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赫利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社会工作讲师，1999年12月笔者随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时，有幸得到其亲笔签字的一本新书，书名为Social Work Practices：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ange。

出于对社会工作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工作的关注，笔者认真拜读了这本书名看起来平常但内容却相当深刻的著作，对英文谚语judge not a book by its cover 有了更鲜活的体验：该书虽然没有用后现代主义命名，但其内容却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气息；它虽然名为社会工作实务，但实际上到处都是批判性的理论；封面上的图案虽然杂乱无序，但凯伦却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得井井有条。

该书共分8章。第一章，社会工作：当代挑战；第二章，我们过去的遗产和我们现代的性质；第三章，福科、女权运动和解决政治学；第四章，批判的社会工作对“后”理论的反应；第五章，职业权力和身份的再思考；第六章，解放或管制：询问变迁实践；第七章，重构批判性的实践；第八章，结论。

在该书第一章凯伦首先讨论了社会工作所面临的当代挑战。她回顾了近二十年在国际层面所发生的戏剧化的社会-经济转型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冲击，指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化和福利国家大规模的撤退，意味着关于基本社会服务提供的所有确定性已经离去，并且关于福利服务渐进重组的可能性看起来前景亦很暗淡。而且那些长期批评福利国家的激进分子现在也十分不安地观看着它的拆卸和最低限度福利国家的重建。”1260295

凯伦引用D. 戴维斯的话语指出，管理主义的语言自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进入福利话语以来现已进入鼎盛时代。现在诸如贫困的产生生产，购买者-供应者分裂，和投入-产出之类的术语在社会服务的组织中是共同的用法。与社会学家所使用的“麦当劳社会”相呼应，凯伦甚至说，声称现在已经出现了“麦当劳福利”国家也许并不是夸大之词。

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对社会工作的前途很容易产生悲观心理。但是，凯伦仍然坚持自己独特的看法，她从后福特主义福利国家的深渊中发现一缕曙光，并保持某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当批判性社会工作的真理要求和宏大计划在政治和理论挑战的压力下让路的时候，一种新的方向正在浮现出来。”这就是变迁以地方、场景为中心和适度的实用主义方向。

至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介绍凯伦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三个基本概念：传统的社会工作、批判的社会工作和后现代的社会工作，即传统社会工作、现代社会工作和后现代社会工作。不过，在凯伦那里，现代社会工作似乎包括更为复杂的或地方特色的涵义，她经常交换使用批判的社会工作（critical social work）和行动主义的社会工作（activist social work）这些不同的术语来表示现代社会工作概念。

传统社会工作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哲学理念的社会工作实践和带有侮化（stigmatization）色彩的社会福利。“按照许多行动主义者的看法，传统社会工作假定，福利国家中的受助对象在面临困难时，应该受到责备的是个人。”

凯伦认为，批判的社会工作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它认为服务使用者所面临问题的原因是社会结构上的，消除这种原初结构上的不平等是解决服务使用者面临问题的根本办法。批判性的社会工作包括反种族主义和跨文化的社会工作，反压迫和反歧视的社会工作，女权主义的社会工作，形形色色的社区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工作，激进的社会工作，结构的社会工作和研究的参与和行动形式，等等。她认为，批判的社会工作探讨强调：①站在贫困人口一边的承诺；②强调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对话的重要性；③承认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形成个人体验和社会关系，包括与实践环境互动的作用；④研究变迁、迈向变迁和激发变迁的承诺。一句话，批判的实践以促进使统治和剥削永存的结构和过程转型为取向。

在凯伦那里，后现代的社会工作并没有真正形成，其适当的表述是社会工作的后现代主义，反映了后现代理论对批判性社会工作片断但深刻的影响。在分析当代“后”理论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时候，凯伦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在批判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特别是福科和激进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著作上，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其他方面。尽管许多学者是把后结构主义作为后现代理论的种形式来看待的，但是凯伦还是把两者有效地区别开来，并且声言她的这本书是后结构主义取向的。

凯伦指出：“两个学派对现代性的宏大叙述，特别是就解释和改变社会总体的企图进行争辩。但是，这种批评的基础在两派之间迥然不同。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因现代性而醒悟，利奥塔（1984）比较了人类进步运动和在进步名义下发生的暴力和压迫。另外，后现代作者争辩说，持续变迁和剧变的当代状况超出了现代性宏大理论理解或指导行动的能力（鲍曼，1992）。”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理论挑战当代社会和政治话语在引进和运用语言构成权力这些修辞上的失败。后结构主义对启蒙思想的人文方面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这种思想是以个人认同的连贯性假设为基础的，并且它把人类置于决定历史进程的中心舞台。凯伦以巴特勒（Butler）的方式把后现代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区别开来：“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别，前者主张主体从来不存在，后者主张主体曾经有其完整性但现已不再存在。”

不管怎样，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类型，后结构主义和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一起对现代批判的社会工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在到处弥漫的管理主义的气氛下，在到底是作为一个人文关怀者还是作为一个理性经理人两种角色之间，社会工作者经历了太多痛苦却又无奈的抉择。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批判的社会工作者经历了愤怒和抵抗，最后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放弃终极价值理念，而倾向于选择工具主义。

社会工作的后现代主义在一个完全崭新的理论平台上工作，在这个理论平台上，它解构了理论和实践、权力和知识、结构的和地方的、统治和平均主义、社区工作和个案工作、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理性和非理性、照顾和控制之间的分裂。就拿权力和知识的对立来说吧，按照福科的解释，权力有以下三种属性：①权力是运用的而不是拥有的；②权力主要不是压迫的而是生产的；③权力是可分析的，因为它产生于自下而上的依赖。这就是说，当人们“练习”权力的时候，人人“拥有”权力；权力的本质在于服务；当人们改变视角来观察它的时候，权力可以分解或消融。福科关于权力的新见识无疑动摇了批判社会工作者的专家权威和角色认同。

另外，后结构主义拒绝人文主义的认同观念，因为这种观念认为，一个人的认同是统一的和不变的。福科批评说，这种稳定认同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类主体忽视了话语在构成自我中的作用，因此后结构主义者用“主观性”来取代“认同”。按照威顿（1987）的观点，主观性是指“个体意识的和非意识的思想和情感，他感觉他自己和他理解自我与这个世界的方式。”因此，一个人的自我感是通过话语产生的，是它建立了诸如男性/女性和工作者/案主等特定的主体地位。后结构主义这种从认同走向主体性的转变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批判社会工作的实践和工作者/案主关系。

在该书的结论中，凯伦引用福科的话作为结尾。福科说：“我的立场是，对我们来说还未到达提议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只要提议，他就提出一个词汇，一种意识形态，这只能具有统治效果。我们必须提出的应该是人们发现有用的器具和工具。”正如皮·利纳德所指出的，沿着福科的思路，凯伦为现代批判的社会工作指出了以地方的、场景的和增值的实用主义为中心的变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