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用米勒（Miller，1978）有关越轨工作的理论框架，探讨香港街头性工作的社会生态，包括行业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经济与社会活动模式，以及其中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等，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并回应主要存在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及激进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关于“作为工作的性工作”命题的学术性及/或关乎社会运动路向的话语及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