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声“归去来”，华夏诗史的长空千古传响。但如果要真正理解这深情的呼唤，就必须充分了解陶渊明与晋宋政局的关系。《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陶渊明为何感到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理由吗？我们再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纪伯伦说：“最高超的心灵，也逃不出物质的需要。”1247765我们姑且这样理解陶渊明。（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属于违法乱纪。所以从表面看，陶渊明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三）之所以请求做彭泽县令，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停止，天下还不太平，自己不愿远离故土，而彭泽县离家乡浔阳比较近。（四）做县令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公田种粮食酿点酒喝。（五）当官毕竟是违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六）正好赶上妹妹（嫁给武昌程氏，所以称为“程氏妹”）的丧事，所以就“自免去职”了。（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表明在他担任彭泽令期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督邮下来巡视的事他根本就没提。我们仔细审视诗人交代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其所述辞官归隐的种种理由都很难成立。试想：如果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就辞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动不自由就辞官，如果有亲人去世需要奔丧就辞官，天下还有官吗？事实上，我们看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期间的表现，可以发现与其说他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尤其是和太太商量种地的事，没有他本人的广泛宣传，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

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1247766

显而易见，陶渊明之求为彭泽令与阮籍之求为东平相非常相似，可能都有政治上的寓意。陶渊明的《命子》诗对我们认识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研究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古直（1885～1959）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六郎（1894～1959）撰写的《古直〈陶靖节诗笺〉补正》一文1247767。斯波氏素以《文选索引》一书驰誉学林，对他的这篇文章我自然也不敢小觑。尤其是该文所揭示的陶渊明《命子》诗的部分用典情况，对我们了解和理解陶渊明的生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我两次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创立90周年共同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3年6月4日；东京，2013年11月5～9日），在会上都谈到了这个话题，而这也构成了我们解开陶渊明仕隐之谜的一把钥匙。

陶渊明爱子情深，《命子》诗是他在身体衰微之际写给长子陶俨的，与其《诫子文》出于同一背景和心态，故此一文一诗实可比观并读。《宋书·陶潜传》称“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

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泛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又称“又为《命子诗》以贻之曰”：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垂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纭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挠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夙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默语，运因隆污。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孰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夙运，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顾惭华鬓，负景只立。三千之罪，无后其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曰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1247768

《诫子文》以凄凉、沉重的话语追溯自己的生平，重点传达诗人的人生感悟，对孩子们加以劝勉，特别告诫他们要团结、和睦，共同克服生活的困难。所谓“共父之人”，就是陶渊明的五子，其名见《陶渊明集》卷三《责子》诗自序：“舒俨、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这句话意味着此五子不是一母所生。东晋大将军陶侃（259～334）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后裔多有凶暴之徒。据《晋书·陶侃传》，陶侃三子陶夏、陶斌和陶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陶夏将其杀死。陶渊明晚年，其五子之间的关系可能也相当紧张，而这可能是陶渊明辞世前困扰其生活和心境的主要因素，所以才有“虽不同生”那样一番劝诫之言。而《命子》诗则是诗人自述家世与族史的作品，通过对自己祖先光辉历史的缅怀，鼓励孩子们上进。因此，这一文一诗在内容上具有互补性，而教育孩子则是共同的目的。修史者将它们作为信史文献来使用，足见其对研究陶渊明本人的重要性。《命子》诗凡10节，在第一节中，渊明先称浔阳陶氏来自陶唐氏（即尧帝），第三节和第五节又分别提到了三位陶氏人物：汉愍侯陶舍（公元前202年前后在世），汉丞相陶青（公元前195年前后在世）和长沙郡公陶侃。在“启土”一句下，斯波氏引《尚书·武成》：“惟先王，建国启土。”在“亹亹”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大雅·文王》：“亹亹文王。”在“桓桓”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周颂·桓》：“桓桓武王。”在“天子”一句下，斯波氏转引铃木虎雄《陶渊明诗解》所引《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在“临宠”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曹风·鸤鸠》：“其仪不忒。”又引《毛诗·鲁颂·閟宫》：“享祀不忒。”无论周武王、周文王，还是尧帝，在后世均有圣王之目，陶渊明用这些历史巨人来比拟其先人，其心志之高傲实在令人震撼，比较而言，平生颇为狂傲不逊的谢灵运（385～433）的“述祖心态”则低调许多。《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氏《山居赋》：

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缄而理默。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于刊勒。狭三闾之丧江，矜望诸之去国。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

谢灵运自注：

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既薨，远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志。经始山川，实基于此。

此外，《文选》卷十九谢氏《述祖德诗》：

序曰：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

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段生藩魏国，展季救鲁人。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临组乍不 ，对珪宁肯分。惠物辞所赏，励志故绝人。苕苕历千载，遥遥播清尘。清尘竟谁嗣，明哲垂经纶。委讲辍道论，改服康世屯。屯难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中原昔丧乱，丧乱岂解已。崩腾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无反正，江介有蹙圮。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拯溺由道情，龛暴资神理。秦赵欣来苏，燕魏迟文轨。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随山疏浚潭，傍岩艺枌梓。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

也正好与其《山居赋自注》的以上叙述互相印证。谢氏的这些诗赋不过是彰显其祖父谢玄（343～388）将军功成身退、归隐江湖的美德而已，并没有多少夸饰之辞。而所谓以塚中枯骨骄人，实乃六朝人之通病，高雅如陶渊明者，不仅未能免除此种恶习，而且将其推向极致了。原因究竟何在？我们读《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

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如果说广纳妻妾、搜罗钱财之类的事情算作“生活小节”的话，那么，“潜有窥窬之志”，即暗中有夺取晋朝江山的想法，就是大问题了。这说明浔阳陶氏在门阀政治方面是有野心的，这也正是陶渊明以圣王比拟自己先人的原因。

陶渊明生平的仕宦情况更足以彰显其《命子》诗的高调颂祖的政治背景。袁行霈指出：

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五次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求为彭泽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而这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1247769

在五次为官的仕履生涯中，陶渊明先后三次在军队中担任参军，尤其是担任桓玄的参军，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详见下文所论）。最近，韩国李周铉教授撰文指出，南朝有四位皇帝从参军之职开始创业，“在整个两晋南朝时代，参军起家的事例占总体的21%以上”1247770。参军是军队中掌握核心军事机密的人物之一，这个角色是相当重要的，宋武帝刘裕早年就是北府军事首脑刘牢之的参军1247771。所以，即使陶渊明可以说自己因为贫穷而出仕，也不可以说自己因为贫穷而出任参军。而三任参军乃是陶渊明生平的三个重要节点。当然，在东晋末年的混乱政局中，看风使舵的人物所在多有，作为善于捞好处捞便宜捞资本的投机分子，他们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聪明的头脑，故能够随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而虚与委蛇，机捷多变，或与时俱进，或与时俱退，辗转腾挪，游刃有余，如著名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傅亮就是一个典型。《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

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义旗初，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参军。

他成功地实现了由桓玄阵营向刘裕阵营的角色转换，最后成为刘裕的佐命功臣之一。但陶渊明的情况与他不同，就政治选择而言，陶渊明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而不是刘党。关于陶渊明出仕桓玄一事，袁行霈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指出：

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故于其诗义亦曲为之说，实不足据也。1247772

袁氏的主要依据是《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诗（以下简称为“《夜行》诗”）。陶渊明的这种仕宦经历是由浔阳陶氏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深厚的历史渊源决定的。《晋书·陶侃传》：“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将军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陶侃还曾经派遣自己的儿子陶斌与桓氏子弟共同作战，抗击南侵的北人。《晋书·陶侃传》：“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桓宣是谯国铚（今安宿县）人，属于谯国龙亢桓氏的别族1247773。而据《陶渊明集》卷六《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陶潜的外公孟嘉曾经担任桓温的参军，孟嘉与桓玄的岳父刘耽的关系非常密切，同在桓温幕中共事（刘耽也是桓温的参军），而陶渊明那位在朝中担任太常的族叔陶夔与孟嘉、刘耽的关系也非同一般。陶渊明对这一切直言不讳，正如陈培基所言：

元兴元年壬寅（402）二月，桓玄终于引兵东下，攻陷京师，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接着又自称太尉，总揽朝政。此行陶潜因其孟氏母去世在家居丧而没能参加。……但是，从他在守丧期间为外祖父孟嘉所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桓玄在京师的显赫一时是极之向往的。……：“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刘耽是桓玄的岳丈大人。《晋书》卷六十一有他的传：“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桓玄给父亲的故吏与自己的丈人刘耽加官晋爵的时间，正是陶潜为外祖父写传之前不久。所谓“本是三司人”者，就是讲：刘耽认为孟嘉如果还活着，也会当桓玄的三公之类的大官。这就十分清楚：正当桓玄显赫之时，陶潜特地为死去已经二三十年的外祖父写出这样一个传记，显然是有其深刻而奥妙的用意，说的是外祖父的事，表现的却是自己与桓氏集团的亲密关系。1247774

事实就是如此，任何形式的遮掩都是徒劳的1247775。我们再读陶渊明《夜行》诗：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江陵是楚国旧地，也是荆州治所。从诗题看，这首诗作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这一年是辛丑，诗题的意思是：辛丑年七月回家乡浔阳度假，返回江陵时夜行经过途口。“遥遥”句，唐李善注：“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李善注释又引《淮南子》：“宁戚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以及许慎《淮南子注》：“宁戚，卫人。闻齐桓公兴霸，无因自达，将车自往。商，秋声也。”这条注做得好，因为陶渊明正是以贤人宁戚自比，而以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比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称桓温偏爱桓玄，“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所以依照晋人的惯例，桓玄也可称为桓公，正如桓温以封临贺郡公被人们称为桓公一样。《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载参军刘袭痛斥刘牢之反复无常，有“今复欲反桓公”一句话，这个“桓公”正是指桓玄。李善注又引《庄子》“卞随曰”云云以及《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周易》“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乃至曹植《辩问》“君子隐居以养真也”等语。卞随的话见《庄子·让王》：“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1247776陶渊明巧妙地吸收古代经典，形成了一套深隐的政治话语。诗人意在表明自己仕于桓玄手下，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伐人之国而出谋划策，其真正的情志寄托仍在于归隐田园，养真于衡门茅茨之下，以求得永恒的善名。其实，这些话语不过是诗人的托词而已，他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因为这种言说不符合其“中宵尚孤征”的劬劳于政事的当下状况，因为当一个人正在大快朵颐之时，却说自己并非饕餮之徒，这种自我表述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将《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诗与《夜行》诗对读的话，我们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理解。这首四言诗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冬。诗序说：“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这位庞参军当时隶属于江州刺史、卫军将军王弘1247777。本诗第一段：“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所表现的思想情绪与《夜行》诗“闲居”等四句以及“商歌”等六句是完全一致的。本诗第四段：“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以及第六段：“惨惨寒日，肃肃其风。翩彼方舟，容与江中。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与《夜行》诗“叩枻”等六句的描写也非常相似，尤其是“旧楚”的说法，直接来自桓玄。《晋书·桓玄传》载桓玄在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人多离怨”，殷仲文建议他“宜弘仁风，以收物情”，玄怒曰：“汉高、魏武几遇败，但诸将失利耳！以天文恶，故还都旧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当纠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诗人写《答庞参军》诗，距桓玄于元兴二年（403）九月建号楚国之时，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诗人抚今追昔，深感物是人非，曰“依依”，曰“邈邈”，其对往昔岁月的眷怀之情昭然可见。

《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也与桓玄有密切关系。在诗题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后人据此多认为陶渊明曾任宋武帝刘裕的参军。但《魏书》卷九十七《岛夷桓玄传》载桓玄的从子桓振在桓玄被杀之后，曾一度袭取江陵，“振自为都督八州、镇军将军、荆州刺史，谦复本职，又加江豫二州刺史”。陈培基据此指出：“这是一个重要材料。都督八州和荆州刺史是桓玄东下京师前的官职，由此可知镇军将军也是桓玄原有的将军名号。桓振袭用桓玄生前的官职和将军名号，显然是为了便于号召旧部，从而重整旗鼓。桓玄自任江州刺史之后，为进一步发展势力，曾派人四处与诸兄弟联系。当时他的从兄桓谦任吴国（今苏州市）内史。陶潜为替桓玄送信给桓谦而前往吴国，因此经过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他从浔阳出发，沿长江东下，到了京口（今镇江市）就转入运河，驶向吴国，中途遇风而在曲阿停留。《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是此行的记录，也是陶潜出仕桓玄所作的第一首诗，当时他已三十五岁。陶潜对此行念念不忘。后来在《饮酒二十首》之十还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从而可知，陶潜此行是到达了‘东海隅’的吴国，完成了联络桓谦的使命。……陶潜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出仕桓玄时，所当的官乃是参军。至隆安五年冬，陶潜因孟氏母去世而离开桓玄军幕，其任期虽然不满三年，但却是陶潜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的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关注的。《宋书·陶潜传》还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陈氏认为，所谓“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这是史臣隐晦地交代了陶潜当过桓玄官吏的史实”，而“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是史臣明确告诉人们，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这也是他文章中极精彩的一笔。

陶渊明出任刘敬宣的参军也与桓玄有关。今《陶渊明集》卷三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乙巳岁为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据《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附子敬宣传》，刘牢之及其子刘敬宣在安帝元兴元年（402）三月归降于桓玄，所以刘敬宣也就当了桓玄的咨议参军，陶渊明结识刘敬宣当在此时，而出任他的参军，则当在元兴三年六月至元熙元年三月间。因为刘敬宣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在元兴三年（404）四月，此时刘裕在湓口之战大胜桓玄，进据浔阳，而桓玄于元兴三年五月败亡。刘牢之反叛桓玄，窝窝囊囊地自杀了，被桓玄“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1247778，所以刘敬宣对桓氏仇恨极深，而对刘裕则颇为感恩。事实上，刘敬宣任建威将军之时已经是刘裕的人。刘敬宣是陶渊明通向刘裕的一座桥梁，尽管如此，陶渊明却没有继续向前走，而是当了一个小小的彭泽县令，在八十多天以后，就彻底辞官归隐了。事实上，陶渊明求为彭泽令以及出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无疑拉近了他与刘裕的距离，足以解除刘裕对他的戒心；而随后的辞官归隐，又拉开了他与刘裕的距离，从而使自己从容淡出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作为业已覆灭的桓玄政治集团的一分子，或者说桓玄集团的余党，陶渊明必须妥善处理与刘裕和皇室的关系，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政治根基。陶渊明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将归未归之际唱出了“归去来兮”那潇洒、激越的人生音调。《庄子·缮性》曰：“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1247779陶渊明是深通这种“存身之道”的。当然，陶渊明能够免于荼毒之祸，不仅在于他善于自处，谋划有方，还与其曾祖陶侃将军对东晋王朝的卓越贡献以及族叔陶夔在朝中的呵护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祖先的这份荫蔽，如果他朝中无人，他想轻轻松松地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他想随随便便地混个县令干干，他想平平安安地还乡隐居，吟诗作赋，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历史证明，陶渊明选择归隐的道路是很有远见的。从义熙三年（407）开始，刘裕对桓玄的余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诛杀。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载：

（义熙）三年春二月，刘裕入朝。诛东阳太守殷仲文及弟叔文、道叔等三人。……从兄仲堪荐于会稽王道子，累迁至新安太守，妻即桓玄姊也。闻玄平京邑，弃乡郡投玄。玄将簒，九锡文，仲文辞也。及玄簒位，总领诏命，以元勋，为玄侍中。……刘裕以前党桓玄，因收之，并桓胤、卞承之等同下狱，伏诛。1247780

而陶渊明早在义熙元年就已经摘清了与桓玄的瓜葛，并彻底脱离了桓、刘两党斗争的是是非非，正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1247781，他的轻松，他的喜悦，他的幸福，如果不了解上述的政局背景，我们根本是体会不到的。真实的陶渊明乃是被后人称为“乱臣贼子”的桓玄的幕僚和朋友，乃是一条在大军阀刘裕的政治大清洗中侥幸逃生的小鱼。陶渊明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爱国者的时代。他本人不仅不奉行忠君主义，而且和他的曾祖陶侃一样，试图颠覆晋祚。军事强权与门阀政治笼罩了一切，个人的家族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和大众利益。至于宋朝以后的文人把陶渊明奉为忠君爱国、愤怀禅代的精神楷模，如明代黄文焕称他“忧时念乱，思扶晋衰，思抗晋禅，经济热肠，语藏本末，涌若海立，屹若剑飞”1247782，则纯属无端拔高，其实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的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甚至在桓玄集团覆亡以后，陶渊明始终是站在桓玄一边的，但是，他对这种政治立场的文字表达却是含蓄的委婉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譬如，在东晋后期，刘裕确实以其赫赫的功业多次挽救了国家的危机，所以，东晋元熙二年（420）六月，晋恭帝司马德文（385～420）在起草禅位诏的时候就非常诚恳地说：“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晋恭帝对刘裕为东晋王朝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心甘情愿地将皇位禅让给他。但陶渊明对刘裕并不买账。如刘裕曾在义熙十二年（416）十月克复洛阳，“修复晋五陵，置守卫”，并在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九月收复长安，修复晋帝陵墓1247783，这就是《陶渊明集》卷二《赠羊长史》诗的历史背景，诗序曰：“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诗曰：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政赖古人书。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乘运见踈。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从这首诗我们看不出诗人为国家统一而狂喜的情绪，更找不到对刘裕的赞美之辞，反而表现出对秦汉之际的著名隐士“商山四皓”的异常强烈的仰慕之情。而当刘裕率晋军攻克洛阳，修复晋五陵之时，晋安帝司马德宗（382～419）随即颁发一道诏书加以褒扬，有“太尉公命世天纵，齐圣广渊，明烛四方”云云1247784。这封傅亮捉刀的诏书意在为刘裕称帝造势。“齐圣广渊”是颂圣之辞，最早见于《尚书·微子之命》，即周成王姬诵（公元前1055～前1021）所谓“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1247785。又如《陶渊明集》卷九《圣贤群辅录》“八凯”条称“高阳氏才子八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可见陶渊明对这种套话是非常熟悉的。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晋安帝被刘裕杀害1247786。元熙二年（420）六月，晋恭帝所撰让国玺书有“夫‘或跃在渊’者，终飨九五之位”之语1247787。永初二年（420）六月，刘裕登基称帝。由于在义熙十二年晋安帝的那道表彰刘裕功勋的诏书中“渊”“明”二字连书，同时，晋恭帝让国玺书又引用了《周易》“或跃在渊”的话，陶渊明心怀悲愤，因而放弃了“渊明”之名，而更名为“潜”1247788。这样既避免了僭越、犯上的嫌疑，又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归隐情志。“潜”“渊”二字是有联系的。《周易》云“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或跃在渊，乾道乃革”1247789，这就是陶渊明更名的古典依据。《宋书·陶潜传》称陶潜“耻复屈身后代”1247790，其更名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对刘裕的罪恶，陶渊明是绝不放过的1247791。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永初二年（421）九月，刘裕以毒酒一罂授张祎，使酖杀之，张祎自饮而亡。随后刘裕又命士兵翻墙进奉毒酒，零陵王拒饮，被士兵用棉被活活闷死1247792。陶渊明为此作《述酒》诗，以极为隐晦的语言叙述了刘裕的罪恶。这是中国诗史上最难读的作品之一，古今研究者一般视为晋恭帝零陵王哀诗1247793。然而，早在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在篡位之后，即将晋安帝废为平固王，并依照陈留王处邺宫故事，迫使其迁居到浔阳1247794。对天子的蒙尘受辱，庐山慧远大师深感忧虑，他后来写道：“晋元兴三年，岁次阏逢。于时天子蒙尘，人百其忧，凡我同志，佥怀缀旒之叹，故因述斯论焉。”1247795同时，面对权势倾天的桓玄，远公坚持沙门不敬王者的佛家立场，绝不与其妥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受迫害的晋朝皇帝已经被桓玄赶到了家门口，作为浔阳人的陶渊明却似乎无动于衷。

陶渊明对高平檀氏族人的态度间接表明了他对刘裕的拒斥。义熙十二年（416），周续之应刺史檀韶（356～421）的邀请在浔阳城北讲校《礼记》。萧统《陶渊明传》曰：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1247796

“周生”等四句诗见于《陶渊明集》卷二《示周掾祖谢》1247797。檀韶是宋高祖刘裕的佐命功臣，他曾在晋义熙十二年（416）出任江州刺史，《宋书》卷四十五《檀韶传》：“十二年，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有罪，免官。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户，并前千五百户。韶嗜酒贪横，所治无绩，上嘉其合门从义，弟道济又有大功，故特见宠授。”檀道济（？～436）乃檀韶之弟1247798。檀道济出任江州刺史在宋元嘉三年（426）。《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三年）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檀氏兄弟为宋高祖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檀道济尤以军功著称。就个人的政治立场而言，陶渊明对檀氏兄弟肯定是非常厌恶的。萧统《陶渊明传》载：“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对于此事，陶渊明曾经在《饮酒》二十首其九中委婉地加以叙述1247799：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所谓“田父”，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渔父1247800。“壶浆”，典出《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1247801又《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可见“壶浆”的本意是指迎接军队长官的美酒。而“壶浆远见候”一句诗，乃故意改变其原来的语境，称“田父”主动以“壶浆”款待诗人，并劝其出仕。《陶渊明集》卷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诗人能够用“壶浆”款待“近邻”，而对担任江州刺史的檀将军不仅没有“壶浆”的款待，甚至连他馈赠的米肉都不肯接受。可见在这首《饮酒》诗中，陶渊明故意使用了障眼法以遮蔽某些当权者的视线，同时暗寓对刘宋鹰犬的讥刺和鄙薄，可谓绵里藏针。檀道济本系一介武夫，其慰问陶潜之举，肯定是秉承刘裕的意旨而为的，意在拉拢陶渊明1247802。故陶渊明对檀道济的拒斥就是对刘裕的拒斥。《陶渊明集》卷六《桃花源记》更以深隐的笔法委婉而深刻地表达了其对刘宋新政的看法。对桃源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历史表述，我们只要将汉、魏、晋三朝去掉，嬴秦就处于“可持续”状态，这样就和刘宋连上了。所以这篇作品实际上是以嬴秦比刘宋，以桃源中人自比，桃源中人的话语代表着诗人的声音。因此，《桃花源记》虽然强调避秦，与《陶渊明集》卷四《咏荆轲》诗讴歌的荆轲刺秦颇有不同，但精神实质却是相通的。我们读《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二十：“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从中也可以发现陶渊明具有强烈的反对嬴秦暴政的倾向。这种思想在陶渊明的笔下还常常表现为对秦末著名隐士“商山四皓”的歌咏，如《陶渊明集》卷六《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而桃源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秦时乱”本指秦王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兼并六国的战争，这里用以代指刘裕剪灭异己（如桓玄等人）、镇压叛乱的战争。据《宋书·武帝纪》和《资治通鉴》1247803的记载，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卢循率领的五米军和刘裕率领的官军有一场争夺浔阳的大战事，所杀及投水死者几万余人。面对这场发生在家乡的大战乱，陶渊明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但后来刘裕登基称帝，陶渊明只能以“秦时乱”隐斥之。可见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并非不关心现实政局，亦非不懂政治。事实上，我们从陶诗的静穆中经常可以看到高朋满座的现象，如丁柴桑、庞参军、庞主簿、邓治中、戴主簿、刘柴桑、郭主簿、王抚军、殷晋安、羊长史、张常侍、胡西曹和顾贼曹，还有祖企和谢景夷等等，都是他经常交往的朋友。这已经涉及了当时十五个著名的家族。其中的王、谢二人乃出自晋人过江以后的第一流高门。王抚军就是王弘。《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导，晋丞相。祖洽，中领军。父珣，司徒。……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陶渊明集》卷二有《于王抚军座送客》一首，萧统《陶渊明传》亦详述他与王弘的交谊。由此可见，醉心于桃源梦的陶渊明并非现实社会的局外人和超然的观光客1247804。

从传世的《陶渊明集》来看，其大多数作品都是归隐之后所作，对个别归隐之前的作品，他后来也做过调整，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题本身就足以表明这首诗并非写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之时。而具有浓郁的自传性是陶诗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对自我形象的强力塑造是陶渊明一贯的文学追求。因此，陶诗中的自我形象与历史生活中的陶渊明本人肯定是有差别的。陶渊明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官员，陶诗中不仅有芬芳的菊花和挺拔的青松，还有寒光闪闪的兵器，不仅有归隐田园的情志，还有运筹帷幄的机心。诗人、军人、官员、隐者、思想家、知识分子以及两个女人的丈夫和五个男孩的父亲，这就是陶渊明。陶渊明有爱，也有恨，有超越，也有世俗，有欢乐，也有悲伤，有真话，也有谎言。所以，言陶者和研陶者的首要之务是通观其全人，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是通读《陶渊明集》，并走进晋宋时代历史的深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陶渊明的一生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担任高级军事参谋时的陶渊明不同于躬耕垄亩时的陶渊明，两鬓斑白时的陶渊明也不同于雄姿英发时的陶渊明。《陶渊明集》卷四《杂诗》十二首其五：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

晚年的陶渊明也并未忘却过去，他的心灵世界很不平静。《杂诗》十二首其二：

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中晓不能静。

陶渊明那“不获骋”之“志”是什么？显然不是归隐田园，因为此时他已经置身田园之中了。此时，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寂寞非常冷阒的，《陶渊明集》卷四《咏贫士》七首其一：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知音已经不在了，自己的悲哀也无从倾诉，于是，心灵的孤独意绪幻化为天空中飘荡的一朵无依的孤云。谁是诗人曾经拥有的真正知音？或许就是桓玄。桓玄其人虽然被后世视为乱臣贼子，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晋书·桓玄传》：“年七岁，温服终，府州文武辞其叔父冲，冲抚玄头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泪覆面，众并异之。及长，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自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他的情商、智商和才华都很高，这对陶渊明肯定是有吸引力的。因为陶渊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负。陶渊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在其门阀政治理念的支配下所做出的选择；当然，桓玄集团会被出身于寻常巷陌的刘寄奴消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而所谓门阀政治，就是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利己型政治，与柏拉图提倡的那种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利他型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美国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引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说，一切思想都“纯粹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其出发点是对满足的记忆，而最终点是这种记忆的同等的贯注”1247805。陶渊明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同时，思想并不能代替思想者本人，在人类历史上，思想、思想者以及相关思想的个人与社会实践，从来都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事实确如贺麟所言：“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普遍都引为轻蔑政治的美谈。其实陶渊明辞官归田另有他的苦衷。那时他看见晋世将亡，刘裕将篡，他不愿意做二臣，他实有‘不可仕，不忍仕’之苦衷，而并没有根本轻蔑政治、助长文人傲气之意。”1247806此可谓真正的知陶之言。故陶渊明之主动求为彭泽县令，绝不是王子猷种竹式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说的为贫而仕，实际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辞，意在消弭当朝权贵对他在政治上的警觉。

浔阳陶氏门阀政治的彻底失败促使陶渊明彻底归隐田园，绝不与刘裕合作，从而在田园生活中实现了自己的文化创造，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在东方古国的诗坛上冉冉升起。不仅如此，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247807，能够创写不朽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归隐后的陶渊明已经与自然合一了。于是，在欣欣向荣的春天泥垄间，在归鸟趋林的夏日暮色里，在芳菊开林的重阳佳节时，在倾耳无声的大雪纷飞中，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篇篇浸染着田园风味和哲理色彩的文学经典，而后世无数的骚人墨客前赴后继地甘愿充当他的文学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