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到1940年是丁玲在延安的创作高峰期。这期间所写的《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均以日军在农村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为主人公，通过描述她们的经历，展现“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同时“也可作为作者自己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1250190。这两篇作品的写作有一定间距，其间变化恰好对应着作者在革命阵营中思虑的起伏——主体与环境、自我与现实、信念与疑虑交织、冲突的紧张关系。如果进一步把这种作者对革命主体的理解、想象方式和革命现实状态所构成的张力扩大到作品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照中，这种张力关系会更趋复杂。

近年来，随着对抗战时期日军性暴力行为研究的深化，游击区村落一般民众的生存状况、多种政治力量角逐拉锯下村落的生存策略、强征慰安妇行为背后的规则与伦理也更完整地得以呈现。对照真实的“加害”“受害”，尤其是面对“加害”的日常化，如何理解“生存”前提下的“抵抗”形态，如何重审作品所展现的“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这并非单纯指出其“虚构性”，恰恰相反，正是作品与现实之间的“不对称”促发我们进一步把握“新文学”作为一种书写形态和认识装置所具有的历史品质、功能以及它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