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既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有相当部分尚停留于微观评介、作品鉴赏这一层面，包括一些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著述，几近单一作家作品评介的机械相加，缺乏文学史应具的通观审视与全史意识；也有一些学院派批评家，惯作“宏大叙事”，理论高蹈，概念先行，以致批评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日趋疏离。

以上摘自笔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办的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所呈发言提纲，后因故未能成行而搁下。此次回应第二届“论坛”征文，原拟继续沿着上述框架展开思考；却因偶然于网上读及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一文，其基本思路与上述提纲不无重合遂变易。

之所以改弦易辙，一定程度上还缘于不能苟同姚文对当代民族文学研究“近乎全面的否定”，包括“萎靡”一类的判语。笔者认为当代民族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因“过熟”而导致“萎靡”；不如说是因学科过于年轻而难免稚拙、粗浅。“萎靡”理当重锤反复擂击，而稚拙却谨防因过度针砭以致窒息于萌芽状态。现既然已有姚文之贬，笔者拟反其道而行之，更多地关注民族文学研究的既有建树，以褒代贬，自然贬亦在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