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包括文学史研究）就要“接地”，深具“地气”，方能彰显批评的力度。即要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以理论与现象的双向互动，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使之成为“民族灵魂重铸”的方式。唯其如此，在批评基础上形成的话语系统才不至于流于空泛或口号化，才能使之成为本土理论的生长点。萨义德曾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论在卢卡奇、戈德曼和雷蒙·威廉斯之间的旅行为例，具体演绎了批评的接地性问题。他说：“某一观念或者理论，由于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它的说服力是有所增强呢，还是有所减弱，以及某一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理论，在另一历史时期或者境遇中是否会变得截然不同。”他认为，“理论是对具体政治和社会情境的回应”1268143。当笔者提出批评的“接地性”问题时，其实已蕴含一个潜在的话语症候，即当前民族文学批评的空泛化问题已到了必须反省之时。多年来的民族文学批评仍在或隐或显地套用他者的话语模式和言说方式，很难有自己原创性的话语系统，一些批评已呈现“炒剩饭”“跟风走”“随大溜”之嫌，许多批评都是浮于民族文学文本表面，大做表面文章，以至于针对民族文学批评的批评之声渐盛，第九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邀请意向函”把这一问题表述得淋漓尽致：“‘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自2004年来已成功举办了八届，创建并在全国各地开展学术交流已近十年，在学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如不改进将会陷入发展瓶颈。为了进一步推进多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需要从理论和方法上发现和提出学理上的基础性问题。”1268144话语焦虑背后潜隐着当前民族文学批评空泛化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