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留学伦敦时（1900.10.28～1902.12.5），有一段时间常常浏览《旗帜晚报》。《伦敦通信》（1901.5.6）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写道：

此后，我通常是读《旗帜晚报》的。西洋报纸确实难解。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看大概要五六个小时。我最先看有关支那的报道。今天的报纸上也有俄国对日本的评论。俄方认为如果不得不开战的话攻打日本不是上策，而是应在朝鲜决一雌雄。我觉得朝鲜真是一个绝佳的“是非之地”。（中略）不知不觉已经十点二十分了，今天照例要去老师家。先去厕所方便一下，再跑到三楼的房间准备准备，下楼来一看还有二十多分钟才到十一点，于是又看起报纸来。

从画线部分的文字来看，漱石个人并不是定期订阅报纸的，而是阅览寄宿处在食堂设置的供客人阅览的报纸。漱石换了三次住所，当时他寄宿在朋友家。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他从1900年12月初至次年的4月25日住宿在朋友家的期间阅览了《旗帜晚报》。

笔者查阅了《英国报刊史》等多种材料，并没有发现《旗帜晚报》这一名称。杉村楚人的《半球周游》（1909）中提到著者同时接受了来自《快车》（Express）和《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记者的采访申请，记载道：“因为是双方同时发问，我说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问，摆好了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快车》的记者呵呵地笑起来说道：‘双方同时发问的确很难办，《旗帜晚报》可是老前辈，我不敢与之同日而语。’《旗帜晚报》到底是《旗帜晚报》，他们争辩说像《快车》这样的小报素材是不会成为他们采访内容的。实际上这两家报纸虽然是两家不同的报纸，但是经营者却是同一人，因此看起来像是半开玩笑半带争辩地互相抢白对方。”

描写巴黎公社兴亡的大佛次郎的《巴黎燃烧》（1961～1963），其中很多材料都是引用自《旗帜晚报》，可以说该书的论述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1900年12月6日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政府的主要机关报《旗帜晚报》（the principal organ of the Government，The Standard）”。日本明治时期的报纸频繁引用《旗帜晚报》刊发的新闻报道，1900年11月28日的《国民新闻》中就出现了“英国政府机关报《旗帜晚报》”等词语表现云云。如果是御用报纸，那么在报刊史上找不见名字也是可以理解的。大英图书馆的报刊图书馆关于《旗帜晚报》借阅信息记载有“1827～1920”。从这一数字来看，应该是创刊和停刊的年次标示。

《伦敦通信》中言及的“俄国报纸对日本的评论”就是4月9日刊载于《旗帜晚报》的驻敖德萨特派员的新闻报道。这已由冈三郎氏的调查得到证实，并且在新版《漱石全集》第12卷的注释中附有清水孝纯的翻译。以下是笔者的译文：

多家报纸连日来主要报道的政治新闻就是俄国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奇怪的是，各家报纸均采用了对帝国政府同旨趣的劝谏。例如，《俄罗斯报》说在战争开始阶段，俄国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这简直是自杀性残酷之举。该国并不具备成功地远征日本所必需的数量充足、力量强大、可用于运载士兵的小型舰队。日本方面，具有能够随意调遣的令人恐惧的舰队和能迅速动员并受过良好训练的40万陆军，而且最近也刚刚完成精准的联动机制，为实现沿岸防卫要塞化做好了准备。

一旦日本人决意通过军事打击来发泄对俄罗斯在满洲的行径的不满，那么按惯例战争必然在朝鲜进行。如果战争势在必行，那么俄罗斯作为被挑战方，就会选择自己的战场。而且，作为决定谁将成为远东最大强国“亚洲英国”的战争舞台，朝鲜南部在战略以及其他方面必定会为俄罗斯带来最大利益和好处。

义和团事件（1900.6～10）发生后，各列强企图瓜分北京，中国国内统治面临重组的乱局。俄国要在此时趁乱占领满洲，与中国政府签订秘密协定，即满洲协定，其实质是殖民满洲，使之成为俄国领土的一部分。此时正值协定签署阶段，3月上旬协定全貌暴露于天下，英国、日本等在满洲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国家与俄国关系陡然紧张起来。中国政府方面也因此遭到南方总督的激烈反对而犹豫不决，希望英、美、日等国说服俄国放弃该计划。日本政府说服中国断然拒绝签署协定，表示如果发生战争，责任由日本来负。俄罗斯正处于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大量兵力还无法迅速调遣的时期，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把作战目标转向了俄罗斯，积极备战。俄罗斯方面考虑到此时与日本开战并非上策，至少在此时应该放弃对满洲的野心。漱石写作《伦敦通信》正是以这一连串事件发生的时代为背景的。

以下是4月3日的报道，从中可见日俄关系十分紧张，正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目前，对远东未来报以强烈关心的各列强之间充满了敌对情绪和不信任感，媒体对此一现状的关注、评论持续不断。在南方地区总督的激烈抗议和西方政府的警告下，皇帝考虑拒绝俄国强加的协定，这一消息在中国有识之士间开始广泛传播。骗取中国同意签署协定的尝试失败，这可以从两国的谈判交涉地转移至圣彼得堡的声明中推测而知。另外，驻俄国皇宫的中国大使患重病的原因被归结为不想在决定命运的文书上签名，他不能忘记前任大使被迫签署了与俄国的协定从而激怒中国皇帝，最后以命偿罪。李鸿章突然赴上海恐怕也是具有与此相同的意义。还有另外一种充满自信的主张，认为协定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被修正从而被接受。如果这样，那么会给日俄两国之间留下必须解决的、深刻的问题。爱国的热情在大和的领土上是强烈的，并且逐渐被煽动起来，日日高涨。即便内阁倾向于屈从、妥协，但人民的热情必定会压倒阁僚，反对软弱的政府，坚决诉诸战争。

日本希望引领欧洲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继续主张和维持“门户开放”和在中华帝国全土上平等交易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日出之国的另外一个特别动机是抵制分割中国领土的想法，占领满洲与最终吞并朝鲜紧密相关不仅仅是东京方面独具慧眼的政治家的个人感受。虽然挑起事端并不是日本政治家的目的，但是他们的产业性进取精神使得他们不惜做出必要的牺牲来独力挽回作为贸易地和移居地合二为一的半岛。

据次日报纸报道，《纽约先驱报》（巴黎版）发表了附注日期星期一的北京特电，文中报道日本“不惜做好突入战争的精神准备，对拒绝与俄国签署满洲协定而导致的后果，日本方面将会负起应负的责任。特派员基于可信的情报了解到了这一日本致中国的文书内容”。同日的社论报道说“日本正在屯集战备物资，进行陆海军战备动员。此数月间，虽然各种警示频繁发出，但日本好像并未放弃战争的准备”。

以下引用4月8日《旗帜晚报》对俄国放弃满洲协定的一段报道，可以从中了解其背景。从这段报道中可以确认不惜发动战争的日本，其强硬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俄国政府在计划即将实现之时放弃签署满洲协定，此事现在看来几乎是确定无疑了。圣彼得堡发出明确指示，向俄国沙皇派驻海外的代表及其所在国政府通报此决定。（中略）这与几天前俄国官方报纸所刊载的内容一致。（中略）中国皇帝一旦在此时同意签署这一阴谋协定，他势必要面临国内臣民怒涛般的激愤之情。地方总督作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是这场运动的先锋，他们在受过教育的有识之士和官僚阶层中间，引发了超出想象的热烈反响。满洲人自身也表现出不亚于中国人的爱国心，不断请愿，反对一切割让国家领土的行为。可想而知，俄国的这一慈悲决定（放弃满洲协定——藤尾注）也会因日本报纸报道而进一步加速促成日本内阁坚决反对俄国的吞并行为。我们已从横滨方面获知，在日本军港驻地发生了大规模陆、海军行动。（中略）对于俄国来说，全中国团结一致抵抗外敌，尤其是在获得日本卓越的海、陆军的支援下，这几乎是指日可待的。

当时，漱石所在的英国正处于争夺南非金矿、钻矿的战争旋涡中（1899～1902，南非战争）。《旗帜晚报》报道说，日本对朝鲜野心勃勃。3月30日报道说：“据绝对可靠消息称，即使日本不得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强国对俄开战，这也并不意味着日本谋求获得中国的某一片领土或企图开始瓜分中国。相反，为了把俄国驱逐出朝鲜，日本会希望把瓜分中国的工作交给俄国，日本的目的只是占领朝鲜。”据4月30日报纸报道，日本反对俄国吞并满洲的理由是，“引导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继续坚持‘门户开放’，主张各国在中国的贸易平等权利，在这一切动机之外，日出之国还有特别动机，它之所以反对瓜分中国的满洲，是因为占领满洲会直接影响朝鲜的最终合并，意识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东京方面独具慧眼的政治家。挑起事端并不是日本政治家的目的。可是，他们为了独占已经融入了他们的产业进取精神、建立了贸易往来、已然成为他们移民领地的半岛，不惜做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令人惊异的是，这则报道竟成为日后实现的日韩合并（1910）的预言。

本文开头部分引用的《伦敦通信》中的一节说“朝鲜真是一个绝佳的‘是非之地’”，如果结合上述的新闻报道分析，这句话的意思不仅说明了“朝鲜”是日俄两国的战场，也意味着“朝鲜”是其他帝国主义野心之下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朝鲜的确是一个“绝佳的是非之地”。

福泽谕吉认为，脱亚入欧是日本前进的路线。《脱亚论》（1885.3.16）中论述说：“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方，但国民精神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转向西洋文明。然则不幸之事在于近邻，一是支那，再是朝鲜。（中略）此两国者皆不知一身关系到一国之改进之路，交通至便的时代，竟然不闻不问文明之事物，即便耳闻目睹也不肯动心。其古风旧习与百千年前无异，在此文明日新的世代，论及教育必言儒教主义，学校教旨必称仁义礼智，从上至下皆以表面虚饰以为是，其实际没有所谓真理原则，岂止如此，至不讲廉耻，道德扫地之境地仍骄傲自大不知反省。以我辈视其两国，值此文明东渐之际，维系国家独立之道尽也。（中略）我国不可再等待邻国开明而共兴亚细亚，毋宁脱离队伍而与西洋文明之国共进退。而对支那、朝鲜也不要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对待，与西洋人的态度一致即可。”西洋文明被视为唯一的文明，其他国家都被视为野蛮国、未开化之国，这是典型的西洋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引文中提到的所谓“西洋人的态度”，其实质是以文明支配野蛮为正当化的帝国主义政策。

可以说当时正是帝国主义时代，执著于固有文明，抵触近代文明，这无异于把自身当作诱饵投向强国。不过，不容否认如福泽所言，忘却自己身为亚洲人，一味地向西洋化迈进，这样就会丧失作为日本人或者是亚洲人的自我认同感，就会始终像奴隶一样模仿西洋，放弃了创造性地发挥自身主体性的机会。

而记下“朝鲜正是绝佳的‘是非之地’”的漱石对祖国效仿西方列强，实行帝国主义国策持批判态度。漱石在日记中写道：“支那人是比日本人更具荣誉感的国民。不幸的是，眼下正处于沉沦之中，将有心之人说成是日本人，不如说是支那人，支那人是一个十分荣耀的称呼。”（1901.3.15）义和团事件发生后，中国人被视为因“无知”而停滞不前的国民，应该效仿日本推行西化的主张在《旗帜晚报》上也刊登过。例如，1900年10月31日的报道：“日本今日与我们处于共同的位置，是因为主动放弃了中国的古典，接受了西洋文化。我们深知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的为人。他们在身体上、智识上远远超过日本人，但他们被周围的无知、迷信、恶德所困扰和压迫。相对于日本人的自由，他们却被紧紧地束缚住，只是一个道德上的怯懦者。”“除了无知的自大之外，完全不存在难以征服的敌人。铺设铁轨、架设电缆、开发矿山，处处可见人民的无知蒙昧和官僚的狡猾嘴脸。我们必须恐惧的是无知和迷信。让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中国人学习独立地理解、认识他们所说的西洋的野蛮人的实情、西洋人进行的贸易、西洋人贩卖的物品、西洋人买入的商品究竟是什么，当然最初的时候，他们期待紫禁城蜿蜒于地面，帝宫不会变成尘芥并永远不倒。（中略）我斗胆认为教育是我们成功的最大因素。因此，我确信‘在外国的援助下’创建学校，会取得巨大的现实性的业绩。”记者肯定放弃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执著，接受西洋文明才是最佳途径，但是，写有“支那人是比日本人更具荣誉感的国民”的漱石对此一西洋中心主义的见地并不认同，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确认的。

日本公使馆成为义和团袭击的对象，为此日本政府派遣了军队。义和团事件使日军必须要和欧美军队协调一致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日本登上国际舞台亮相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外国人的评价也很积极。1900年11月10日刊登的报道中，法国公使馆一个叫作Pisyonn的人物主张：“为了我们所期待的完全彻底的公正，不得不说日本人对我们是极为有利的。他们最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最能信赖联合国军队，并且能够提供确切情报。他们在我们被袭期间，成功传递我们陷入绝望境地的确切情报，给天津方面发去消息。而且，他们在法国军队活跃的北仓交战后，马上做出不等援军继续前进的决定。日本人凭借微弱的武力救出比我们更加饱受死亡威胁的中国基督教徒。他们在意大利的先遣部队和英法义勇军的支援下完成防卫任务。他们发挥了令人赞赏的勇气和杰出的才智，成功完成一切任务。他们的指挥官柴中佐是具备获得极高荣誉的军官之一。”

漱石留学的1902年1月30日，日、英两国缔结为同盟国。英国是西欧列强之首，因此可以说与之缔结同盟关系意味着脱亚入欧路线的成功。2月12日的《旗帜晚报》关于新同盟有如下报道：

今晨，公布了我们大英帝国与日本缔结的协定文书。这一协定是由于日本政府面临这两年间所发生的大事件和纷争时仍然切实坚持一贯的政策而形成的。在那些最严酷的时期，英国外务省与大和国的意见完全一致，并得到了他们一贯的支持。现在，事态依然紧迫，需要高度防范，在两国判断一致的前提下，在外交、行政等活动中忠实履行协定，两强国之间以“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国际契约”形式达成相互理解，这是众望之所归。两国盟誓遂行的目的十分明确，即无论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切实尊重一切强国的既有权利。因此，将共同持有的原理以严密的契约形式确定下来，这意味着其背后存有更大动机。（中略）主张中华帝国和与之政治命运密切相关的接邻地域，东洋的文明国家在法律上应予以承认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具有正当性的。外强在这些地域范围内着手通商、殖产兴业，在拥有特权方面主张完全平等，这与我们协定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实际上从最初这一主张就与我们的原则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皇帝依据条约所承认的任何一项权利，在他的全部领土范围内，必须毫无阻碍地为我们所享有。这当然不是圣詹姆斯宫殿和东京皇室之间签署的协定所做的最新主张，这早已被与德意志签署的协定所规定，而且所有内阁成员以某种形式对协定所规定的原则表示同意。

可是，所谓法律的有效性的依据在于是否能够实施。日英同盟的最大价值在于，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在维持现状和保护权利平等政策免受攻击并积极地主张其正当性。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年1月30日于伦敦签署的协定的主要条款内容，就会了解两缔约国为了避免对既有权利的侵害，不超出和平协定的性质，经过了多么严格的部署和准备。据前文所述，两国政府为了维持远东现状与和平，对中国和朝鲜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特别关心，而且也格外关注民间通商和殖产兴业，确保在这些国家中机会均等。有关单方面得利的一切意图仅在第一条条款中就已经再三被否认。两缔约国互相承认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宣称绝不会受来自本国一切势力的影响。但是，两国明文规定必须保护各自的特别利益，承认当两国的“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不得已之手段。所谓威胁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他强国的侵略行为，另一种是中国或朝鲜发生的骚乱使得国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害。那么什么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才会使得两缔约国的单方面介入行为正当化呢？对大英帝国而言，这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可是条约另外言及日本“在朝鲜的通商、产业、政治等方面都具有特殊利益”。对于完全了解问题的动向的人来说，无须上述这样详细的规定。关于在中华帝国的贸易和居留问题，我们坚决要行使条约中规定的权利，这是可以被充分理解的。日本的意图在于避免其在朝鲜一直以来的影响力被他国取代、瓦解。另外，我们还须探讨这一协定在两缔约国实行各自的行为时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协定中规定，两缔约国的任何一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被迫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另一缔约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严守中立，防止其他强国与同盟国敌对而参加战争。表面上看似中立态度没有履行什么有特殊价值的支援，但是参照地图就会重新看待这一表面印象。这是西太平洋的两个海军大国的协定，日本可以提供环列岛海岸线上所有港口作为军事基地，而大英帝国拥有联结中国近海和苏联并止于香港的海军停泊航线，具有不可小觑的优势。乍看起来条约中并未规定超出友好、中立以上的任何内容，但是可以想象海上交战国拥有良港和军事基地的话会占据多大的优势。总之，充分行使协定上规约的外交作用，对于企图侵略他国的强国有重大影响。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关注的是，两缔约国中的一方陷入与敌人一对一的交战事态，其实战争往往是因为其他敌对国的参与而扩大，而契约则成为语言上具有最完整意味的同盟。在协定中为了说明伙伴关系协作国二度使用“同盟国”一词，这是意味深长的。比之更弱的词语是无法应对眼前事态的。因为一旦日本或大英帝国面临第二个敌对国时，按规定另一方就会成为支援者。协定规定，战争是共同参与的，和平只有在双方意见达成一致时才能实现。因为单方面参与战争的情况是很少的，因此这一协定具有非常强烈的约束性，将两国绑在了一块成为同盟国。当然，还存在一个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不再签订任何可能有损协定保护利益的单方面协定，因此这就使得任何一方都存在自己的部分利益受损的危险，那么双方就要保证随时进行坦诚的、充分的意见交换。关于协定的有效期限，至少具有5年的效力——事实上有效期限已经不止于此——废弃条约需要在期满前1年提前通知。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个国家与远东海洋大国联手从事的事业，本国不仅同意、认可，还会热情地接受。伊藤侯爵访问期间，为了缔结维护共同权益的紧密、恒久的关系——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并认识到协定的必要性——而有了验证两个民族共同体的本能的欲求的机会。尤其是索尔兹伯里侯爵在中国处于很多事件集中爆发的不稳定时期，他的很多极富预见性的智识被关注。他的基本原则是，在主张门户开放、反对领土分割的基础上，把在东亚拥有利益关系的所有强国结合起来。与日本缔结的特效协定进一步声援了坚持权利平等、尊重条约的国际原则。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协定的签署在远东面临紧迫的新问题时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际上，这是得到了大英帝国总理大臣和继他之后主掌海外事务的兰斯顿大臣的一贯支持的政策性成果，只不过是以此种方式具体化了。应该由衷地祝福他们二人。我们在这一时点上还不能太得意，认为自己已经看清了一切。虽然我们深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我们手上，但至少我们能够顺着事态的发展达成了很多目的。

正像报道中所言及的那样，在缔结同盟之前，伊藤博文出访了伦敦，1901年12月28日《旗帜晚报》关于伊藤博文和近代日本做出如下报道：

昨天下午，国王在马尔巴罗王府欢迎伊藤侯爵。侯爵是英国人民乐于欢迎的宾客，他的访问唯一的缺点是逗留时间太短。侯爵也是日本的老牌政治家，与我国很多阁僚相识，在一些场合需要时间联络感情。伦敦市长还要在下周五中午宴请他以示敬意。之后他逗留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必须离开，所以他不可能一一接待蜂拥而至的代表国民利益的各种团体。尽管如此，像这种精力充沛、做事规矩的人物，我们尽管相信他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自由观察之便。这次在远东发生的事件，使得因侯爵的爱国勇气而日渐伟大的岛屿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关系亲密无间。当然，即便共同的利益关系没有把东、西两个岛屿帝国联结在一起，但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和卓越品质，我们也会把超乎寻常的敬意奉献给他。眼下他还不是总理大臣，不过他俨然已经受领了任命状一样成为负责解释国民情操的权威人士。（中略）伊藤侯爵并不是以陌生人的身份来访问的。他为了祖国的重生从最初就积极地亲近欧洲的思考方式，摄取西洋文明，这些正是发生在英国。他是日本人中为了实现政治外交而最早掌握英语的人。如果他不是典型的、卓越的日本爱国者，那么从他的趣味、友情、业绩来看，说他是英国人，我们也不会反对。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英国，将自己沉浸在英国的生活氛围中。自从主张重生的祖国应该具有作为文明国之一的权利以来，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尽管当时作为使节来访以失败告终，但那以后始终致力于在当时看来备受质疑且远不可及的目标，并引以为豪。把古老的中世日本改造成一个自由进步的王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侯爵要求与基督教国家最强大的政治家平等对话，这是合乎道理的。他也和爱好图画一般的美景和拥有风雅之心的西洋人一样，对日本发展存有感到遗憾之处。可是，如果比较一下旧体制下国内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和现在普及天下的和平秩序，他也就认可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当然对于利己的旁观者而言，封建时代手持血剑的家臣比穿着晚礼服的议会代表更为浪漫，帝国议会崭新的议事堂也不如古刹宗祠那样魅惑人心，衰老比坚固强大更令人兴趣盎然。

无所谓是非善恶，总之，日本在迅猛发展的道路上正在成为一个有序的、活力十足的社会。这里所言的进步，只有欧化的后继者们才能理解。日本在维新之后发生的惊人的变化以及变化的迅速性、有效性，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的客人既是这一变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同时也是这一变化最好的例证。

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照起来加以比较是最好不过的。后者由于吸取了我们的思考方式的本质，变得与欧洲人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说自少年时代起他的毕生精力与作为，即便是以我们的最高标准为参照，也是毫不逊色的。自佩里提督驶入江户湾那天起近代就开始了，这种认识已成为日本人的历史常识。对于东京的评论家而言，这件事就如同英国清教徒们登上美洲大陆之于美国历史学者的意义。毫无疑问，美国因打破了英国守旧贵族竭力维护的通商壁垒而进入到伟大的觉醒时期。但又有谁能预见到在最黑暗、最封建的君主制国家一隅，一个年轻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终结了混乱的社会状态和专制的独裁统治，以复归天皇在宪法上的权威为旨归，推行西洋文明并付诸实践。我们今天热烈欢迎的宾客伊藤侯爵正是预见了这一切的年轻人之一。

这段文字要强调的是，伊藤的人品与西洋人没有什么不同，日本成了西洋式文明国家，这表明脱亚入欧路线获得了成功，甚至获得西洋的认可。

可是，漱石质疑的是日本人能如此轻易地西化吗？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他的英国文学研究从最初就不得不直面与英国批评家、研究者不同的经历，对英国文学的理解始终都令他不安、烦恼。他的出发点正是基于此种质疑而产生的“自我本位”意识。日本研究者对英国文学的批评即便与英国批评家有分歧，但这是基于自身内在的趣味、价值观所做出的判断，也可以说这正是日本研究者的立足点——“自我本位”。趣味、价值观等批评根据是由国民固有的历史、社会条件等因素形成的，是世界普遍性相对的。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人的趣味、价值观与日本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几乎化为体质性的东西，为各国国民所自然拥有，其他国民是无法轻易体察的。尽管如此，有人亦步亦趋地效仿英国批评家的口吻，这是屈从于强国权威的奴隶根性使然。漱石要说的是，日本人应该自觉、自尊，以自身的价值为基准做出主体性判断。在《我的个人主义》（1914）一文中漱石如此论述道：“比如西洋人评价这是一首漂亮的诗，韵律非常好云云，那是西洋人的所见所感，虽然与我并非毫无参考价值，但如果我没有这番感受的话，终究不会拾人牙慧，现学现卖。我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人，绝不是西洋人的奴隶，这样的见识是每一个国民所必须具有的。”

这样就有可能将日本人从当时极具优越感的英国人的威压下解放出来，使日本人恢复主体性自觉和自我认同。

附记：关于中国地名的汉字标记得到了日本学研究中心秦刚教授的指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