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王树枏（1851～1936）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博学的文史大家，并且是杰出的诗人，影响甚大。丁巳年（1917）其《陶庐诗续集》（九卷本）刻印之际，吴汝纶之子、民国政要吴闿生为之作序，云“三十年前先生则既以文学闻天下也。”所谓“三十年前”，正是王树枏《文莫室诗集》（八卷）刊行的丁亥年（1887）。甚至鲁迅日记中也有两处记录涉及王树枏。一处在1918年5月18日，曰：“上午师曾交朱氏所卖专拓片来，凡六十枚，云皆王树枏所藏，拓甚恶，无一可取者。”一处在1919年4月11日，曰：“至留黎厂，以王树枏专拓片易得《崔宣华墓志》，作券三元。”此时，王树枏正在清史馆（1914年设立）担任总纂，其藏品却已经在文化市场上流通，可见其影响力。

和清末的许多政治人物一样，王树枏关注迅速崛起的东邻日本，与日本人有直接交往。相关内容亦见于其诗作。《文莫室诗集》卷二《樊舆集》中即有《赠日本僧三首》《嘲日本僧》等诗，这些诗当然是写于1887年之前。《陶庐诗续集》补编本十一卷中（刻印时间待考）写给日本人的诗更多，写作时间最晚的一首为第十一卷所收庚申（1920）至癸亥（1923）年间所作《赠日本文学博士市村瓒次郎》。王树枏在日本文名甚高。1925年日本用中国的庚子赔款设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时，他被推举为中国委员之一。翌年秋赴日开会，多有日本人登门求诗求字。他在自订年谱《陶庐老人随年录》中记述此事，曰：“国中文士皆喜为诗，每日求书求诗者，门外之履常满，几有应接不暇之势。”1247844“门外之履常满”，是因为日本居室进门须脱鞋，来访者多，门外之履即多。遗憾的是，王树枏访日期间写给日本人的诗大概依然散落在日本民间，无人搜集、整理。

王树枏写给日本人的诗数量不少，但本文论述的是他在新疆布政使任上及任职前后写给入疆日本人的十余首。这类诗歌呈现了近代中日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