1900～1975）》（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还有一部《宋代书录》（英法双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由于大陆在闹“文革”，台湾也还是极权统治，当年香港的学术环境也较差，考虑到法国的学术环境比较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构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我就继续留在了那里。一方面在法国科研中心工作，又和朋友在巴黎第七大学办东亚研究所，从事科研、教学和出版的工作。也就在这期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脂砚斋评语研究》。

刘倩：20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是海外红学研究的重镇之一。1966年，潘重规先生做了一次讲演，题为“红学五十年”，他认为今后红学研究的方向，一是全面影印已发现的版本资料，二是综合整理已流通的资料，强调了对《红楼梦》的文献研究，这对香港以至于海外的红学研究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一些资料说，1952年潘重规先生在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课，1966年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创办了《红楼梦研究专刊》。您是潘先生的学生，曾身历其境，亲与其事，请谈谈您这一时期的研究。

陈庆浩：首先要指出的是，开设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课，不是1952年，而是1966年。当时因我的提议，潘公在新亚书院大学部针对高年级学生开设了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课，这个课由我协助执教。选这个课的同学组成红楼梦研究小组，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红楼梦研究专刊》由我主编，刊物中署“红楼梦研究小组”和没有署名的文章大都是我写的。那时候我还参与了一些红学讨论，如与林语堂先生讨论后四十回问题、杨藏本问题等等。潘公强调对《红楼梦》的文献研究，方向很对。任何研究都要从掌握实际资料入手，都是微观的，必须要自己搜集资料，自己去整理。所以这一时期我花了很多时间将脂评重新整理。俞平伯先生是这项工作的先行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不过他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甲戌本就没有拿到。我的条件稍好一点，甲戌、庚辰等抄本已影印，又吸收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后来完成了《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一书，香港（1972）、台湾（1979、1986）、大陆（1987）三地都曾出版。如今，北京中华书局又打算在明年推出新版。

刘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的每次再版，都有修订，增加新的资料。这次新版将会有什么不同？

陈庆浩：当然还是有增订，增加许多注释，吸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体例上也会有比较大的改变。在新版中，首先排出已校勘过的批语，又标明各种不同本子批语的异同，希望使用起来会更加方便。

刘倩：您的硕士、博士论文，都以脂评为研究题目。《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的导言洋洋洒洒数万言，被认为是脂评研究中的重要文章。您认为脂评研究中存在哪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陈庆浩：我在《辑校》“导论”中大约点到了脂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我有这样一个观点，使用脂评要注意批语分期，不同时期的批语正文底本不同，也有不同的批者。目前的研究者却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随意笼统地引用脂评，这是不严谨的，以此出发对批者身份的探求，也是相当成问题的。脂评还与《红楼梦》的成书问题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我在《文学遗产》和《红楼梦学刊》发表过两篇讨论成书问题的文章。成书问题比较重要，只有了解成书，才有可能对作品作深入的评论、深入的了解。两书合成、一书多改、剪裁等等观点，其实都是一个命题，都是成书演变的一个侧面，不可能斩钉截铁地分开来讲。但是目前国内有些朋友论成书问题，讲得太实在，似乎目睹了作者的创作过程。其实我们掌握到的资料非常非常少，不可能确定脂砚斋是谁，不知道曹雪芹的同辈亲友有哪些人，讲得太实在，就只是假设，然后通过假设再推论、再假设，表面看起来头头是道，究其实不过是沙上建塔，拆开不成片段！成书方面，我将来也有文章要写，但不会讲得太实在，只能讲大致的方向，尽量推深一点。举个例子，脂评中提到过“狱神庙”，过去由于对狱神庙的建制不了解，所以曾经有过一些没有意义的猜测和争论。古代狱神庙建在监狱中，而地方监狱一般都在公署里面，古代的地方志常有公署图，监狱在公署西边，狱内就有狱神庙。因此过去虽然各县大都有狱神庙，但除非公门内的人或入过监牢的，大概都没去过狱神庙。几年前我曾在上海师范大学讲演时谈过这个问题，后来有人写成了论文，但把握得不太准确，讲得不透。以后有时间，我会将上次演讲的内容写出来。

刘倩：最近十多年来，大陆有学者就脂评研究提出了新说，认为脂本乃伪书，脂批乃伪批，都是胡适之的新红学提出来以后，有人为附和他的观点假造出来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庆浩：现存十一个带有脂批的抄本都非原稿本，而是辗转抄录的本子。个别本子标明了抄录的时间。如原吴晓铃藏（现归北京首都图书馆）的抄本《红楼梦》，因首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舒元炜序，故或称“己酉本”“舒序本”。虽然大部分没标抄录的日期，但通过书中的批语、跋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抄录的下限。如原胡适藏的“甲戌本”，上有当日收藏者刘铨福及其友人濮文暹、濮文昶同治年间的跋，书上又有写于同治年间孙桐生的批语，故此书当于同治前抄成。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抄本，则是由来华学习汉文的俄国人于道光十二年（1832）带到俄国的。其他的抄本，亦多有各种线索，可以证明是清代抄本。为了做翻案文章，将他们都说成是后来假造的，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已经离开了学术研究的规范，不值得去讨论。但这类反对的意见，也暴露出原来《红楼梦》研究的不足。红学家们都匆匆忙忙去建立自己的理论，对很多常用的基本资料几乎是无条件接受，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如对抄本形成过程的研究即如此。如今，反对的意见提了出来，红学家们就要回过头来对目前掌握到的资料作细致的研究，再谈。

刘倩：《红楼梦》是伟大的作品，研究最多，是非也多，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周策纵先生曾将自己的红学论集命名为《红楼梦案》，取其聚讼纷纭之意，唐德刚先生也曾感叹红学研究是一个无底洞。您多年从事《红楼梦》研究，对于“红学”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陈庆浩：我认为《红楼梦》研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方法论问题。我个人对近代中国的学术史很感兴趣，但中国学术史范围很大，要从具体的项目入手。我觉得“红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项目。主观方面我自己喜欢《红楼梦》，研究和自己的兴趣能结合在一起。客观方面，“红学”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显学中的一支。《红楼梦》研究，有学术界的人参与，有政治界的人参与，各色人均有，所以红学，不仅是学术思潮，也是社会思潮的集中反映。1966年我写过一篇《胡适之红学批判》，刊登在《红楼梦研究专刊》，就是方法论的反思。比如说，胡适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的，他就通过比较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差异去证明他的观点，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种方法能够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不是同一个作者，却不能证明后四十回就是高鹗续作的，胡适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就是一种方法上的缺陷。不仅胡适，很多研究者都犯过类似的毛病。现在我们已经大概知道，高鹗之前已有后四十回的稿子，他作过加工，但不能说他就是续书者。今天某些《红楼梦》印刷品、某些文学史，还继续将高鹗作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这就是错误的。从这里切入，我就发现，要研究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潮、学术方法，《红楼梦》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很多人都是先持有一个固定的观点，然后去证明它，而不是通过科学的研究，慢慢再归纳再证明。再举一个例子，《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国内一些朋友认为他是遗民，他的小说反映了民族情绪，但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他的文集，就会发现这种认识是靠不住的。有些学者在做研究时未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先入为主，清兵入关，南北民众的反映就不一样，北方知识分子就比较接受清人驱逐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报仇的观念。所以，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不仅对学术，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危险的。你接受一套想法，然后硬加在社会身上，近代中国走了很多弯路，与这种思想方法都是有关系的。

刘倩：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后，您的研究工作又经过了哪些变化呢？

陈庆浩：在科研中心，首先是要承担一些集体项目，前面讲到的宋史研究计划就是一例。我在1978年出版的《钟嵘诗品集校》是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一个成果，最近出版的《话本总目提要》第五卷（法文）也是研究项目之一。就我个人而言，我以为做研究通常是就地取材，找出这个环境中最特殊的材料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很多明清小说，所藏的敦煌卷子也相当重要。我本来就是做俗文学研究工作的，所以对这些资料都比较重视，那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度过的。我在敦煌俗文学方面的研究，可以“王梵志诗”的研究为代表。当时，法兰西汉学院出版了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王梵志诗研究》一书，汉学院院长吴德明教授（Yves Hervouet）邀我为该书写书评，促使我读了许多相关资料，发现“王梵志诗”的内容跨越了唐五代，诗风不同，反映的社会现象也不同，所以绝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作品。王梵志诗可看成是王梵志诗体的共名，这种观点大概也是我最先提出来的。

我从事古代小说研究多年，有缘至世界各地读书，所以也就有了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看不到作品，何来研究？前代学者像孙楷第、郑振铎等先生做古小说研究，都要先到各地去访书，然后才能开始研究。所以我在国外游学，就比较注意基础文献的收集与整理。20世纪80年代初，我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就倡议汇集海内外明清两代善本通俗小说，编为《古本小说丛刊》出版，既保存古籍，亦方便研究，与文学所正在编纂的《古本戏曲丛刊》为姐妹丛书。听说刘世德先生曾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谈出版的事，没谈成，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原来计划出版五百册左右，由刘世德、石昌渝二位先生和我主编的《古本小说丛刊》后来只出了四十一辑，共二百零五册，收录的主要是流传海外而国内不存或稀见的明清小说孤本、善本。这套书到现在还没做完，倒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另起炉灶，编纂的《古本小说集成》出版了五百多册。《丛刊》和《集成》所收的书，很多是重复的。以同一目标，同批材料却出版了两套书，是很可惜的。但不论是《古本小说丛刊》还是《古本小说集成》，由于受到出版主管部门的限制，都没有收入艳情小说。

刘倩：艳情小说的这部分材料，您后来是在台湾整理出版了《思无邪汇宝》，大部分资料采自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诸国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十分珍贵。一些作品，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龙阳逸史》等，都是首次面世。与此相关的是，您还主编了另一套《世界性文学大系》，这与《思无邪汇宝》的编辑大概是有关联的吧？

陈庆浩：艳情小说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约占十分之一，没有这批资料，明清小说就不完整了。这批资料，除了作为通俗小说很有研究的必要外，它亦提供当时特别的社会生活史料，反映了当时的性风俗、性心理，可以为后人研究此时期的性文化提供丰富的资料。所以从1994年到1997年，我与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合作编辑出版《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书》，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艳情小说的大结集，收集了五六十种书，所收作品超过现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思无邪》是校勘排印本而非原本的影印。我和主编《集成》的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先生，都希望有一天将这批资料影印出来，补足《丛刊》和《集成》不能收进明清艳情小说的缺憾。编辑《思无邪》的时候，自然免不了将之与国外同类作品进行比较，发现这类作品与中国情形一样，受到很大压制，真的完全开禁，也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事情；其次是艳情文学可以反映民族性，中国艳情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道教的养生观念，这与其他国家就有很大区别。其实，古代色情文学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有的国家还非常贫乏，印度的色情、性文化很发达，但艳情小说就不多。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将各国的相关资料收集起来，作比较研究，于是又有了《世界性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但也只出版了一部分，计划还没有完成。

刘倩：上面两个大的编辑工程，都是小说研究基础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正如您所说的，看不到作品，何来研究？1987年，您在韩国访书时发现了佚失三百多年的明代话本小说集《型世言》，意义重大，从此之后，我们只要提到明代短篇小说，就不能只说“三言”“二拍”，还要加上“一型”，已有好几部博士论文以《型世言》为研究对象。我注意到，您对基础文献的重视，并不仅仅限于古典小说，在民间文学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么，您对民间文学的热情又是始于何时呢？您与王秋桂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与大陆编纂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陈庆浩：我的研究工作有一个特点，都是衍生性的。俗文学的范围应该包含民间文学，过去许多小说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很多小说，就是民间的故事。唐传奇并不全部是作家的创作，一部分就是民间故事的记录。现在我们的知识非常专门，小说其实是无所不包的，要想对小说有深入了解，民间文学是不应该被遗忘的部分。明末冯梦龙，就对民间文学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编辑了很多民歌、笑话类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大陆有民间文学三套丛书，我发现台湾当时在这一领域几乎是空白。日据时代的台湾，曾有日本学者收集过民间文学的资料，但后来台湾学者很少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大学基本就没有民间文学的课程。我与台湾的朋友不断地提到，应该重视民间文学，在经济已经起飞的台湾，抢救民间文学已经刻不容缓。于是我就发起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了一些工作，其中一项就是编辑出版四十册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大陆民间文学三套丛书是在普查的基础上，有选择地选录各地民间故事，现在也还没有出完。我们编辑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则尽可能地收集20世纪初以来已经出版的民间文学方面的书籍和刊物，然后分省分民族选录而成，是大陆集成计划之前民间故事采集成果的集成，算是一种总结性研究。这个工作，有很多台湾朋友参与，也刺激了台湾民间文学采集和研究新局面的诞生。我们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有座谈，有演讲，也召开国际会议，还在《中国时报》开设“民俗周刊”、《国语日报》刊载“儿童民俗”等，目的是推动促进台湾学界注意民间文学。此后台湾的民间文学发展蓬勃，采集和研究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很可惜，目前大陆的状况又反了过来，过去对民间文学、民间文艺非常重视，现在又处于边缘化，很多中文系都没有相关的课程。训练中文系的学生去接触去采集民间故事，实际上是十分必要的训练。顺便说一句，你刚才提到了对《型世言》的研究，目前我看到的博士、硕士论文，就已经超过了十篇，很多论文用的是同样的资料，或者直说，或者反过来说，重复太多了。做研究，首先应该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资料，还要了解别人都做了些什么，然后才会有积累性的研究，否则只有重复，没有进步。

刘倩：最近二十多年，您最中心的工作是积极提倡汉文化的整体研究，开拓了域外汉文小说研究的新领域。据我所知，国内学者王晓平先生撰写过《亚洲汉文学史》一书，提出了“亚洲汉文学总体研究”的概念，他认为汉文学研究的意义，是为了思考汉字文化的趋向，以发展出面向未来的新文化。这已经比较接近您所说的“汉文化整体研究”，只是还不那么明确。汉文化整体研究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很明显，其所指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请问汉文化整体研究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将来还有什么计划？

陈庆浩：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台湾提出了汉文化整体研究，并通过学术演讲和报刊的文章传播此一观念。当时《联合报》国学文献馆馆长陈捷先教授接受此一观念，组织了“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从1986年到1995年，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等地轮流召开了十次会议。我们知道，古代的东亚存在一个汉字文化圈，这就是进行汉文化整体研究的基础。汉字除了中国人使用，越南、朝鲜、日本和琉球，在本国文字还没有形成以前，都使用汉字，产生了一大批汉字文献。后来由于语言不同和实际的需要，才在汉字的基础上发展出本国文字。但在一段历史时期中，汉文仍是朝鲜和越南官方使用的文字，日本也常用汉字写作，特别是官史、汉诗。通过汉文，这些国家吸收中国汉文化和汉化佛教，和中国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汉字文化圈，汉文化已成了这些国家文化的源流，成为这些国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到19世纪西方入侵，由于中国的衰弱、社会的变迁、民族主义的兴起等等，汉文作品在这些国家才急剧减少。东亚各国的这批汉字文献，在今天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它既不是本国研究者研究的范围，又不是传统汉学的研究对象。但基于这些资料的文字和文化背景，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应该是各国汉学者的责任，也是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责任。将汉字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做整体的研究，视野会更开阔，可做的事情也会很多。域外汉文献将扩大传统汉学的研究范围，也将扩大传统中国文化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并达成汉文化整体研究的目标。

要对汉字文化圈进行整体的研究，除了观念的传播外，最重要的是收集资料和建立资料库。就传统汉字文化圈而言，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编辑《汉籍联合目录》。韩日越诸国自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少有汉籍产生，通过《汉籍联合目录》的制作，来对诸国所保存的汉籍作一次全面的了解，也是一个总结算。我们要收集的，不只是各国所保存的本国的汉籍，也包括世界各地保存的中国汉籍。与此同时，也编写《域外中文善本书目》，配合中国已有的善本书目，就可对世界现存中国善本书有个通盘的认识。此一计划，需要世界各地学术机构及图书馆合作，正在逐步进行。过去我们已编写了《法国所藏汉喃籍目录》，又和越南汉喃研究所合作，编写并出版了《汉喃书目提要》。《汉喃书目提要》是越南和法国的合作研究计划，故以越文和法文出版。后来又有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合作，编译成汉文出版并放在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的网上，方便检阅。韩国各大图书馆，多有藏书目出版，所藏之书，汉文和韩文都清楚标示，了解韩国汉籍收藏的情况并不困难。我们希望未来能编出朝鲜汉籍联合目录。日本各重要图书馆亦都有书目，且有全国的联合目录。但这些目录将汉文和日文书混合编排，没有著明原书所用的文字，因此，了解日本汉籍的情况，非常不易。希望日本学术界能编出日本汉籍目录。

我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整理和研究，所以把汉文小说的整体研究作为实现汉文化整体研究的起点。在台湾，我和王三庆、郑阿财教授所带领的研究组与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合作，已整理并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二辑共十二册。由台湾地区中正大学、成功大学，日本筑波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合作的《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五册亦于2004年出版。由台湾台北大学中文系王国良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法国法兰西学院朝鲜文化研究所合作的《朝鲜汉文小说整理及研究计划》进行多年，已整理了部分朝鲜汉文小说，但因数量较大，仍未出版。越南和日本的汉文小说还没有全部出版。目前我们已计划和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的研究团队合作，将越南、朝鲜、日本的汉文小说全部在中国大陆出版。上海师范大学是这个计划的基地，他们负责统筹校勘等工作，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个三年计划，预计今年完成越南汉文小说，明年完成朝鲜汉文小说，后年完成日本汉文小说，总字数大约在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计划的每一项都是由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学者以及相关各个国家的学者合作完成的。这些计划，配合《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以及《思无邪汇宝》，我们已将传统的汉文小说，放入一个整体的研究架构中。以后我们还可以用类似模式来作汉文学文类的整体研究。

在汉文化整体研究的视野之下，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也值得我们去做。例如，东亚各国用汉文写的史籍，我也希望有时间整理出版，因为里面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对中国学者很重要，一些中国没有记录的事情，也可能保存在他们的史籍之中。汉文化的主流在中国，但只有通过对域外汉文化的研究，才能了解到汉文化的全部，看到中国汉文化的流传、支流文化对主流的回馈和整个文化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各国汉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了解各国汉文化的特质。我曾提出另一个研究计划：“西方列强进入东亚前，东亚各国间是如何互相了解的——以东亚国际往来者汉文记录为中心”。所谓东亚国际往来者指外交人员、学员、商人、军人等乃至漂海者，他们都去过别的国家，有的还写下汉文记录，利用这类记录，我们可以看到记录者对另一国家的印象和了解。过去我们已收集了中国越南间双方外交人员回国后所写的报告，仍待整理出版；与台北大学王国良教授合作的中国朝鲜往来部分，亦收集了不少资料（《朝天录》、《燕行录》、《漂海录》及中国人写的报告）。此外还有东亚各国往来的汉文记录。掌握这些资料，再加以整理和研究，就可以回答这个研究计划提出的问题。

刘倩：显然，对亚洲乃至于世界范围的汉籍进行调查和搜集，建立相关资料库，是将来研究的基础，其意义不言而喻。在这些计划中，让人感受至深的是亚洲各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在为这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努力。亚洲汉文学虽然随着亚洲各国现代化的进程逐渐走向衰落，但谁也割不断历史，对汉文化进行整体研究，研究汉字文化圈的历史，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那么，您提出汉文化整体研究观念的背景是什么？

陈庆浩：我生活在欧洲，这里曾经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后来慢慢形成共同市场，又从欧洲共同体发展成为欧盟，先是经济的联合，后来是政治的合作。欧盟正在不断扩大，有共同的货币、共同的议会，迟早还会产生共同的宪法。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了化解历史上国家间的纷争，超国家的区域性的合作已成趋势。人们通常所说的地球村在可望的将来还难实现，但世界板块化的局面却已形成。欧洲的和平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通过经济上、政治上的合作，一个东亚联邦，是不是也可在本世纪产生出来？东亚诸国在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到当代也还没有停止过。历史以及各种原因使东亚诸国彼此猜疑，不能合作，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地区板块的形成，最终会将这些国家挤到一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就不断呼吁东亚诸国顺应历史潮流，彼此合作，建立欧洲模式的联盟。当时我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很遥远，现在呢？中国已经和东盟很靠近了。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区域合作中得到新的解决。

汉文化整体研究的观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来的，我认为东亚地区未来将成为一个板块，而共同的汉字文化，将使这种合作基础更为稳固。由经济联盟逐渐发展到政治联盟，除了地域的因素、经济的因素，还有文化的因素。欧洲和北美都以西方文化为基础，而汉字文化则为东亚诸国的共同文化基础，儒家经典、汉化佛教、李白和白居易的诗文、传统节日等等，都是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内容。对各国汉字文化的研究，当然有助于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必将促进未来的合作。虽然区域合作最重要的是经济，但我觉得文化也可以在其中起重要作用，汉字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础，过去虽然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交流障碍完全可以通过“笔谈”来解决。作为文化人，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文化研究。我衷心希望不同国家的人民联手合作，抛开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当代欧洲为榜样，建立一个以汉字文字化为基础的、和平繁荣的东亚。

刘倩：陈先生，感谢您接受《文学遗产》的访问。从最初的脂评研究，但今天的汉文化整体研究，您的学术活动可以概括为一个“博”字。尤其是汉文化整体研究，它不仅开拓出一个宽广的学术区域，更关乎理想。学问要踏踏实实地做，但一个优秀学者真正的素质显然不止于此。这是我个人此次访问最深刻的体会。

附 陈庆浩简介及主要著作目录

陈庆浩，祖籍广东澄海，1941年生于香港。1968年获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78年获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现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红楼梦脂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出版，1969年

《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初版；1986年增订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增订版

LE HONGLOUMENG ET LES COMMENTAIRES DE ZHIYANZHAI （PRECEDE D’UNE “BREVE HISTOIRE DES ETUDES SUR LE HONGLOUMENG”），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COLLEGE DE FRANCE，PARIS 1982

《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与王三庆合编），七册，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7年初版；《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与郑阿财、陈义合编），五册，法国远东学院出版，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92年初版

《中国民间故事全集》（与王秋桂合编），四十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初版

《古本小说丛刊》（与刘世德、石昌渝合编），北京中华书局，四十一辑共二百零五册，1989～1992年初版

《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初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北京；《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再考》，《清华学报》新24卷第2期（1994年7月），新竹

陆人龙《型世言》，台北“中研院”文哲所印行，1992年版；陆人龙《中国话本大系·型世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陆人龙《型世言评注》（与王锳、吴书荫合作），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思无邪汇宝》（与王秋桂合编），四十一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1995～1997年初版

Un Recueil de conte retouve apres trois cent ans：Le Xing shi yan，T’oung Pao LXXXI，1995

《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与王三庆等合编），五册，台湾学生书局印行，2003年初版

（原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