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8月28日

苑：崔老师，韩国文坛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民众文学，而众所周知，民众文学论范围的扩大是发生在80年代，特别是1985年之后的事情。您认为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些政治、社会或者更具体讲文坛的影响呢？您现在回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民众文学所经历的历程，有何感想？

崔：韩国70年代文学论争准确地来讲应该称作“民族文学论”，这主要是因为1960年4月市民革命取得胜利后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次革命使文学开始认识到民族的现实：独裁政府和分断的现实。

苑：崔老师，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怎么看待呢？

崔：韩半岛南北分断是民族的现实，但当时的政府为了维护统治，隐蔽分断这个事实，在敌对北半岛的同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众的自由，这是独裁体制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正是因为韩半岛无法驱使分断这个怪物，所以民众就无法实现自由。同时，分断造成的无数离散家庭的受害者正是民众。而“4月革命”后，文学开始关注民族的现实，也就自然关注到在分断和独裁体制下饱受苦痛的民众身上了。

苑：那“4月革命”之前的韩国文学是什么样子呢？

崔：“4月革命”之前的韩国文学主要推崇的是纯文学，也就是不受任何社会外界因素影响的文学，而“4月革命”之后韩国文学具备了“参与文学”的性格，开始关注社会现实了。可惜的是，“4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朴政熙军人势力发动了“5·16”军事政变，革命失败了。而此时的韩国政坛上由“4月革命”成长起来的民主主义势力集团和军事政变发展起来的军人势力亦称产业化势力集团形成了对峙。民主主义势力集团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民主政治，而产业化势力集团则主张先脱贫致富，即使以牺牲民主为代价。

苑：崔老师，那民主主义势力集团的代表政客有哪些呢？

崔：这就是后来当总统的金泳三、金大中一直到卢武铉啊，而另一派则是朴政惠、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包括今天的朴瑾慧，现代韩国社会其实就是“4月革命”势力和“5·16”军事政变势力的一场长期较量。

苑：是这样啊，那文学是否也存在不同观点呢？

崔：是啊。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坛出现了“纯文学”与“参与文学”的论争，而“参与文学”到了70年代就转变成了“民族文学”，同时产生了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实现民主，比如政治上恢复总统的普选制等。

苑：当时不是普选制吗？

崔：当然不是，朴正熙执政之后实行维新体制，独裁的程度日益加强，内部选举总统，几乎99%的得票率。所以“民族文学论”的主要口号是实现民主自由，比如文学舆论的自由等。同时，另一个口号就是南北统一，当时虽然消息被封锁了，但后来明白当时北半岛比南半岛富裕得多，当时南半岛是弱势，所以政府根本不敢提统一的话题，一直处于防御状态。而无论是民主还是统一，最终的受害群体都是民众，所以“民族文学论”的中心自然就是民众问题。70年代民族文学的最大成就就是两大代表——金芝河诗人和黄皙暎小说家作品的出现，比如黄皙暎的《客地》，也是苑老师你翻译的吧？其中有两篇中篇小说《客地》和《韩氏年代记》，《客地》说的就是独裁体制、产业化社会中饱受苦难的民众，而《韩氏年代记》讲的则是另一条历史主线——分断体制下的离散家族。这两个主线集中体现了70年代民族文学的两大精神和主题。

苑：照这么说，“民族文学论”的中心最终还是民众问题的文学呀！那为什么不叫民众文学呢？

崔：是啊，一方面民族文学的概念同时强调了民众文学这层意义；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氛围十分紧张，“民众”是十分危险的词眼，民族文学能起到回避嫌疑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韩半岛也曾激烈地使用过“人民”“工人”“无产阶级”等词，可最后主张者们都越到北半岛了，而且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北半岛都叫“人民”，后来连“民众”也变成敏感词了。

苑：这里的“人民”“民众”都是the people吧？

崔：是的，原来能用的词都不允许用了，提到“民众”就算赤匪。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底层民众的叙事。

苑：崔老师，那主张统一的民众希望何种统一的方式呢？

崔：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解放，而是和平统一，虽然没有提出联邦或者何种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民众作为受害者只是单纯地想结束这种苦痛。到70年代末以诗人金芝河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多次提到民众。而此时的民众已经不用于人民或者无产阶级了，是一种阶级联合的概念，包括农民、工人、小市民的同时，也包括有良知的资产阶级，是一种广义上的民众概念。但实际上文学作品强调的仍然是底层民众。因为当时底层民众的处境确实十分恶劣，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粮价、高强度，榨取和压迫十分恶劣。所以很自然地底层民众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后就开始反抗，文学方面到70年代最后两三年逐渐出现了打工者们写自己的文学作品。柳东佑的《一块小石头的喊叫声》、石汀南的《工厂的灯光》问世之后受到了瞩目。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所有人都以为民主时代到来了。而新军部势力——全斗焕重新发动军事政变沿袭了军事独裁的路线。

苑：那后来的军政府基本沿袭了前政府的路线吗？

崔：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军部政府初期完全是黑暗期，许多参与民主运动的文人、学者都被抓进过监狱，文学也进入了失语状态。但当时经济已经十分发达，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缓解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一直到80年代中期。

苑：后来有何新的变化？

崔：主要是一种脱中心现象。之前是以文学为中心，80年代中后期扩展为电影、话剧、美术等各种体裁。民众文学的方式变得十分大众化，同时因为经济条件能支撑起来了，比如文学可以十分简朴地传播，但电影则需要一定的设施、场地等。另一个变化就是70年代的民众文学主要以首尔为中心活动，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艺术团体。之前以《创作与批评》和《文学与知识》为代表的季刊主打文学阵地，80年代都被封杀，而相反出现了不定期期刊、同人期刊、出版社策划图书系列等。

苑：精英主义文学被解体了，对吗？

崔：是的，打工文学作品无意识地解构了精英主义文学，但评论界却有意识地、激进地批判70年代文学为小市民文学。其实60年代末金芝河已经在《讽刺与自杀》中批判了之前文学的小市民性，提出了应该走民众文学路线。80年代中后期继承发展了这种观点，比较激进地发表了观点，其中《劳动解放文学》等期刊上发表的最多。

苑：是底层民众们发表的文章吗？

崔：呵呵！不是，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们之间的论争，只不过总是拿打工文学举证而已。当然也登载了不少打工作品。还有一个期刊叫《民族解放文学》，激进派里面也分为PD和NL，NL主张主体思想，也就是亲朝鲜路线的思想。而PD则主张正统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路线。

苑：那整个七八十年代文学，先是民族文学，然后民族文学失语，再后来激进派倡导打工文学，虽然讲的都是民众的文学，但“民众文学”这一词语没怎么用啊！哈哈。

崔：呵呵！事实如此，80年代后期几乎是百家争鸣，各种主张纷纭登场。这正是80年代文学的独特风景线！但劳动文学的激进主张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了。

苑：这是为什么呢？

崔：激进派们主张社会主义等，一般民众哪敢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明摆着是赤匪嘛！但80年代先后被捕的激进派们此时却毫不忌讳地同意自己是赤匪的说法。所以，最终80年代虽然被压制得厉害，但此时对社会主义的忌讳却逐渐在反抗声音中被攻破了。

苑：这真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效果，竟然在对社会主义的镇压中洗去了社会主义的神秘感！

崔：是啊！之后1987年全国民掀起了6月抗争，提出了普选制，修改宪法等。此时真正实现了运动的民众化，最终政府妥协让步。但当时政府是有阴谋的，条件是民主党金大中、金泳三需要一分为二，实现和保守势力的三角鼎立，最终还是保守派取胜，结果果然卢泰愚上台了。

苑：但老百姓不知道吧？

崔：怎么会知道？全国民都欢呼雀跃。总的来说，80年代的民族性民众文学、劳动文学既是70年代民族文学的发展又是断裂。而不管是发展还是断裂最终都归结于1987年的6月抗争。因为1987年之后再也没有回归到军事独裁制度，程序上实现了普选制度等。

苑：那韩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看来十分密切了？

崔：确实如此！我认为七八十年代是文学最集中体现韩国政治的阶段。

苑：那应该如何理解90年代文学与七八十年代文学的关系呢？

崔：我认为变化应该以1987年为界限，从1987年之后文学就开始逐渐脱离社会问题了。因为1987年民主运动已经告一段落了。同时1989年柏林墙的拆倒、1991年苏联的解体给韩国文学带来了冲击。因为之前主张统一的理由之一就是，人们幻想能通过统一实现对韩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尽管不是朝鲜方式的，但确实是存在想象的。当这个想象化为真正的幻影后，文学真正失去了紧张性，失去了与独裁和资本主义抗争的紧张性。

苑：另一方面是否有经济原因的影响呢？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写作需要考虑商业效益，作家们也受到市场性的困扰。

崔：是啊，这是当然的。韩国社会在几十年的抗争中同时获得了民主主义和经济的成长。但对文学来讲不是好事。哈哈……文学应该总是在危机中才能获得发展。

苑：是啊。就像乱世才能出英雄一样吧？

崔：是啊！当人们安心满足于资本主义的时候，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了，文学的任务似乎又到了，哈哈！

苑：谢谢崔老师对七八十年代的文学背景讲述得如此详细透彻。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有不少主张民众文学的年轻学者主动下乡或者下工厂，不知道老师您当时是否有这种经历？您觉得这种经历对实践者们的文学成就或者文学思想有何影响呢？

崔：是啊，假工人们很多，像方贤石这样的作家就到仁川的工厂来了。仁川和首尔的关系就像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一样，仁川是首都重要的后方工业基地，所以这个城市的工厂尤其多，80年代以来大批的知识分子假工人都到仁川来了。然而这里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80年代激进派的知识分子们有一种特殊情结，那就是对1980年光州抗争的负罪感，因为抗争初期大学生、知识分子虽然积极参加了抗争，可坚持到最后镇守道厅府、被抓走的人都是底层民众：有送报纸的、送外卖的、工地打工的等等，知识分子们都脱身而走了。虽然并不是说应该和他们一起牺牲，但激进派们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情结，这种情怀一直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评论、文学世界。当时激进的行为也来自这种情怀，比如大批民众私下收听朝鲜的广播、亲北思想派的形成、二手书店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越北作家作品的走红等都在这一时期。

苑：这一时期大批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幻想反而更扩大了吧？

崔：具体来说，应该是对朝鲜的期待更大了，亲北思想派（主体思想派）NL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派PD的主张还不一样，这一时期NL派的主要思想更为明显。

苑：崔老师，照这么说，知识分子的下乡以及当时激进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负罪感这一重要的情怀呀。

崔：是的，负罪感是理解80年代韩国文坛的重要窗口。

苑：最近看到韩国作家协会的会报《作家》，为纪念自由实践文人协议会成立40周年召开了专门的座谈，其中主要邀请当年的元老们回顾了“自实”成立前后的现场情景。当然为纪念40个风雨春秋，重谈民众运动十分必要。但众所周知，民众文学已经不是当今韩国文坛的主流话语，此次座谈重温民众运动、民众文学的精神有其他的前因后果吗？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呢？

崔：自由实践文人协议会是朝鲜战争以来文人们结成的最初的反政府文人团体，当时主要是反维新体制，是在1974年民主主义示威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苑：可以说是朝鲜战争以来最早的左派文人团体吗？

崔：不能这么说，和左派不完全一样，因为里面也有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文人，他们不是左派。说白了这个团体就是发起70年代民族文学、民众文学的文人团体，像高银、李文求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文人。主要追求的是言论、行动自由的民主主义和南北的统一。

苑：是啊，崔老师，整个民众文学前前后后的发展过程，民主和统一总是并驾齐驱的主旨，刚开始我作为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总觉得统一是政府的决策，似乎和民众问题无关。但现在我越来越能体会到南北分断给民众带来的真正苦痛，我周边就有不少人的叔父、伯父等留在了北边，他们的父辈真是至死都不能瞑目。

崔：是啊，不在这个半岛上居住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这个自由实践文人协议会到80年代发展为韩国民族作家协会，后来去掉了民族两个字，成为现在的韩国作家协会，今年是其成立40周年，我担任4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会长，负责组织40周年的各种文学庆祝活动。

苑：当然纪念40周年十分重要，但我觉得在40周年之际重提民众运动现场似乎与当今文学、文坛不符，是否另有他意？

崔：实际上从这个团体的名称变化就可以看出活动的倾向，40周年不光是提成立当年，更重要的是回顾已经走过的40年，经历了何种风雨变化，同时也照明未来的方向。

苑：我听说这次40周年纪念也不断提到“岁月号”沉船问题，应该怎么看该事件和40周年的关系呢？

崔：“岁月号”示威运动实际上是在质疑多年来韩国的社会秩序，今天的韩国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1987年体制基础上的，而“岁月号”示威就是从根本上要求这种秩序的更新，是一种摸索真正变化的契机。

苑：可以说“岁月号”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故，而是一种政治事件。

崔：是的，1987年体制并非一种真正高水平的民主的实现，而是政治势力之间妥协的产物，基本上是一种开发独裁的产物，这次事件要求一种更高水平的民主体制。希望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呵呵，不知道朴瑾惠能否更新好。

苑：崔老师，希望韩国能借“岁月号”之机在民主程度上更上一层楼！我们共同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