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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钱理群教授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出版。尽管作者把它看成一本了结一生心愿的总结性的著作，可我却宁愿把它放回到钱理群先生三十年来的著述系列中加以把握，把它看成作者自身精神史的一个环节。
读完《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后，我强烈的冲动就是把作者之前写的书重读一遍。那些书一直被我单纯当作专业著作来研读，却相对忽视了作者自身与现代史、当代史的高度相关性。而无论之前的《我的精神自传》还是这本《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都把作者与当代史的血肉联系充分展现出来。相比许多当代史亲历者的回忆或历史书写常常把自己及他人描述为被历史左右、伤害的被动个体，钱理群至今仍保有并积极看待那种主动参与、介入到历史中的热情。这大概是“毛泽东时代”带给他的“底色”。当代史对于钱理群而言始终是一个有“我”的历史，或者说是“我”在其中的历史。他的“我”是不断按照各个时期最富理想性、感召力、责任感的时代要求来自我形塑的——对20世纪50、60年代而言是“知识青年”和“革命接班人”、对70年代而言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80年代而言是知识分子加“改革者”、对90年代而言是批判知识分子加学者。就此而言，他是一个积极、主动地被时代造就，并与时代一起摆荡的主体。即便是他的现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放在他的当代意识中加以定位和理解。从这个角度说，《我的精神自传》与《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这两部总结性著作倒可以作为把握钱理群思想脉络的入门书，但不是把其中呈现的作者的自我总结作为现成结论，而是在理解他与当代史相关性的基础上，将其过去写作作为一种历史文本，把握今天的意识与彼时意识的差异，呈现当初文本被今天意识所忽略、遮蔽的时代状况与脉络。
事实上，钱理群的毛泽东研究并不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之外另开辟的“新”领域。读过《我的精神自传》《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就能意识到，对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革命政治的反思是他进入专业研究领域之前就确立，或者说始终无法摆脱的问题。而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使得他能以更迂回、更坚实的方式面对这些问题。而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特质的一系列把握，也是从现代文学研究中不断激发、生长出来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中一些贯穿性的命题都可以在之前的现代文学研究著述中找到其源头。像作者不断强调，乌托邦一旦被从彼岸引向此岸就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就是《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1993）一书总结、阐发的。而在《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山东画报》1999）中已经可以看到作者着手毛泽东研究所提出的一系列初步命题。但这些还是就直接相关性而言，更重要的是他如何能够借助现代文学研究找到将革命思想、革命政治相对化的资源，以形成对它的批判性视角。而这样一种批判视角的形成过程在今天看来存在哪些问题，又蕴涵着什么样的可能性？相比今天所能达到的“结论”，之前连续而又不断自我调整、自我颠覆的思索过程也许更值得追踪。它们的“现实针对性”和试图赋予现实的方向感，有的较为显豁，有的则隐藏于历史的缝隙中。在这样一个追寻思考过程的尝试中，我尤为关注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与其反思革命政治的关系。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钱理群以鲁迅研究专家著称。但看过《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之后，才能深切地体会到，对他而言，理解、体会、解读鲁迅不仅是其学术工作的起点和工作领域，更是一个曾经的“知识青年”“革命青年”面对革命的失败，反思革命政治，重新塑造自我最重要的依托资源和媒介。无论对革命的反思、对政治的理解、对理想知识分子的想象都随著作者的鲁迅解读、研究而渐渐成形、变化，并反过来变成对毛泽东时代把握的基本框架和立场。
钱理群“独立”的鲁迅研究真正开始于“文革”后期。而在整个书的结构中，“文革”十年，特别是“文革”后期也具有特殊的位置，无论是对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批判性把握，还是对后三十年“后毛泽东时代”的整理，其理论依据都与“文革”后期混合着革命理论和“异端”思潮的反思、探索密切相关。不过，如果我们从对“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进行宏观理论性把握的立场稍稍后退一些，更瞩目于其具体历史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对“文革”后期到新时期开始之前这一过渡阶段就需要有一种不同的把握方式，或者说，需要关注许多处于“微调”状态的因素。与此相关，如果我们从哪种主义、立场对未来三十年，乃至更长的中国道路更有影响力、更富预见性的判断标准上也后撤一些，关注一下“文革”后期哪些思潮、思考对从革命时代向后革命时代转化起到了切实的作用，则也会有新的因素进入我们的视野。换句话说，我们在追问“毛泽东时代”（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们各自的历史、思想后果，它们彼此构成何种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之外，也需要追问许多看上去是“次级”的，但却具有关键认识性作用的问题。比如，从“毛泽东时代”向“后毛泽东时代”的转化究竟是怎样一个历史过程？它基于何种现实条件，利用了哪些资源，达到了什么状态？如果这些问题被认真对待、处理，则基于主义、立场、体制的历史把握方式就能得到有效的平衡。
恰好在把握革命时代如何向后革命时代转化的问题上，鲁迅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具有枢纽性作用。因为，鲁迅既是革命时代被尊崇的真正革命立场的代表，同时又是革命者反思革命时普遍依据的精神资源。以鲁迅为中介的对革命的反思和再认识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高度配合革命者在革命中受挫的幻灭感和彷徨感，但又不直接导致对革命的彻底否定，而以“绝望中的抗争”构成对主体的激励；另一方面，它不诉诸观念论与立场性的结论，但却保有政治处境中的原则性。
可以说，鲁迅身上集中了在革命内部反思革命的几个关键性因素。一是鲁迅认同革命，不回避革命政治，但始终保持对革命政治中的功利主义和无原则性的批判。换句话说，鲁迅的言论有鲜明的政治性，但它的政治性的有效边界控制在言论的、“无实力”的范围内，因此能够将现实政治中的无原则性相对化。这形成对革命政治反思的基础。二是鲁迅对革命的理解不受共产革命或其他党派立场的规范性限制。也就是说，鲁迅的革命感觉是基于中国近代以来不断累积的现实感觉，鲁迅之于共产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他可以成为一个中介将共产党规范的、受制于外来理论的革命理解还原到中国语境中复杂而多元的革命感觉上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理群在完成其鲁迅研究代表作《心灵的探寻》时，曾对“文革”前的“鲁迅观”、“文革”后的“鲁迅观”进行过一系列对比：比如，之前强调鲁迅的民族立场，之后强调其个人立场、人类立场；之前塑造服膺党与群众的鲁迅，之后挖掘批判民众、改造国民性的鲁迅。这里，对“新鲁迅观”的界定高度配合着新时期之后确立的一系列价值观和思想立场。而如果将时间向前推，回到作者开始其“独立”的鲁迅研读的“文革”后期，那时作者要借助鲁迅面对的现实、思考鲁迅的方向与其说与个人主义等相关，不如说更与“文革”后期在革命内部反思革命的使命和问题意识相关。因此，在作者“文革”后期的鲁迅研读与80年代中期完成的对鲁迅的整理之间既有连续性又有问题意识的调整。更确切地说，我们今天把握的——包括钱理群自己整理的——80年代鲁迅研究的结论更容易集中于已经过调整、配合80年代价值观的部分，然而更值得挖掘的，或者说在当时使得钱理群的鲁迅研究真正发挥了历史影响的也许更在于延续了“文革”后期问题意识的那部分。
钱理群在他的《走进当代的鲁迅》一书中收入了其“早期”的鲁迅论。其中，写于1977年初的《老谱新用——读鲁迅杂文、书信札记》基本是以模仿鲁迅笔法的方式批判革命政治中的无原则状态——那些看似最诉诸原则、立场的革命话语、行为实际上却往往限于最变幻无常、自相矛盾的境地。而更早的一篇——写于“文革”尚未结束的1976年3月——《读〈野草〉、〈朝花夕拾〉随笔》似乎可以看成《心灵的探寻》的雏形。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引人瞩目地提出一系列命题。比如，“彷徨”对于“战士”的正面意义：
伟大如鲁迅者，面对着时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在未认清历史前进方向，未找到战斗的武器和依靠力量之前，也不能不有一时的“彷徨”……但这“彷徨”同样是伟大的，因为这是战士的“彷徨”。对于那些认为“现状”好得不能再好，颂歌唱之不及的“高升”者来说，难道会有什么“彷徨”么？对于那些心如死灰醉生梦死的“退隐”者流，当然也无所谓“彷徨”。鲁迅“彷徨”着，绝非对于革命事业的动摇，——恰恰相反，他正是执著地追求革命才“彷徨”的；鲁迅“彷徨”着，绝非对革命工作的倦怠——恰恰相反，他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革命而“彷徨”。鲁迅的“彷徨”，从形而上学的眼光看来，是绝对消极的；但按照革命辩证法的观点，却包含着积极的因素：它标志着鲁迅与“高升”者、“退隐”者的彻底决裂；它预示着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上即将出现一个更加伟大的飞跃。
与此相关的还有对鲁迅以“怀疑”为先导的“思想改造”（思想转变）方式的阐发与定位：
不论这些自以为“革命”的“评论家”如何挥舞吓人的大棒，鲁迅都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一定之规”：第一，思想的转变，是需要条件的，“倘没有应具的条件”，“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没有变”。过早地宣布“转变”，不过是自欺欺人，“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迟早有一天要露出尾巴，“又突变回去”。第二，一切结论，即使是科学的结论，革命的真理，也要经过自己独立的思考与消化，用事实加以检验，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血肉。如果实际并没有接受这些结论，甚至有所怀疑，却要“硬装前进”，以“革命”词句以自饰，那恐怕反要将革命真理歪曲，还不如公开说出自己的怀疑。第三，但鲁迅也绝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怀疑凝固化。……他公布自己的怀疑，不是为了坚持，而正是为了克服……鲁迅最重视的是客观事实与实践。当实践还不足以证明他的怀疑的错误，他是宁愿当“落伍者”也不肯轻易地放弃他的怀疑的……但一旦实践证明他的怀疑是错误的，那他就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怀疑，心悦诚服地接受他过去曾经怀疑过的真理，并同样是公开地在读者面前批判他过去的怀疑的错误，公开宣布自己终于获得的真理。
对鲁迅的“彷徨”“怀疑”，80年代之后的鲁迅研究中有更深入、准确的把握，但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是在“精神哲学”“自我深度”，乃至存在主义等问题维度上展开相关讨论，与之对应的是业经个人化、哲学化的鲁迅。而钱理群当年的讨论是以作为“战士”的鲁迅为前提，追寻“彷徨”“怀疑”对一个“战士”的意义，或者更准确说是对于一个真实的、有反思能力和责任的主体而言，经过什么样的思想、精神过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特别是当革命对革命者的要求已经被简化到“臣服”的程度，而革命者丧失在革命中找到主体位置的状况下，拒绝直接地、突变式地进入革命，或者说在进入革命，成为革命者的同时保有“独立思考与消化”的能力已经成为挽救革命必须诉诸的问题——这与后来强调的知识分子式的独立思考有微妙差异。这里的革命已是处于危机中的革命。如何在革命的危机中救出革命的“火”以及实现革命者的自我救赎，构成这篇论文的问题意识。
在对《死火》的分析中，作者这样复述这个故事：
我觉得一切都已死灭，“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革命死了——“什么都要重新做过”。我不惜坠到冰谷里去寻找着“死火”——那死去了的革命的火。我是怎样地渴望着被遗弃的革命的火“重新烧起”，并且“永不冰洁，永得燃烧”呀！然而，无情的现实却预示着：革命的火终会“烧完”，一切又要死灭。但是，与其现在就“冻灭”，不如奋战之后再“烧完”。于是，我与“死火”跃起并冲出冰谷口外！尽管我终于碾死在象征反动势力的“大石车”下，我却因救出了革命的火而“得意地”“哈哈”大笑！
这里，面对革命的“死”以及“革命的火终会‘烧完’”，一方面不可回避的是“绝望”的真实，但另一方面是绝望与清醒之后继续“战斗”的选择。只是支持这种战斗的不再是自我复原式的“理想主义”或者单纯信仰，而是“怀疑于自己的绝望”以及“现实的战斗”。换句话说，经历了革命的“死”已不可能回到原有的立场，但并不能因此放弃战斗。在幻灭之后如何继续战斗，在清醒之后如何“行”，在确定的目标、前途已经丧失后，曾经的革命者如何自处？对于经历“文革”的青年来说，这是与中国向何处去同样急迫，甚至更为切身的问题。作者正是通过解读鲁迅力图回应这些时代核心课题。
鲁迅对于作者而言——乃至对于同时代的诸多青年而言——都不仅是文学资源，而更是政治性的思想资源。但这里的“政治”不是一般政治议题层面的政治，它意味着面对“文革”十年的“泛政治化”过程所造成的政治感觉的僵化与疲软，如何在个体层面激发、重塑，与有活力、有责任的政治意识相配合的，敢于直面现实而又积极、不消沉的主体状态。这样一种责任感的重塑，既出于对革命激进化后果的反思，但同时延续着革命时代对主体要求的方式与方向——如何在共同的集体事业中定位个人的位置、作用，如何造成与之相配合的自觉意识、思想觉悟、责任感，并从中获得自我充实。
50年代初期，曾流行“政治家与事务主义者”的说法。这一说法中的“政治家”不是从事政治工作的人，而是在一般工作岗位上而能有积极、主动的思考，能在“螺丝钉”的位置上发挥能动性作用的人。与之相对的是，即便身处政治工作岗位，如果只是一个“驯服工具”而缺乏自主性的思考也只是一个“事务主义”者。这一命题更进一步的要求是特别针对那些身处事务性工作岗位的人，比如，做收发工作者，似乎是最不需要政治性思考的人，但却特别被要求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再进一步，则引申到身处逆境而易于丧失积极态度的人也需要从做“政治家”不做“事务主义者”的说法中汲取能量。看上去——按今天的理解——这一要求是试图教育每一个处于事务岗位或非事务岗位，处于顺境或逆境中的工作者都要安于做“螺丝钉”。但实际上，它强调的不仅是支配关系，而是要在革命的语境下破除职务分工意义上的“政治家”“非政治家”，更确切地说是破除“政治”“非政治”的区隔，使得任何一个位置上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都可以相互转化。它以诉诸个体的政治性自觉来打造整个社会的政治感觉，来重新定义“工作”“革命”和“政治”，而这个政治性自觉（“政治觉悟”）其实并不单指可形诸言语的立场表态、政治认识，却同时基于普通人的（集体）责任意识、荣誉感、进取心等品质。
《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一书的作者曾指出：“学校系统所要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一方面，是自觉的忘我，对集体的服从；而另一方面，却是主动、果敢与创新。教师的工作就是使孩子们毫无冲突地适应这两种相反的要求，并形成其信仰。”
与此形成对照，钱理群在“文革”后期借助阅读鲁迅展开对革命政治的反思时，特别借助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21日演讲）一文，将政治理解为“要维持现状”，而文艺则是“不安于现状”的，由此逐渐引申出独立、反抗、不安于现状的知识分子与“要维持现状”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在《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一书中，民间知识分子与一党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对立，后者对前者的压制，前者对后者的挑战构成贯穿性的线索。这个结构的来源在我看来与“文革”后期反思“文革”时所奠定的对“政治”的理解方式相关。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革命时代所定义的与“事务主义者”对立的“政治家”的界定上就会看出，革命政治中的“政治”恰好有力图克服常规政治的一面，因此，革命政治固然有“维持现状”的一面，但更值得理解的是它“不安于现状”的动力和造成的后果，以及这种特殊政治形态对一般人的调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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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对鲁迅而言，从革命的政治化到政治的革命化是一个往返的过程，因此，“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对立是实现这种往返过程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最终达到的结论。在此意义上，鲁迅这一时期所说的“知识阶级”与“文学家”一样也是在与政治的动态关系中加以定位。甚至可以说，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10月25日）的演讲中更侧重的是知识阶级因其与平民的对立，因其与实际行动的脱离，因“言论”本身的无力而有着先天的缺陷。知识阶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彻底”——“不顾利害”、永不满意、不与政治现实妥协——但这并不单纯是优点，它从另一面看就是弊端，因为如果革命要变成实际的话，就要牺牲这种“彻底”、无利害、单纯、一致。在此逻辑上，知识阶级注定是悲剧性的，而它只有完成、促成自己的悲剧性转化才是“真正的知识阶级”。鲁迅这一时期反复提及俄国文学家叶塞宁、梭波里等人的自杀，认为这些曾幻想革命的文学家碰死在自己理想（革命）实现的厚壁上恰恰证明俄国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知识阶级要保持自己的安全、“纯洁”就只有住在“艺术之宫”或“象牙之塔”的选择。但鲁迅的结论是“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所以，鲁迅说的“真的知识阶级”是“非（反）-知识阶级”，“真的文学家”是“非（反）-文学家”。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关于知识阶级》都是充满了矛盾性说法、在矛盾性说法中推进的文本。这一方面由于两篇文章由演讲记录整理而成，有随意性。但更重要的是，1927年的上半年正是鲁迅面对大革命的现状产生巨大困惑的时期。一方面是新的革命迅速从设想转化为现实；另一方面是新的革命迅速分化，革命中权力政治的一面暴露无遗，但同时又酝酿着新的革命形态和对革命的再次颠覆。面对这样的混乱，面对失望与希望的交织，鲁迅的态度是让青年通过对“知识阶级”“文学家”辩证关系的理解，既看到希望中的失望，也看到失望中的希望。这是鲁迅一贯的态度：不将希望与失望绝对化和对立化，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并且希望与绝望中都蕴涵着转化的契机，“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而这也是钱理群在展开自己的鲁迅研究时特别把握到的要点。事实上，钱理群——及同代青年——彼时面对的现实困境、思想困境与鲁迅有相通的地方，尤其是对革命的失望，对“战士”身份深深的怀疑与厌倦，但同时出于革命时代确立的立场又不愿做书斋中的知识分子。钱理群在回到校园后给安顺的年轻朋友的一封信中集中表达了这种自我认识和选择上的矛盾：
这一年，我一直在“当学者”与“当战士”这两条道路中徘徊……我是一个怯懦的知识分子，我本来是一个再正统不过的、厌倦政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把我改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的劣根——不习惯于、厌倦甚至害怕政治——未除。过去十年，我之所以一直卷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一方面是客观形势把我推到了这个地位；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也是你们这些学生，年轻人推动着我走的。我离开了你们，成了孤独的一个人，就失去了勇气。我曾多次想，我如果不离开你们，或者你们都来到了北京，我也许就会在你们的推动下，不由自主地走上斗争之路。然而现在没有这个条件，而我却不习惯或者害怕去结识我所不熟悉的人，去寻找新的战友，这样我就只有深深地陷入苦闷之中了。我这样概括了我的矛盾：当学者，不肯；当战士，不敢；混日子，不愿。我承认并且自责我的自私与怯懦，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我看到了我的前途：在矛盾、苦闷、彷徨中，牢骚满腹地度过了我的一生。可是我不愿如此，不甘于如此，我要挣扎，却缺乏必要的勇气。……在你的前进中，无论什么方面需要我的帮助的话，我仍然愿意为你助一臂之力。我即使不能当一名战士，当一名赞助者、支持者、同情者总可以吧？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者从鲁迅那里获得对“知识分子”较为复杂的把握，但现实中，“学者”“知识分子”的道路已经不是一个动态结构中的元素，而是实际的选择。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与革命者、“战士”绝对区别开的道路。虽然这时“革命者”“战士”依然占有道德上的优势，但基于“政治家”与“思想者”，实际政治与“理想主义”对峙关系的认识，则“战士”越来越接近“政治家”一端，“知识分子”越来越接近“思想者”一端，“知识分子”与“战士”之间的对立关系会越来越强化，而原有革命时代中两者的转化关系会被逐渐削弱和忽视。不过，作者当年所陈述的矛盾“当学者，不肯；当战士，不敢；混日子，不愿”（三者都是革命教育的后果）恰好表明在革命造成的伤害（当战士，不敢）、革命的动态立场（当学者，不肯）、革命的充实要求（混日子，不愿）几重因素会聚一身时彼此之间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正是在这种制约关系中产生出某种“调适性”立场，这种调适性中恰恰体现着面对现实困境的真实感和分寸感。
阅读钱理群早期的鲁迅研究文章，总会看出许多革命时代的“尾巴”。或者说那时的作者是力图用“修正”的方式调整、创造新的阅读鲁迅的感觉和把握方式。比如，承认鲁迅有从“进化论”到“革命论”的“思想飞跃”，但强调飞跃前的“彷徨”，承认鲁迅经历了“思想改造”，但注重“改造”前“怀疑”的意义。到了写作《心灵的探寻》时，作者又特别总结出解读鲁迅要从“重结果”到“重过程”的命题：
在40、50、60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重“结果”而不重“过程”的趋向，即注重鲁迅结论的“正确”，不注重鲁迅在得出正确结论之前探索的曲折与痛苦；注重鲁迅行动的“坚决”“勇敢”，不注重鲁迅在坚决、勇敢行动之前的犹豫与彷徨；注重鲁迅对于民族的“忠诚”与“热忱”，不注重鲁迅对于民族的失望，对民族弱点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与斗争，等等。（13页）
从“重结果”转向“重过程”表面看是还原鲁迅本来面目的必然要求，但其实这一命题背后有着呼应“新时期”政治课题的现实针对性，也就是在失去了规定性的、明确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指示”之后，如何真实面对现实困境，如何把进一步的行动建立在反思和探索真理的勇气的基础上：
到了70、80年代，我们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极大变化：现成的结论、模式，受到怀疑，进行重新审视，开始了全民族的大探索；探索真理的权利开始回到人民（包括作家、思想家）手里，并且变成了亿万人们的实践活动。
在整个社会已失去确定方向，“社会主义”已经不像50、60年代那样内涵清晰、方向明确的状况下，“解放”对建设者、对一般民众意味着更严峻的考验：要放弃过去的盲从，学会在痛苦、矛盾甚至绝望中摸索前进，同时要自我深化，完成民族品格的再造。于是，鲁迅的品格被描述成80年代改革者应有的品质：
人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的伟大先驱者，他在探索民族变革、复兴道路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他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他的激愤与焦躁，感伤和痛苦，以及鲁迅怎样从“内心的炼狱”中挣扎出来，找到正确的道路。……鲁迅正是通过这种探求，真正深入到民族大多数普通人民的心灵深处，转化为真正的精神力量。（14页）
这里，作者借鲁迅研究所要完成的使命恰恰是他给自己在“新时期”的定位，就是为“革新者”提供精神的支持，或者说借助新的鲁迅像的塑造来打造“革新者”应有的精神品质。事实上，《心灵的探寻》一书的题词就是“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而无论是“改造”“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命题，还是“青年朋友们”的对象设定都延续着“革命时代”的诉求，只是“革命”被“改造”替换，“革命者”被“革新者”替换。但毫无疑问，书中不断提到的“革新者”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战士”的品质，但它同时又带有“知识分子”理想形象的参照。确切地说，“革新者”是一个介于“战士”和“知识分子”之间，而兼容两者积极品质的形象。由此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战士”还是“知识分子”，在80年代的语境中都不能独立作为积极的因素发挥作用，而要相互制约、相互补充。而这样一种张力关系随着革命合法性的进一步衰落，随着社会共识的进一步分化也渐渐失落了。
今天，钱理群将自己的理想立场设定为“真的知识阶级”“‘学者’和‘精神界战士’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