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地域文化考察，自京海派文学研究起。尤其在京派领域，成果丰硕。京派文学意味着一种美学风格，一个有着同人性质的作家群体，同样也代表了一种文学的生产机制——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均高度以校园为依托，作家在象牙塔内眺望人生，面对社会问题发言，并较为从容地进行各类文体实验。可惜京派存在的时间不长，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到1937年抗战时便已风流云散。但北平文坛对校园的这种依赖关系，却自新文化运动始，直到40年代，京派仅为其中一环。1250163其间校园角色几经变化，并最终随着内战时社会经济的崩溃走向衰落；在这片文坛废墟上，一种源自解放区的、对社会经济水准要求极低的文学生产模式却悄然建立起来。较之于人们热议的1949年后作家的思想改造、文学制度的建立等，这次社会生产力的急促下降，并导致的北平文坛传统的崩溃，对于共和国文学的建立，更具根本性的意义。我们不妨借这些年该区域文学刊物的变化，一窥其中端倪。

简言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到1949年，就刊物层面而言，北平文坛大致经历了两个高光时段：五四和沦陷的前半段；一个被司马长风等文学史家称为“默默耕耘的沉潜时期”：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在这三个时段，校园特色成为我们理解北平地区文学刊物的关键。从1941年底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北方内战的基本终结是北平的困顿时期，此时，一个物质性的因素——纸张的供应问题——被凸显出来，在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