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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曾经是周氏兄弟过从甚密的弟子，更是现代文坛上的“副刊大王”，其生平一直颇受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瞩目。但是，孙伏园人生中有段经历却鲜为世人了解：自1931年留法归来，孙伏园应晏阳初之邀，赴河北定县实验区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主任近七载，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才被迫随平教会撤退至湖南长沙。这是孙伏园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了解这段历史对于理解孙伏园的生平轨迹甚为必要。这段历史少人提及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由于相关文献的匮乏。当事人孙伏园未有当年的日记和回忆录公之于世，后来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档案据说也多散佚。
直到2011年出版的《孙伏园评传》
本文尝试钩沉和辑录散见于当年若干种报纸期刊上有关孙伏园与定县实验区的讯息和线索，以及当日孙伏园亲自编辑的数百种识字课本、平民读物、近百期《民间》杂志和数百期《农民》报纸，连缀缝合起1931～1937年孙伏园在定县的活动场景：他的平民文学见解、为农民编辑书报的甘苦、与平教会同人的交谊，勾勒孙伏园在定县七载的人生轨迹，体味当年他平民教育的理想与希冀、创新与策略、努力与失落……
1931年5月自法国留学归来，孙伏园只带了一位家乡的厨子，投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他脱下西装革履换上老农式的布衣布裤，在华北农村一待就是近七年。孙伏园当日在定县的形貌，可参见署名天籁的《孙伏园印象记》：“胖短身材，白净的脸，下挂着一绺胡子，嘴角后嵌着两个笑涡，穿着家造布袜，带儿绑着裤脚管，沉默，不大言笑，镇静的什么似的。”
孙伏园在定县期间，带领平民文学部的同人重新择定农民应用基础字表，改编《农民千字课》以及搜集编辑平民读物的工作，《孙伏园评传》中多有介绍，本文从略。除此之外，为农民编辑报刊、教农民读报、办报，帮助他们学会利用报刊传播新知、作育新民，始终是孙伏园领导下平民文学部的重要工作内容。
《农民》报1925年3月1日创刊于北京，1929年3月1日迁址定县，1931年后由孙伏园接手主编。《农民》报是一份以“农民”命名的报纸，是平教会专为农民编辑的报纸。《农民》报每年1卷，初为旬刊，自1931年第7卷起改为周刊。《农民》报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1）初创时期：1925年3月1日北京创刊至1929年3月1日迁址定县
《农民》旬刊创立数年间，虽然预设的读者群是读完了《千字课》的乡村平民学校的毕业生
《农民》报创刊之初，前二卷（1925-1926年）先后出现过新闻、谈话、常识、农艺、故事、游戏、歌谣、农谚、戏曲、寓言、猜谜、笑话、平教消息等栏目。后来第三卷（1927年）又增加了卷头语、时事小言、随便谈谈、时事讽画、乡村妇女界等栏目。值得注意的是，《农民》报第三卷第十八期刊登《本报启事一》，举行有奖征文。征文题目是“你最喜欢读农民报的哪一栏？为什么呢？”并逐期将揭晓的征文刊登出来。
孙伏园就是在此时接手《农民》报的，他似乎很快就认识到了问题所在。这位“副刊大王”开始着力将《农民》报向真正的农民靠拢。从第7卷第1期起，他将《农民》由旬刊改为周刊，
据笔者统计，孙伏园以松年为笔名在《农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有百余篇，主要是评论，几乎每期必登，地位相当于社论或者评论员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颇广，意在培养农民的国民意识和公民意识，提升农民的思考能力和知识水平。如第七卷第三期《救国和识字》，第十四期《农村的好模范》，第十七期《旧年节的新意义》，第十八期《外患促使我们团结自强》，二十三期《衣食住行怎样改良》，第三十二期《农民不愿再见内战》等等。且看第七卷第二十五期《工作余暇做什么》一文，孙伏园循循善诱引导农民农闲识字：“我国北部一带，一年十二个月当中，田里有工作的，实在不过七个月。还有五个月，乃是天然生就的余暇，可以供我们利用的。我们花了四个月工夫，能在平民学校认得一千来字，以后常常靠这一千来字得到些新知识，便是这五个月余暇利用的开头……”。常识、文艺和新闻栏的稿件多为平民文学部其他同事和平教会各部门所撰写。平民文学部同人堵述初撰写每期的新闻稿，如第七卷第一期《日军强占我国土》、第二期《日军轰炸锦州》等；赵水澄、劭青负责文艺栏和常识栏，如第七卷第一期“文艺”栏水澄《剪发退敌》、第二期“文艺”栏劭青《同仇歌》、“常识”栏水澄《自强》，第七期“常识”栏劭青《怎样驱除梨树的虫害》等。卫生教育部同人则传播卫生常识，如刘雅如第七卷第六期《白喉》、第八期《天花》、第十五期《痢疾》等文。
平心而论，孙伏园和《农民》报此时的文风，比起此前的编辑和作者们的文章要平白得多。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为了将《农民》报办成农民看得懂、喜欢看的报纸，孙伏园与同事王向辰、堵述初、赵水澄等做了各种尝试，不懈地实验着：编辑取舍上，文章略深的就不登，内容不大适合农民需要的也不登，连小字恐怕农民看了费眼力，也改为大字，再多配插图。为免曲高和寡，孙伏园梳理《农民》报办报的经验教训，认为农民报必须解决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排除文字的障碍，让农民读者捧读《农民》报好像大学生阅读《大公报》一般便利？第二，如何将成本降到最低限度，样式朴素与农村社会相适应，使订户不至感觉报费的负担？第三，如何让农民参与进来，第一步参与投稿，第二步参与编辑发行印刷，使农民把报纸看成自家的东西？
为扫除文字的障碍，《农民》报创刊号采用汉字注音。这种注音不很准确，无法分辨四声，有时注音的字比原字更难。此后的三期，试用过一个比较简易的方法：仿照《千字课》，每期加“本期生字”一栏，只列出生字，不注音亦不释义。然而如果读者没有教师或字典的辅导，其实是徒劳。第五、六期又换了一种新办法，虽不注音义，但举例说明。然而实践的结果是，这三种注音、提字、举例的方法，费力多而收效甚少。此后四年间，《农民》报一度不加任何注释，简直就像普通报刊一样。这显然是找不到改革良策的无奈之举。直到1931年4月第6卷第27期的《编辑启事》，孙伏园上任后才小试身手：“改良要点如下：一，从前用五号字，现一律改用三号字；二，不多载长篇；三，增加图画……”这种字大图画多的改革，显然是孙伏园受了平民文学部另一项工作《千字课》的启发，当然一般小学教科书也多是如此。
为达成《农民》报服务农民的真正使命，编辑部同人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因为不是真正的农民，所以编辑的时候，一大半工夫，花在找寻容易认得的字，容易懂得的句子。编辑部负责的四个人，甲作的文字，必请乙丙丁修正。乙丙丁也如此。没有一个人的文字，一写下便可以发表的。将来农民自己当编辑，这种工夫都可以不费，一两个人便干得下来。”
除了文字问题之外，农民报的样式和价格如何与农村生活相适应，对于《农民》报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似乎更为重要。当时定县“农家能吃上小米山药的为上等人家，有干菜杂粮做‘菜粥’吃的为中等人家，连盐也吃不起的约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至于吃油，那是很少有的了……”
《农民》报第一卷前十四期每份铜元一枚，十五期以后本埠一枚，外埠代售处两枚。第二卷第一期起每份零售两枚，邮寄大洋一分；零订每半年十八期大洋一角六分，全年三十六期三角；整订二十份以上者，每份半年大洋一角，全年只收大洋一角五分。第三卷第一期起，不分零售与邮寄，每期大洋一分，半年十八期一角六分，全年三十六期三角。四十份以上对折，并取消代售办法；第4卷第1期起，改零售大洋二分，半年三角，全年五角，四十份以上对折；第6卷第1期起，给各地平民学校八折优惠。本来报纸定价低廉，为的是让利与农民，使农民阅报无甚负担，但是事与愿违，农民尚未见到，利益早让他人得去。《农民》报各地的代售处不仅将给农民的优惠据为己有，而且还拖欠报社的报费。农民订户遭到的盘剥更重。1932年3月第七卷第二十一期《报社启事》称：“本报为便利农民阅读，定价十分低廉，邮费以外，报价每年仅大洋两角，半年一角。不料最近接察哈尔方面报告，竟有人以本刊交际主任或本刊分社等名义，向各处加价推销，甚至每年加价三元，真是荒唐已极。（本刊价目栏上加盖蓝色长方戳记内有定价全年三元等字样现存本社。）除函请当地官厅查究外，万望各地读者勿为所愚，并望爱读诸君直接向本刊订阅，是幸。”
农村社会中的种种流弊，令孙伏园们这群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始料未及。正如平教会在定县初办合作社之时，一般农民尚在观望，而乡间的高利贷者，先向合作社低利借款，再转而以高利放贷给农民。这样适得其反的效果，难免让孙伏园办报的信心遭受打击。在穷乡僻壤办开通民智的农民报，不比在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办营业类报刊，没有大把的工商业广告刊登以获利，即使“副刊大王”也难以施展，或许只能在报纸成本上多下工夫。
《农民》报的式样成本，的确是制约其发行量的原因之一。农民报初起是用西洋报纸十六开两面印，每期四页。第一卷第十五期起增到八页，第二卷第五期起增到十二页，第三卷第十六期起增到十六页，第四卷第八期起减为十二页，第五卷第二十三期起减为十页，第七卷第一期起又减为八页。为降低成本，第八卷以后，从铅印改为石印，改用定县土产的呈文纸，对开，单面印刷，大小与西洋报纸十六开相当。但无论报纸样式如何变化，论成本始终是在赔钱。每期一千份约计纸张费六元五角，报纸委托平教会经营课印刷，每期印工四元九角，油料一元，装订费九角，共计十三元三角。发行方面，除了各民众教育馆等十四订户，以每年每份二元计，与每期二三十份赠报恰好对销以外，一千份农民报每期售完可得铜元二千枚，约计四元余。若将编辑人员薪金及送报工人费用全计算在内，则每月约需赔本四五十元。如若多印，则所赔越多。
1932年上半年，《农民》报走过了七载光阴，此时孙伏园的办报总结颇有些无奈：“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我们的定户直到现在还只有一千左右。……我们决不相信全国三万万农民当中，只有一千农民认得字。那么，一千定户以外的认得字的农民不订本刊，若不是因为不知道，便是本刊的内容不合他们的口味。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会宣传，不合口味是因为我们还欠研究，总之是我们七年经验，所得不过这些。下半年本刊撰稿的人都要下乡研究了，我们要常常去和农民谈天，和他们一块儿生活。那时我们写出来的东西，诸位也许还要欢迎些吧。”
看来，孙伏园认定农民报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中，比起排除文字困难和降低报纸成本，如何让农民参与进来才是最难解决的。而且办报不仅要引起农民读报的兴趣，最终是要养成农民独立发表意见、自己办报的兴趣与能力。报纸不只是要代农民立言，更是要让农民自己发出声音。“一个最好的农民机关报，应该是由农民自己办的，就是说，由农民自己发起，自己集股，自己编辑，自己发行的。”
孙伏园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依据何在？原来此时正值定县实验区扫盲运动渐入佳境，几年来平民学校识字班毕业的学生已达数千人。平教会自1931年秋季起在平民学校毕业生中组织起同学会。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以村为单位，此时已增加到近百个。同学会组织急需一个刊物以通声气，于是《同学会周刊》应运而生。《同学会周刊》创办于1932年5月，因实验为期一年，至1933年7月停刊，共出六十期。《农民》报是铅印的，农村里找不到铅印局，《同学会周刊》于是改为石印，以定县土产呈文纸代替十六开西洋报纸，单面印，既方便拿在手中阅读，也可以贴在墙上浏览。《同学会周刊》的对象比此前的《农民》报明确得多，它的读者群就是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唯如此，编辑部还鼓励各村平民学校同学会投稿，按稿件多寡，加以奖励。
然而各村同学会比赛投稿，难免发生代笔的流弊。想让只上过识字班的农民，人人拿起笔来写稿而且敢于投稿，看来唯有切实放宽取稿标准。虽然孙伏园和社中同人自己不写简笔字和错别字，但是绝对放任农民投稿人写简笔字和错别字。一开始，对于农民投稿中的别字和笔误，编辑部曾附加括弧代为修正，后来连修正也干脆取消了。只要认识注音符号及少数汉字便可提笔，凡是遇到写不出的字句，可用同音假借或注音符号勉强对付。编辑部也不专拣质量好的稿件登载，稿件取舍的条件，还综合考虑作者的地域、投稿次数、稿件内容等。同时，社中同人执笔的文章，则用纯粹的国语，讲求文法论理，既全注音，又全分词，略含示范之意。各村同学会参与投稿的积极性渐渐被调动起来，《同学会周刊》办到第二十期上，孙伏园欣慰地看到：“现在只有第一篇短短的谈话是我们所作，其余从头到尾都是同学自己的作品了。”
尽管《同学会周刊》距离农民自办一份报纸的理想还相去甚远，但是确为此后的办报积攒了新的成功经验。复活后的《农民》报自第八卷起，也如《同学会周刊》一般，采用定县土产呈文纸石印以降低成本，稿件全部采用注音分词，使不认识汉字只认识注音符号的农民也可以阅读。报纸的分发和稿件的供给都依靠同学会的组织。每期投稿都供过于求，每期所登的内容，农民的投稿占到一半。若问这些农民投稿究竟是何面貌？这里且引一段定县总司屯村女同学会会员张秀荣的习作以窥全豹
“在五月十二日，我们ㄅㄞ花生种，有一位老太太说：姑时候有个老婆子上娘结，走道半道儿的，ㄆㄥ件一个老虎，要吃他的和子……”
这篇投稿的内容，是记述刨花生时一位老太太讲的故事。这么一小段文字的确错别字不少，行文更是质而无文，但是借助注音符号、错别字和简笔字，普通农民竟然成为报纸的撰稿人，能够在报上写自己的故事给读者看，不再完全为知识阶层所代表，这不得不说是孙伏园们的一个创举了。
按照孙伏园的设计，《农民》报第一步是请农民撰稿，第二步则是请农民参与报纸的编辑发行。为此报社专门聘请了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农民做编辑。农忙的时候他回到田里劳作，农闲了报社特约他帮助编辑发行的事。这位农民编辑，是从定县东建阳村高级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曾经和三五同村好友热心举办传习教育，在毕业同学会里努力工作，给《农民》报投稿的成绩也最好。他在农民报社里，第一件任务是帮助选择社外农民的投稿；第二为社中同人撰述稿件斟酌字句；第三下乡催促各村同学会会员的稿件；第四下乡与同学会的文艺委员（农民报社特派员）接洽推行农民报的事务；第五自己为农民报撰稿。可以说他是一位农民兼记者，记者兼编辑。
此时的《农民》报在发行方面的大进步，便是真正打入了农村。《农民》自第八卷起，分发各同学会赠阅以广影响；第十卷起时机成熟，便尝试取消赠阅，对定县实验区内的农民零售。每份铜元两枚，每期印一千份售完为度。定县实验区内共计四百七十二村，这一千份农民报的确都是由农民们两个铜元、两个铜元地买去。《农民》报一千份的销量虽不能跟孙伏园《晨报副刊》时期的五千多份相较，但是以真正的读者人数论，或许犹有过之。新一期报纸一到，各村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们往往是争相传看，一张报纸可能拥有十数位乃至数十位的读者，这种踊跃读报的情形，与“副刊大王”时代的风光相比，或许不致使孙伏园过于失落反而觉得有所安慰吧。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孙伏园与编辑们教农民识字办报，原本为的是“作育新民”，但是他们可曾想到，觉醒的“新民”必然要主张自己的权利。经过平教会数年的化育，平民学校同学会已初具规模，在定县乡村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协助平教会管理和服务乡村社会：同学会组织向《农民》报投稿，负责管理巡回文库
定县乡绅阶层开始凭借自身的社会资源制造社会舆论，讨伐平教会及其平民教育。定县乡绅出身的法学教授、社会贤达燕树棠在《独立评论》上发文，指责平教会“在定县制造教党与非教党之冲突”，谓“现在平教会员实在是定县的统治阶级，晏阳初先生实在是定县的‘斯台林’了”。并称“平民教育会在定县潜伏反动势力。近两年河北省军警当局把定县划为赤区。定县城南常发现所谓抗债团、抗租团、均粮团，以及各种的反动标语。……现在定县有识之分子都认为平教会的活动若不停止，全县民众势必至于沸腾崩溃，不可收拾！”
这样的结局未免令孙伏园诧异而黯然：“无论何国，凡一种大改革大进步，必然的是由少数优秀分子领导。这少数分子，所受教育特高，所感责任特重，同时他们的智识，高出常人，他们的意志情感，都比常人坚定而热烈，所以登高一呼，万山响应。不错！在别的国家，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情形；但在中国，这情形可就有点不同了。中国如果有优秀分子，他一定觉得‘登高一呼，万山默然！’……我们现在并不缺乏登高一呼之士，我们缺乏的是能够响应的（甚而至于单单能够听到呼声的）万山。”
（此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