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迪（Andrew H. Plaks）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早在1979年，钱锺书先生就在访美札记中称他在同辈中被公推为“最卓越的学者”，不过，他在国内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的名望，迟至《明代四大奇书》（1993）、《中国叙事学》（1994）二书出版后，才正式确立。他提出的“文人小说”“奇书文体”等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不少学者赞同他的观点，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说明，他在多年以前就注意到的问题，如几大名著的“集体成书”说，至今仍然是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古代小说的传统评注，过去的国内学界不是不重视，但通常仅仅是文本分析的辅助性材料；也许直到浦安迪，才将对传统评注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这些评注的作者与小说作者身处同一社会思潮之中，他们是作品“最直接的读者”，他们的评论，应该成为小说文学意义探讨的指南。

《浦安迪自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共收录论文24篇，论题涉及中国早期思想与经典、明清小说、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等三个方面。“明清小说”方面的论文，大多曾在国内各种书刊、会议上露过面。熟悉浦安迪主要思想脉络的读者，会再次在这些文章中深化对他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的认识和理解。除了反讽、寓意等浦氏常用的概念，“自我”概念在“明清小说”部分的论文中尤为引人注目，多篇文章都以“自我及其边界”的问题为核心内容，特别是《金瓶梅与红楼梦中的乱伦问题》《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自我封闭”与“自我沉溺”》等文。浦安迪认为，在明清新儒学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探索自我及其边界，不外乎两种方向：向内（自我实现的内在维度，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向外（与外部世界的完满整合，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彻底从外部世界退缩回内心世界，对自我的探索自然也就成了象征意义上的“乱伦式的”了，“乱伦是一种经由自我复制而寻求自我实现的内转方式”，结果儒家的“修身”（“自我修养”）悖论地走向了其反面，成为一种自我封闭，或曰自我沉溺。应该说，用“自我”这一概念重新审视明清小说经典的意蕴、审视明清小说作家的创作旨趣，极富启发意义。概念是研究文学文本的基础工具，在文本分析中，如何在文化限定中引入一个概念，如何准确地使用一个概念，浦安迪的研究，从某个意义上说，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中国早期思想与经典”“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两个专题的论文，大多是第一次与国内学者见面。这些文章，体现了一直贯穿在浦安迪论著中的中西比较的理论维度，体现了他阔大的视野。“中国早期思想与经典”部分的论文，或许与浦安迪近年来所从事的中国早期思想经典的重译工作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部分的论文，则涉及对仗、谜语、时文、绘画美学等方面的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多面向的研究领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通全”的理解力。

浦安迪在书前小序中谦虚地称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过是“一个外人管窥华夏大文明的天地，蠡测中国古代诗文的大海而已”，但他也自认本书会合了自己“平生的研究成果”。想要了解一位研究者的学问所积，“自选集”或许便是方便法门之一。他坦承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用的是比较文学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在修辞与结构分析中特别着重于反讽、寓言等的多层话语”，同时以传统评注为主要资料“琢磨古典文本”。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不仅仅在于他为学术界贡献了什么具体的结论、观点，也在于他在研究方法上对后继者是否有所启迪。

遗憾的是，浦安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最早的一部论著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至今尚未有中译本问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弥补这一遗憾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渺茫。从这个角度说，《浦安迪自选集》的出版，尤令人觉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