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所谓“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成果而论，我们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数量上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文学经典遗产的收集、整理、翻译与出版工作持续多年，族别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更引人注目，已经出版的文学史及研究专著达数十种之多。但是，笔者也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的学人们一直在为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基础而焦虑，甚至到今天还能够听到关于它作为“新兴学科”如何薄弱的种种说法。

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了。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由来已久，其中，所谓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事实同样源远流长，这都是我们学科学术发展的丰富资源，但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薄弱”的现象呢？

沿着这样的困惑追问进去，我们发现，最薄弱之处可能还不在我们实际的文学研究。中国人有“正名”的传统，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作为学科核心概念的“少数民族”一词可谓中国的独创，但它首先就不是在文学或文化的学术层面上提出和加以论证的。一般认为，“少数民族”一词于1924年1月在中国首次出现，源自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该词是在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北军工作的一个指示中和关于国民军工作方针的决议中都指出，冯玉祥将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从而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概念。此后，在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里，中国共产党继续使用“少数民族”概念。这都清晰地表明，从一开始，“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主要是现代中国政治的特定历史任务，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它自有其显而易见的重要价值，但它的确不是为了描述文学和文化自身的复杂存在，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少数”之名乃是针对“多数”而言，这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概念在反映现代中国政治革命现实的层面上具有明显的准确性。

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革命而言，作为政权形态的主体存在于汉族地区，作为政治革命发动者、参与者的主体也是汉族，汉族/非汉族本身就形成了一组二元划分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如何在尊重其他少数族别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获得非汉族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成了从孙中山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的思维方式，二元式的划分可以将现代中国政治格局的描绘在最简略的方式中最准确地呈现出来，有利于现代政治问题的解决。

但是，一旦离开特定的政治领域，我们就应该承认，二元式的划分很可能构成了对其他问题的遮蔽，比如在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领域，如何最大程度地呈现民族生存形态的多样与复杂，恰恰是我们学术的追求，在这个时候，数量的多寡并不决定研究对象的价值，任何的少数本身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整体，众多的少数都应该分别进入我们的视野，一个绝对多数与绝对少数的简单划分不是有利于问题的展开而恰恰是对无数具体问题的掩盖。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概念继续使用，文学领域先是“少数民族文学”与“兄弟民族文学”混用，前者似乎可以找到1949年的茅盾，1951年的费孝通、张寿康，1958年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1960年老舍作《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等例证，1267977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文学界也逐渐取消了其他说法，统一称为“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了。这是我们学科走向创立的起点，没有这一概念就没有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问世，但是，通过继续沿用一个典型的政治革命时代的概念，我们实际上也继续沿袭了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学科视野，并且因为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局限而较长时间地影响了学科基础的夯实，以致多年的学术努力之后依然给人留下“薄弱”的印象。

其实几十年来，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人已经进行了十分勤奋的工作，我们的学科史料与资源可谓充实。“薄弱”的恐怕在于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视野已经将我们的学术对象简略化了：二元的一方是作为强势文化的汉族文化，所谓的二元对立式的研究几乎就是用汉民族的审美视野观察、打量非汉民族的“另类”现象，汉民族的文化与审美属于观察的一方，而非汉族的则属于另外一方，而他们更在“少数民族”之名下被“统一”起来，在汉民族好奇的、求新逐异的视野中展现着“文学的异域风情”，因为只有“二元”（而非多元），所以其实各种不同的少数民族就很容易模糊其各自的身份与界限，通通构成有别于汉文化的“统一的另类”。当如此众多的民族色彩都因为“二元”的简略划分而自我模糊，彼此“统一”，那么，我们看似丰富的民族文学资源其实都不断地被“同质化”，一个同质化的艺术世界再庞大也会令人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这或许就是我们“薄弱”之感的由来。

此外，自近现代以来，中国学科知识分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某种知识/权力结构也让一切后起的学科承受了格外的压力，许多后起的学科都不得不在相当狭窄的轨道上寻找自己，而且这个过程还并不短暂。以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性学科——中国文学为例，因为它讲述的是数千年中华大地的主流文学现象，所以似乎拥有了某种不言而喻的权威，后来的学科即便同样讲述着中国大地的故事，却很难为这一学科所接纳，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华文学史》问世之前，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不包括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现象，似乎这些现象不属于“中国”，要描述这些新的文学现象，需要另外一部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且到今天为止，一些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依然坚持他们的学术“正统”地位，对从事“五四”以后文学现象研究的学人多有不屑之言。

同样，我们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分化出来的，它同样受到了这一渐成气候的中年学科的压力，直到今天，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依然很少将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纳入研究范围，而从学科逻辑上讲，就如同“中国文学”应该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样，“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理所当然应该包括中国现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虽然今天少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也试图加入少数民族文学的部分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根本无法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发生的文化逻辑相互连接，明显属于迫不得已的添加和补充。这些都说明，如何在学术思想的深层（而不是文字的表面）关注中国各民族生存与情感的内在特征，并真正让文学的研究成为广泛沟通彼此的桥梁，让文学的知识不仅仅为单一的视角所固定，为权力的多数所独占，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