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梦支持着生活，追求着早已从这世界上失落或早已被人类谋杀、酷刑、囚禁和问吊的理想。也许他们都聪明过人，但他们都那样独来独往，像打破玻璃杯一样轻易地毁掉生命……

——陈映真《哦！苏珊娜》（1966）

陈映真在其散文《汹涌的孤独——敬悼姚一苇先生》中，提到姚一苇这样战后“怀璧东渡”的一代理想主义者，在50年代以来的冷战高压环境下，不敢公开谈论其社会理想，却在看到了青年陈映真小说作品中那无以言明的“内心和思想上沉悒的绝望和某种苦痛”之后，“平静地谈到了他少年遍读和细读鲁迅的历程”，“在那即使亲若师生之间鲁迅依然是严峻的政治禁忌的时代，我也第一次向他透露了我自己所受到的鲁迅深远的影响”。姚一苇以自己所理解的鲁迅为例，谈到鲁迅的晚年“不能不搁置创作走向实践的时代的宿命”，但他却鼓励陈映真写小说，而委婉劝他远离险恶的政治，说“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1250512。陈映真在姚一苇不避讳的鼓励之中，“听懂了先生不曾明说的语言，而先生也了解了我不曾道出的思想和身处的困境”。他感受到姚一苇关爱的温暖，更体察到姚一苇与自己类似的孤独感。正是这种“孤独感”，使陈映真比同时代人更敏感于战后台湾的重重问题所在，意识到这个时代在冷战格局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矛盾，意识到台湾与朝鲜这个旧的日本殖民地社会一样，在旧有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的前提下，又被编入新的国际化冷战和民族分裂之中，而台湾所有的精神病患，都源于这种新的后殖民地·冷战·民族分裂结构之中，这是怀抱着社会主义理想并意欲以此理想来超越克服台湾社会的“后殖民地·冷战·民族分裂”等多重矛盾从而重建一个新的理想社会的陈映真，不见容于战后的台湾社会及其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也正是他终其一生都怀抱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而如鲁迅般彷徨于“无地”之间的原因。

1945年8月光复以来的台湾，在思想探索、社会批评、政治实践、文化·文学活动诸方面都卓然独立、自成一家的大师级人物中，陈映真无疑是最具有理想性、实践性和争议性的。但如果把陈映真仅放在台湾的范围内去理解，则很容易受限于台湾内部的复杂的政治光谱的影响，使陈映真仅被定位为“左翼”的“统派”，甚至把他90年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批评，贴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而加以轻视，而忽视了他的文学与思想的更为深广的价值。在我看来，只有把陈映真放在战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上，才能理解“这一个”陈映真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东亚地区、在第三世界对几百年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史脉络里的真实意义。

我过去在《台湾的忧郁》中论陈映真时，曾说他的身上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他所理解的试图以“社会革命”来完成以色列人的解放的犹大，一个是以“博爱”为救世真理的耶稣。这两个人在他的身上分裂为两种互相联系又有矛盾的人格，表现为实践其理想的两种不同的方式1250513。现在，可以比较准确地说，陈映真的身上，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内在于他的精神、血肉的充满了感性力量的耶稣，这个耶稣使他可以借艺术作品进入人的灵魂深处，挖掘人内心的神性和罪性，写出了人最深刻的不安和慈悲；另外一个则是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具有知识和理性的高度的马克思，借助马克思，他试图解释并解决人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困境或人性桎梏。如果说，耶稣构成了“想象的陈映真”之小说的血肉和感性，那么马克思则成为“现实的陈永善”之知识和理性1250514，这两者结合，难分彼此。

我在重读陈映真的时候，一直在反思阅读陈映真时有些人经常提出的问题：早期的陈映真比晚期的陈映真更有魅力；艺术的陈映真比思想的陈映真更让人觉得亲近。为什么“作家陈映真”受到欢迎，而“思想者陈映真”却遭到冷遇？难道只是因为“作家陈映真”的小说作品的充沛的感性经验，与读者更容易引起共鸣？而“思想者陈映真”的那些理性思考，却是“过时”的“教条”？“作家陈映真”在他的作品里所表现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与“思想者陈映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诸问题所思考、反省和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是和谐一致的还是相互矛盾的？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与战后东亚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诸问题有何内在关联？“统独”在陈映真所思考的问题链中，又处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