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我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发展——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4期

论文主要回顾了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后十年来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机制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文章指出，从世妇会的筹备和召开，到后来的“北京＋5”和“北京＋10”等一系列活动，世妇会的原则和理念得到了强化。这些理念凝结和渗透在妇女理论研究领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事业的发展。10年来，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10年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不平等的性质、特点和表现形式；妇女发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妇女组织职能与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妇女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推进先进性别文化与推进妇女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妇女/性别理论研究内容、视角和方法的丰富与创新。10年来，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视角逐渐被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所接受，将性别观点纳入立法、公共政策、方案和项目等内容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特色。（3）有关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与宣传日益深入。（4）妇女/性别理论研究与创新机制有了较大发展，其主要表现在：国家领导人对妇女理论研究工作十分重视、政府部门重视采纳妇女/性别理论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妇女/性别理论研究机构茁壮成长、妇女性别理论研究队伍成长与研究水平提高、学术刊物对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推动。

（史凯亮）

《女性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魏国英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论文主要讨论了女性学基本理论的观察方式与方法、基本知识系统和主要理论框架。作者认为，首先，女性学研究的“女性”是对各学科女性研究中的“女性”概念的综合提升，是对女性本体认识更集中、更系统、更具高度的抽象和理论概括，因而体现了女性学跨学科思考与观察的视角与规则。其次，“女性是什么”、“女性什么样”、“女性如何存在”、“女性怎么发展”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内在规定、外在表现形态以及相互的有机联系构成了女性学的基本知识系统。作者认为，从共时态看，这些基本问题是一组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从历时态的角度看，它们又组成了一个不断向上、向外扩大的“同心圆柱”。同心圆第一层是诠释女性质的规定性，第二层是诠释女性的特征，第三层是诠释女性的存在状态，第四层是女性的观念，第五层是对女性问题与妇女运动的探究，第六层是对女性发展的探讨。作者认为，阶级、种族和性别“三维”互动，制约着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某一个女性或某一群女性，在某一特定时期，“三维”中的某一维是其主要制约力量。“三维”模式既揭示了女性群体差异性建构，又确立了女性群体一体性视角，可以作为女性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史凯亮）

《妇女学的内容与目标》 王政 《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

论文通过回顾妇女学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梳理出妇女学的内容与目标，并对中国妇女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作者认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中的妇女学不是把妇女看作问题，而是以妇女为主体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提出问题时产生的。妇女学的核心理论是社会性别。妇女学的主要内容是：分析研究各个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社会性别话语的变化，社会性别等级制与阶级、种族、族裔等的交叉关系，社会性别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特定社会性别制度对男女的规范，性文化的变迁，妇女在各个领域的活动经历等。妇女学不仅是一种观察方式，也是一种行动方式，妇女学的目标是以新的认识论认识人类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参与改造社会。在对中国妇女学发展的展望中，作者指出，作为教学机构和学术领域的妇女学在中国还出于初创阶段，中国出现的种种与妇女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尚未从妇女学的角度进行反思和清理，这说明需要尽快建立妇女学。同时，中国十余年的妇女研究成果、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具有公正公平理念的政策都为妇女学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史凯亮）

《当知识遭遇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争》 吴小英 《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论文主要考察了女性主义在社会学方法论方面的争论以及女性主义视野中知识生产的途径。经过分析，作者认为，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虽然强调其独特的方法论规则或研究视角构成了女性主义研究区别于非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但并不主张自己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倡导方法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虽然致力于所谓“女性主义方法”的探讨，但他们所指称的意义实际上是方法论。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特点是视角压倒一切。在对社会学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取舍中，有些女性主义者推崇解释性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对实证性的、定量的研究方法则持批判态度，有些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作者认为，定性和定量之争是虚假的争论，关键不在于研究者运用的是定量方法还是定性方法，而在于以何种方式运用它们。同时，作者指出，方法论的争论的根源在于女性主义知识论。哈丁对女性主义知识论所做的三种形式的划分——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知识和性别的关系做了不同的回答。这些知识论上的分歧导致了女性主义方法论的争论。但女性主义知识进程始终是与作为社会进程的妇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的，知识是一种性别化的建构，因此，女性主义相信解放方法与解放性别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史凯亮）

《关于我国现阶段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的思考》 丁娟 曲雯 黄桂霞 《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6期

论文详细论述了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的影响因素、妇联组织应具备的主要能力以及加强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的途径。论文认为，妇联组织能力建设应从其组织定位与组织功能出发。具体而言，应从妇联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出发，应从处理妇联与党和政府和妇女的关系出发，不仅要考虑从妇联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现状，还要考虑党和政府能力建设的大局、妇女的需要和妇联干部的能力。论文提出妇联组织应具备的主要能力有：组织文化建构的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参与和影响决策的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宣传与倡导先进性别文化的能力、妇女工作的专业技术能力。论文认为，加强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的路径主要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加强调查研究；建立健全妇联组织的价值导向与激励机制；提高妇联组织的凝聚力，加强组织团队意识的培养；加大对组织成员的培训力度。

（史凯亮）

《民间妇女组织的兴起与妇联组织的回应》 张钟汝 程福财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论文主要分析了民间妇女组织兴起的原因、对妇联组织的影响以及妇联组织应对的方向。论文认为，民间妇女组织在中国的兴起具有深刻的社会结构背景，它是社会演进的必然趋势。首先，从妇联组织本身的局限性来看，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背景下，妇联组织因其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在反映妇女福利需求方面不够及时有效；其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层面看，随着市场机制发育的不断成熟，中国社会自主的空间越来越大，政府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这为民间妇女组织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对于妇联组织来说，一方面，民间妇女组织的崛起可以缓解妇联面临的日益繁重的组织与服务；另一方面，妇联组织面临着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如何处理好与民间妇女组织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作者认为，妇联可以从民间妇女组织的运作中获得必要的启示，在组织方式上，可以借鉴民间妇女组织的经验，弥补其自上而下运作方式的不足；在资源动员方式上，可以借鉴民间妇女组织争取社会、民间、公益和志愿者的力量，以及体制外的各种基金会与企业界的资金方面的经验，并充分发挥社会志愿者作用。在处理与民间妇女组织的关系上，作者认为可行的途径是妇联主动与民间妇女团体结成一个组织网络，共同为妇女服务。同时，为了适应民间妇女组织崛起的需要，国家可以考虑把民间妇女组织建立的审批权与其运作过程中的监督权等权力移交妇联。

（史凯亮）

《依附者还是构建者？——关于妇女亲属关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 李霞 《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

论文从实践视角和性别视角对妇女亲属关系进行了个案民族志研究，认为妇女具有与男性不同的亲属观，她们通常是在制度框架内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和策略积极地构建其亲属关系。作者对传统的中国妇女研究和人类学汉人亲属制度研究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研究预设了其研究对象的形象基调，通常将妇女定位为依附者的角色，其关注的重点是以文献/仪式所代表的制度，而不是实践中的人。作者通过对山东济宁市嘉祥县瞳里镇张村的个案民族志研究，考察并讨论了在新家的建立、对家庭的经营以及对待养老问题上的习俗和观念。作者得出结论：在实践视角下，女性构建其家庭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渐从以公婆为权威代表的大家庭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妇女的婚后生活不是一个消极的“适应和接受”过程，而是一个积极地营造自己的生活环境的过程。

（史凯亮）

《中国大陆女性社会学的发展与建设》 王金玲 《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

论文通过梳理中国大陆女性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出其发展的特点，并展望中国大陆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方向。作者认为，中国大陆女性社会学并不是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大陆社会学的复兴中产生的，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妇女问题”研究的产物。作者认为，中国大陆女性社会学近十五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有：在研究的立场上，以价值中立为主转变成价值中立、女性主义共存，甚至出现了某种女性主义的倾向；在研究的理念上，将妇女视作一种角色的“特殊性”逐渐转变成更多地关注妇女的多种角色，注意把握妇女作为“人”的整体整合性；在研究的方法上，对策研究的主倾向被打破，形成对策研究、纯学术研究、参与式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参与式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质；在研究内容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问题研究”为主，90年代上半叶以对“女人”研究为主，而从90年代下半叶开始，“性别人”研究成为重点。展望中国大陆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作者提出了“女性的、本土的、社会学的”构建设想，主要运用有性人的方法、证伪的方法、主体化和责任感的方法以及行动性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指出在社会分层、社会化、就业、女性生育价值、文化教育、健康、公共政策、婚姻家庭、违法犯罪以及妇女发展等重要研究领域应有突破性成果。

（史凯亮）

《论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 乔以钢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

论文在梳理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进程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探讨了学科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建设目标，思考了学科化的途径与标志，同时就学科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谈了看法。作者认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从学科意识的萌发到学科理念的形成，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实践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学科意识形成，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一批女性文学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女性文学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比较合理的研究格局。由此，作者认为推进女性文学学科化进程是必要的，不仅有利于学科自身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推进学人性别观念的更新，并能促进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流借鉴，但学科化的同时也意味着会受到学科管理体制和观念的限制。作者认为当前学科建设的途径和标志包括：明确本学科研究的基本范畴；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文学理论；确立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运作方式；具有比较充分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影响；拥有一批从事本学科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获得承认；不断扩大学科内外部的学术联系等。同时，作者指出，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有赖于全社会性别观念的更新，其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

（史凯亮）

《后现代女性主义心理学探析》 郭爱妹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后现代女性主义心理学是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女性主义心理学整体上发生“后现代转向”的产物。与实证主义取向和现象学取向的女性主义心理学相比，后现代女性主义心理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它坚决否定所有的宏大叙述，主张建立局部的、分散的小型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心理学吸纳了德里达的思想，对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进行了解构，认为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本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指出正是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决定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颠覆，打破了传统上男性统治女性和女性服从男性的性别模式，为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和政治实践提供了有利条件。后现代女性主义心理学主张反本质主义，将社会性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物，这有助于解决本质论所面临的困境。后现代女性主义心理学倡导多元方法论，将差异性和多元性看做是女性主义心理学丰富性和生命力的标志，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女性主义心理学的超越，推动了女性主义心理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丹青）

《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及其控制措施》 唐灿 《妇女研究论丛》 2001年第5期

论文通过对作者参与的问卷调查、访谈、座谈会以及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比较，探讨了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及其在中国的分布情况、性骚扰与制度现状之间的关联、中国现有的几种管理模式对性骚扰实施控制的机制等问题。论文指出，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指在工作场所中一方向另一方做出的与性有关的、不受欢迎的举动。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在分布上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有：新兴的经济类型中性骚扰较为突出；管理规范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容易发生性骚扰；服务业是性骚扰高发的行业。性骚扰分布的特点与缺乏制度传统和制度保护措施有关。女农民工对于遭到性骚扰的处理方式是寻求制度保护——投诉，以及找老乡帮忙和私了。论文还指出针对性骚扰，现有的制度控制方式有以下几种模式：国有企业模式、跨国公司模式和服务业的培训方式。国企的模式主要依靠道德调控来控制性骚扰。跨国公司模式在其本国的企业管理规则中都有禁止性骚扰的专门规定。在中国虽没有明确禁止性骚扰的内容，但在员工手册中大多有尊重个人价值和权利的条款；在一些重要的人事制度环节上，有审慎而又细化的规定。服务业的培训方式主要是指进行自尊自爱的教育和自我保护的培训。作者建议应建立禁止性骚扰的法律法规和企业制度，在全社会形成谴责性骚扰的强大舆论，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实现平等、公正和互相尊重的社会秩序。

（海伦）

《耦合权利义务说：婚内强奸立论的理论原点》 冀祥德 《妇女研究论丛》 2004年第1期

论文对婚内强奸立论的理论原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论文提出的“耦合权利义务说”认为，夫妻性权利义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合同关系的一种，虽然一方之权利即另一方之义务，丈夫行使性权利具有该当性，妻子履行性义务也具有该当性，但是当义务主体拒绝履行义务时，权利主体并不当然取得采用违法甚至犯罪手段强制其履行义务之资格。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性权利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二元的、相对的。建立在平等权基础之上的性权利自然排斥另一方以不平等乃至暴力方式实现性权利之可能，任何一方不情愿地屈从自己的意志被迫履行性义务，都违反了性权利平等原则。文章还提出了婚内强奸犯罪化的立法变动建议：（1）对婚姻法的立法变动：规定夫妻同居义务及违反同居义务之法律后果。（2）对刑法的立法变动：规定婚内强奸告诉乃论。（3）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变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中增加精神损害赔偿。（4）在婚内强奸司法救济制度内引入调解。

（海伦）

《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基本原则的新思考》 林建军 《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

论文对199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本原则重新进行了思考，提出在修改妇女法时应确立保障妇女人权、性别平等和禁止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三项基本原则。论文指出，“妇女人权”概念的产生强调了妇女作为人的主体地位，而不是从属于男性的客体。“妇女人权”概念概括了妇女权利的内容，从人和人权的高度重新认识和评价妇女的权利。论文还指出，性别平等与男女平等相比，是更高层次的平等观，已成为现代法律与妇女解放的主流选择，并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理念。性别平等与男女平等的区别在于：（1）内涵不同。性别平等既强调男女两性同样作为人都有人的尊严、地位和权利，又强调男女两性基于差异有权在权利、福利和待遇等方面享有表面不同的待遇。男女平等是指男女在法律地位上，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上完全平等；（2）标准不同。性别平等是以“人”本身为着眼点加以立论的，而男女平等是以男性标准来考虑妇女问题。（3）针对的群体不同。性别平等主张妇女问题是社会性别问题，而男女平等则认为性别问题是妇女问题。同时论文还指出，性别歧视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核心概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均确立了反歧视原则。以上三项原则应作为旨在确认妇女法律地位，推进两性平等的妇女法的基本原则。

（海伦）

《社会性别与国际人权法》 黄列 《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论文从社会性别视角透视普遍国际人权标准，提出了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概念化国际人权规范与标准的必要性，以使其能够真正反映男女两性的经历、利益和需要，最终有利于保障两性平等和妇女平等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论文指出，男女之间在权力地位上的结构性不平等、歧视妇女的一贯性质以及国际人权在立法和执法监督过程中一般没有妇女的参与这些现实，使国际人权法不合比例地反映男性的经验和需要，排斥女性的经验和要求。即使妇女的利益和需求得到认可，也是被边缘化的。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这些人权规范和重新概念化权利的含义和性质，可反映男女两性的利益和需要。论文还指出，实现男女平等的标准不应依据男性标准，应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国际人权法中的假定和重新概念化平等的含义。实质平等模式关注机会平等，更关注待遇和结果平等。论文对国际法中公共和私人不同领域两分法进行了解构后指出，这种区分表明国家只对公领域的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相对于私人领域，法律不应调控。两分法划分的作用是利用法律将妇女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文章认为打破国际法上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有利于妇女平等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

（海伦）

《社会性别与妇女人权问题——兼论社会性别的法律分析方法》 郭慧敏 《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论文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妇女人权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指出用社会性别对妇女人权的考察，首先完成从“以妇女为本”到“以社会性别为本”的转变，这样才能打破在妇女内部谈妇女人权的限制，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涵盖男女两性的角色、需求、地位及相互关系。论文指出，妇女权利的性别考量试图解释法律实践中易被传统方法忽略或压制的特点。要求法律通过立法或司法矫正长久的社会生活中对妇女的歧视。对实践中法的考察要求法律超越形式平等而达到实质的性别的平等和公正。论文还指出，在中国法律领域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应借鉴世界性女权主义经验，寻找合适的本土化方法，构建本土的妇女权益理论。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推动中国整体的人权立法。其次是更应该注意和男性的关系。论文还指出应对妇女人权目标进行再审视，中国当代立法以男性为标准来设定平等的原因主要有：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传统使然；妇女权利的后发性决定了男性的指路人角色，意味着一种男性居高临下对女性的施舍；以男性为标准暗含着对次等级性别的“改造”；可能对妇女的权利有所限制。作者认为，以男性为标准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女性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平等。

（海伦）

《我国培养选拔女干部政策措施评估和社会性别分析》 杜洁 《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增刊

论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培养选拔女干部政策进行了回顾和分析。论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基础，以推动妇女进入各层决策领域为主旨，侧重妇女素质提高和自身发展的培养选拔女干部政策体系。在培养选拔女干部的相关政策中，既有具有社会性别敏感并能有效地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也存在着一些性别盲视的政策。研究发现：选拔女干部的倾斜政策具有社会性别敏感，但是它把焦点只对准妇女，没有充分考虑影响妇女参与的外在因素，因此实施遇到很多阻碍，需要进行提高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增加选拔透明度等有关配套措施；中国的党政干部及后备干部任职条件表面上是中立的，但许多条例是以逻辑性的生理和成长规律为标准设计的，对女干部的职业发展不利，需要补充一定的倾斜政策；推进女干部担任正职进入主战线的政策措施不但具有社会性别敏感，而且注重社会性别再分配；有针对性地对女干部专门培训对于女干部的能力建设有重要意义，女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面临像家务和孩子这样的实际困难，需要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对女干部的考核和评价存在双重标准，需要相关培训以及宣传和倡导；女性提前5年退休政策虽然不是性别盲视，但不具有社会性别敏感，需要重新制定退休年龄政策，在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中明确规定男女同龄退休。

（季仲赟）

《从“草根”阶层到乡村管理者——50例农村女性管理者成长个案分析》 金一虹 《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6期

论文通过江苏农村50例女干部、女企业家、女老板和老板娘的个案，以她们从农村底层进入乡村管理者行列的经历，分析农村女性通向公共管理的路径和机缘，观察农村社会变迁对农村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影响。研究分析发现，农村女性从农村底层进入管理层的路径包括：做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依靠亲属关系，分享男性亲属的权力资源；以能力胜出；私人经济中独立性参与和分享性参与。其机缘有两类：一是随着中国政策改变而起落，在起落之间，机缘常常有被突然“放大”的可能；二是诸如断层、“男性缺席”、计划生育工作等一些非政策性的机缘。强人个性以及因社会身份、性别身份的边缘性而产生的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精神和物质上的酬赏机制等都是农村女性管理者能够成功的个人因素。论文指出，活跃、泼辣、文化高、吃苦精神、能干、公平、无私、廉洁等农村女性管理者自述的个人突出禀赋，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女人温顺恭谦内敛的标准，是她们成功“闯入”公共领域的优势所在。论文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变革，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以及在价值观念上的等级序列，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男女两性在这两个领域的分布。农村经济的多元发展给妇女带来更多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也提高了妇女对农村公共生活的影响力。

（季仲赟）

《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 徐安琪 《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4期

论文对以往文献将“谁拥有更多家庭实权”和“谁承担更多家务”等相对变量作为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评价指标提出质疑和反思，提议用“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和“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两大类9项测量指标，并将“相对资源论”、“文化规范论”、“婚姻需求和依赖论”以及“权力实施过程”操作化为多侧面的影响变量，以建构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和解释框架。关于家庭权力测量和妇女家庭地位的关系，文章指出：（1）多维指标测量家庭权力缺乏效度和可操作性。主要缺陷有：不同指标受性别分工和权重的制约；多项指标缺失值高难以整合成复合变量；一些指标是否反映了权力的内涵仍存争议。（2）重大家庭权力的确认尚需要实证支持。（3）相对权力指标在微观研究中面临一些困扰。其主要有：是否丈夫权力越少妻子地位就越高？权利和义务对应一致还是对立相悖？一方具有相对权力还是双方平等与家庭地位更相关？作者认为“夫妻实权”作为测量婚姻权力的综合性指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论文还指出，测量妇女家庭地位主要应该以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选择权和角色平等主观满意度的多维、复合指标来度量，而不是以相对的家庭权力和家务劳动负担变项作为主要测量指标。

（海伦）

《性别人力资本理论》 潘锦棠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以舒尔茨和贝克尔为代表的传统人力资本理论难以解释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差异。比如：人力资本投资为什么向男性倾斜？人力资本投资额相同（比如学历相同）的劳动者，为什么男性的工薪收入一般高于女性？为什么在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中男女两性的投资回报有所不同？从传统工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男女两性的就业率和工薪收入为什么在不断接近？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对象”和“投资环境”的研究。性别人力资本理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人力资本投资之所以向男性倾斜，是因为在目前“人力环境”中男性比女性更有投资价值；男性工薪收入高于教育投资相同（学历相同）的女性是因为存在“性别租金”；男女两性相对投资价值的变化是因为“人力环境”的变化。文中还阐述了性别人力资本理论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在视角与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性别人力资本理论目前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人力环境与男女人力投资价值之间的关系；性别人力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本性别差异的长期解释力高于短期解释力，宏观解释力高于微观解释力；性别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实行计划生育，改善人力环境，不断变小“性别租金”，女性的经济地位才能不断提高；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对象”和“人力环境”的研究有助于人力资本投入有的放矢，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使人力资本投资得到最大的价值实现，使人力资本理论更加丰富。

（丹青）

《退休年龄对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性别差异的影响分析》 陈卫民 李莹 《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

论文在养老社会保险目标模式下，分析女职工由于退休年龄早于男性，其养老金利益受影响的状况以及不同工资水平的女性之间的差异。论文假设男女职工的就业模式符合一定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决定了男女职工工资的相对水平，在此基础上分析退休不同年龄，退休养老金的差距相对于在职时工资差距的变化。模型测算分析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不同，确实导致了男女职工退休后养老金差距较在职时的工资差距有扩大的倾向，除部分低收入者外，大部分女职工的养老金相对水平会因早退休而下降。在中国，养老金是城镇职工退休后的主要生活来源。女职工由于早退休，养老金相对水平下降意味着其退休后的相对生活水平会下降。除了女性劳动供给小于男性，并且工资水平低于男性这种一般性原因外，退休年龄规定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也增加了中国养老金性别差异的不合理性。论文指出，在旧的养老保险制度下，允许女性提前退休是作为保护女性的一项措施提出来的，但随着中国城镇妇女就业模式的变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女性早于男性10年退休会造成女性养老金相对水平显著下降，女性对退休政策的满意程度降低，要求提高退休年龄的呼声会越来越高。文章建议有关方面深入分析退休年龄不同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重新审视中国的退休政策，把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纳入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综合考虑之中。

（季仲赟）

《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以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分析为例》 彭希哲 《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2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提出了性别主流化这一全球性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战略。中国是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49个国家之一。中国实行的许多社会政策对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一些政策对妇女地位的负面影响常常被忽视，或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政府有关妇女的政策往往缺乏一致性，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发生冲突，从而减弱了为提高妇女地位所做努力的效果。文章以中国养老金制度为例，分析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性别平等状况。中国逐渐从单纯的“现收现付”制的传统养老制度过渡到政府、社会、个人共同承担老年生活风险的城市老年保障体系，制度本身是公平的，似乎是对男女劳动者一视同仁的养老金制度。由于男女劳动者退休年龄的差别和实际经济活动参与状况的不同，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深入分析了目前的制度安排对女性人口的影响及主要原因。论文强调，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因素，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措施、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采用更为整合的政策制订和实施方式，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保护妇女就业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机制。

（丹青）

《我国非正规就业的性别特征分析》 谭琳 李军锋 《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

论文基于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分析非正规就业的性别特征及相应的收入和就业环境的性别差异。论文阐述了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和一般特征，并就中国非正规就业的性别特征作了重点讨论。论文指出，中国的非正规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特征。首先，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参与非正规就业，也更容易成为非正规就业者。其次，在非正规就业者中，存在明显的行业和职业性别隔离，有些行（职）业被认为是“女性行（职）业”，有些则被看成是“男性行（职）业”。这种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正规就业中男性和女性收入的差异。不仅男性行（职）业的平均收入远高于女性行（职）业，而且即使在女性行（职）业内部，女性的收入也远低于同行（职）业男性。除了收入的性别差异，行为和职业的性别隔离还影响着男女非正规就业者包括技术环境、社交环境和安全环境在内的就业环境，使得男女两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产生差异。论文建议：应在全社会营造平等的就业环境，并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缩小非正规就业中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应根据目前中国非正规就业的行业和职业性别隔离特点，制订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切实保障男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季仲赟）

《对城市贫困主流测量方法理论假定的社会性别分析——以一个街道贫困家庭的社会调查为例》 汪雁 慈勤英 《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3期

论文采用社会性别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资料，以一个街道内的贫困家庭资料为背景，对国内主流城市贫困测量方法进行性别分析，审视其对贫困、尤其是女性贫困的测量效力。论文首先对“贫困”和“贫困测量”研究进行了文献回溯，指出城市贫困的主流测量方法暗含一个基本理论假定：“家庭内贫困分布均等”或者说“家庭内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等级均等”。研究对这一理论假定质疑，提出“家庭内贫困分布存在性别分层现象”的研究假设。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与文献研究并用的方法收集资料，通过对2001年秋季“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道的问卷调查”以及武汉市统计局于1999年进行的城市居民家庭基本生活情况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在调查范围内，家庭内部在饮食、常用品和综合消费等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上存在性别等级差异，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家庭内部贫困的分布并非均等，而是具有女性倾向，女性更多地体验贫困。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主流贫困测量方法理论假定的脆弱性和主流反贫困策略“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研究建议，贫困研究和贫困测量要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以“家庭”为贫困测量单位之外，应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如考察“家庭结构”、“年龄阶段”，“劳动类型”等社会因素对两性收入和两性生活的不同影响，同时采用有助于缓解女性贫困的反贫困策略。

（季仲赟）

《论农村土地制度运行中的性别问题——来自全国22个村的快速实证调查》 林志斌 《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5期

论文基于对全国15个省、区非抽样的22个村调查发现：（1）土地分配政策本身是性别中性的。（2）不同性别对土地的最终拥有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分化。调查显示，不同性别在土地使用权的获得上是不平等的；随着调查样本向妇女、已婚妇女、近期结婚妇女集中，无地妇女的比例急剧上升，而且无地妇女主要为新近结婚的妇女。研究认为：是否进行土地调整以及土地调整的次数与妇女是否获得土地使用权存在相关关系；妇女的土地使用权的性别公平不仅反映在妇女能否获得土地，还反映在妇女获得土地的质量与数量上；土地分配中的性别不公平和不平等与源于婚嫁习俗的乡土制度安排密切相关。论文指出，获得土地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志，土地分配中由于婚嫁所发生的人口流动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加之土地政策的性别不敏感，以及乡规民约中的性别歧视，都造成了部分妇女无法获得土地的现实。在没有有利于妇女的国家政策的强制性约束下，男性村民和已分到土地的女性村民对土地分配政策中性别问题的看法起决定性作用。文章强调，妇女的土地权是一个涉及法律、政策、社区决策、性别意识等多方面因素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应从多方面入手，但首先应关注的是政策的性别敏感性问题。

（季仲赟）

《政策干预与性别公平——扶贫政策对性别公平的影响分析》 齐顾波 《贵州农业科学》2003年第3期

论文通过对中国扶贫政策中有关性别主题的回顾以及性别公平的政策效应分析，描述了中国政策干预中所体现的性别公平途径以及性别主流化的进程，并提出了完善性别公平途径的政策环境的建议。研究发现，扶贫政策实施中对性别公平的影响主要有：扶贫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条件的差异，包括认识上和客观条件上的差异，落实情况各不相同，具体体现在扶贫实践项目的活动计划也有一定差异，尤其是在与性别相关的主题的落实和表达方面差异较明显；参与过扶贫活动的人员具有不同程度的性别意识，但妇女的参与及性别平等的结果并没有得到重视；扶贫项目实施后妇女在获取或控制资源方面有一些变化，但没有男性变化那么显著；妇女的发展状况在文件及项目报告中有相关记载，但是并没有包括分性别数据分析；政策和项目没有将妇女作为受益者进行设计，其结果关注的是贫困群体（将男女群体看作同一的群体）；女性在农业生产中承担着较多的劳动，非农兼业户的农业女性化倾向非常明显，西部地区女性在非农乡镇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较东、中部地区低；一些宏观政策并没有给贫困地区的性别公平带来积极的影响。作者就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具备性别敏感性的参与式扶贫、实施小额信贷或贷款项目时发挥合适机构的作用、出台综合性的优惠政策为妇女提供更具生产性的资源及福利这四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季仲赟）

《参与式贫困指数的开发与验证》 李小云 李周 唐丽霞 刘永功 王思斌 张春泰 《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5期

论文从贫困概念的演变出发，论述了对贫困的测量的发展阶段，介绍了相对贫困线的测定方法及贫困线的确定方法。论文指出，由于贫困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贫困的理解已超出了单纯的经济收入的概念，教育、健康、权利等社会指标成为测量贫困的重要因素，“多方面测量贫困”的概念被提出。论文介绍了中国贫困线的确定所经历的3个阶段，指出县域瞄准机制开始不适应中国贫困的新特点，村级瞄准成为中国新世纪扶贫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参与式贫困指数，即选择若干个能够综合反映贫困特征的指标，进行数据调查、赋值、分配权重，根据特定的计算公式得到能够说明其调查对象贫困程度的数值。参与式贫困指数为实现贫困村识别提供了技术上和方法上的途径，是自下而上的贫困测量的有效尝试。参与式贫困指数的计算有5个步骤。通过河北省丰宁县的调查实验以及后续研究，有3类8个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贫困村的情况，能够实现识别贫困村的目的，它们是：生活状况指标，包括人均年粮食产量、人均年现金收入和不安全住房农户的比重；生产和生活条件指标，包括人畜饮水条件、通电率和自然村通路率；卫生教育条件，包括女性长期患病率和中小学女生辍学率。文章认为，研究工作中还应用大量的实证数据来确定参与式贫困指数的贫困标准。参与式贫困指数对于参与式扶贫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已在中国扶贫工作中运用。

（季仲赟）

《论西部农村贫困妇女的生存环境及其网络资本》 段塔丽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论文认为，中国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而西部贫困人口的主体则是妇女。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最贫困、最无发展机遇的弱势群体之一，西部农村贫困妇女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土地资源减退，日常生活陷入困境；生产技术落后，农业收入低下；食物营养缺乏，健康状况恶化；教育资源贫乏，发展机遇极少。作者运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和研究西部农村贫困妇女生存环境时发现，长期以来，靠血缘、地缘和姻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西部乡村社会中，人们在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所获取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照应，以及用于发展生产所需的个人信贷。论文指出，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妇女生存环境的恶化，除了与生态环境退化、性别歧视以及贫困妇女整体文化素质低下等因素相关外，还与西部农村贫困妇女自身缺乏必要的社会网络支持和社会资本占有量不足有密切的关系。文章建议：当前中国政府的扶贫工作应关注和审视农村贫困妇女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建立一套有效的以贫困妇女为主体、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广泛参与以及环境与社会治理并举的扶贫开发模式；应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扶贫工作的议事日程；要努力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积极而有效地开发农村贫困妇女这一潜在的人力资源，促进地方政府决策部门扶贫工作方式的转化。

（季仲赟）

《入世对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生计发展的影响》 李小云 杨帆 《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4期

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计特点决定了其具有高度的脆弱性，极易受外界冲击影响。中国加入WTO后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到冲击，而这正是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生计依赖的主要支柱。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逐步兑现农业方面的承诺，对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影响非常明显。文章以维吾尔族、蒙族、壮族和赫哲族为研究对象，依据抽样调查结果，分析了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承诺中关税配额管理以及单一农产品主产区价格的下降，对少数民族妇女收入和就业的影响；入世对少数民族妇女劳动负担、教育、健康和家庭地位等社会福利的影响；少数民族妇女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社会福利方面的损失。文章认为，入世的贸易政策给少数民族妇女造成就业机会的减少；导致农产品价格的降低带来的收入减少，加重了她们的劳动负担；妇女的教育和健康条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农村女童的教育接受权和经济之间的极强相关性，预示存在着女童辍学的潜在危机，在家庭消费和支出的优先顺序中女性处于受歧视的状态，暗示了女性的健康条件在收入降低的情况下有变坏的趋势。

（丹青）

《情境化的探讨：对社会性别与环境互动的研究》 胡玉坤 《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

论文批判了生态女权主义和妇女、环境与发展范式，剖析了国际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探讨妇女与环境关系的缺陷，并以中国妇女的生活经历为例，从理论、实证及政策层面探究妇女与环境的关系。论文指出：生态女权主义和妇女、环境与发展范式存在着将妇女与环境联系普遍化和本质化的倾向，忽视了妇女与环境互动的特定场景；由此制定的环境政策和实践对妇女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强化了不公平的性别劳动分工，并有增加妇女劳动负担的趋向。论文强调社会性别与环境的互动处于一种动态和复杂的变化过程，它蕴涵在特定的地理与历史情境之中，并伴随着时空的转换而发生变迁。特定地方妇女的日常生活经历，特别是社会性别、阶级/阶层、地方特性以及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交错影响，塑造了妇女的环境意识和行动。作者强调，社会性别化的环境是由社会建构的，对妇女与环境关联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放在随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境之中。论文进一步指出，对社会性别与环境的情境化探讨还要借助于女权主义者特别是女权主义地理学家的洞见。她们的理论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性别与环境联系的理论深度，也有益于发展一种更为有效的评估社会性别与环境关系的框架，以及发展特定地理场景下的有效干预。

（海伦）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与妇女发展的关系思考——基于对河北农村妇女参与文明生态村建设的考察》 周伟文 《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增刊

论文就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与妇女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论文指出落后的农村人居环境是制约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妇女对农村人居环境的依赖程度高于男性。农村人居环境不仅影响着农村妇女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也直接关系到她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而文明生态村建设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潜能释放的空间。农村妇女积极地参与生态村的建设，在参与中发现了自身价值，在发展中提高了自身能力。论文还指出：农村人居环境与妇女群体的互动效应表现为妇女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从隐性向显性变化；妇女自身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妇女自身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生活领域拓展，社会交往扩大；妇女群体在社区中的影响力增强以及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作者认为妇女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有很大的潜力。但中国农村妇女在信息获得、社会资本拥有、社会认同等方面还很不足，主要表现有：基层的男性未能意识到妇女的独特作用，未能自觉有效地开发利用妇女人力资源；妇女的生态环境知识、科技知识等阻碍了其潜能的发挥；妇女可支配的资源不足，影响了其社会动员的能力；妇女本身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使他们的力量难以整合。

（海伦）

《全球化与中国妇女健康》 刘伯红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论文探讨了全球化机制特别是公民社会和公共政策的发展，对中国妇女健康的影响，并对改善中国妇女健康状况提出了建议。其积极影响：一是建立在基本人权框架中的妇女健康原则，成为中国妇女保健和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与法律制订或修订的重要理念；二是在联合国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的影响下，将性别平等观念纳入妇女健康决策的主流；三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妇女健康运动对妇女健康的重新界定，使妇女健康从传统的妇幼保健医学模式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模式；四是国际妇女健康运动促进了中国妇女在保健活动中从客体地位向主体地位的转变；五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活动和发展，促进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伙伴在推进妇女健康中的积极作用。其负面影响：市场化及私有化机制进入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导致包括妇女在内的处于社会不利状态的群体医疗服务具有不可及性，妇女生育健康、职业健康、环境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改善中国妇女健康的建议：一是决策者们必须真正从战略高度树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二是发挥政府对公共事务的重要职能；三是把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贯穿于整个社会政策包括健康政策中；四是必须加大政府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五是通过体制改革和能力建设，解决好妇幼保健服务的基本需求、供应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六是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特别是妇女参与到大众卫生的事业中。

（马焱）

《关注中国高龄老人中的性别问题——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简介》 柳玉芝 《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4期

论文从女性老人的发展角度介绍“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的立项背景和意义、项目的基本内容及研究目标，并对1998年调查的初步结论进行性别分析，对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进行了展望。此项目对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调查，其创新在于组织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研究目标在于探寻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环境与基因因素对健康长寿的影响，以为人类逐步达到既长寿又健康的目标作出贡献。1998年调查资料的初步分析结果是：女性老人多，男性老人少；文盲半文盲多，受教育年限少；无偶老人多，身边子女减少；带病者多，完全能自理者少；经济供养依靠子女多，享有社会保障支持少；日常照料依靠子女多，社会提供照料少；闲暇时间多，精神文化生活少。调查显示，高龄老人在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女性高龄老人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是生活相对贫困化、医疗问题亟待解决、生活照料资源短缺、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与男性高龄老人相比，女性高龄老人的收入水平低、参与社会机会少、带病期长、丧偶率高、承担家务劳动多，生活质量普遍低于男性。文章最后还对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进行了展望。此项目组召开了全国性高龄老人健康长寿学术研讨会，并对1998年被访者进行至少5年的跟踪调查访问。

（马焱）

《西南少数民族民居环境改革与妇女健康发展的调查与分析——以羌族为例》 冯敏 《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论文以四川茂县三龙乡的羌族聚居地为调查点，对传统民居对于妇女健康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居住形式有人畜居、无厕、窗小等传统特点，这是历史的产物，其建筑格局很少顾及到人的健康。由于性别角色的分工不同，居住环境对妇女的健康影响更大。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室内活动妇女比男子时间长，居住环境与妇女的关系比男子更为密切。居室卫生与妇女身体健康、生育健康、心理健康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民居环境与妇女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民居环境改革后，羌族妇女明显感觉到身体、心理、生育状况好转。其表现：一是人畜分居前后的卫生状况有了极大改变；二是与居住环境密切相关的饮水工程和光明工程的实施，对妇女劳动力有着很大解放，改善了其生产、生活条件；三是产妇在牛羊圈中分娩的现象基本消失。影响妇女健康的因素有：自然环境、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观念、习俗以及饮食风俗。结语：一是羌族地区居住文化的修正、补充、完善与改革，揭示了社会文化变迁对传统民居的调适，这是新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健康的人口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三是居住环境改革要以经济实力为支撑，而家庭经济的积累多依附村落经济的发展；四是观念进步将促进居住环境改革和妇女健康。

（马焱）

《自然科学教育中的性别差异》 肖巍 侯爽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

论文介绍了美国一些学者在布朗大学进行的关于“自然科学教育中的性别差异”的调查，并对如何在自然科学教育中贯穿性别视角提出建议。调查结果及建议为：（1）课堂交流方式上存在性别差异。建议教师在选择回答问题的同学之前给出一段时间的思考、注意自己让谁来回答问题并如何评价他的回答、注意课堂上使用中性语言、下课前告诉学生下一节课要讨论的问题。（2）女生不喜欢大课堂。建议教师鼓励利用学习小组、形成良好的群体意识、多进行写作训练、重新布置教室环境、充分利用E-mail答疑及大学生助教、为学生们提供课外接触教师的机会。（3）教育模式应从竞争型向合作型转变。建议教师讲解淘汰理论，鼓励学生发挥潜能；改变评分制度，以免学生为分数竞争；鼓励使用及格/不及格选项，允许探究有潜在兴趣的学科；解释成绩焦虑，讲解课程低分与科学能力无关，可能是综合原因；利用合作性的工作，培养批判思考技巧和团队工作方法。（4）应促进女生参与实验。建议教师分配实验角色、强调实验与课堂教学的结合、联系到现行的研究课题、提供开放式教育结构、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5）要打破传统的科学家意象。建议教学中展示科学的应用、举办科学家讲座显示学术职业内部的变化、组织学生讨论科学教育的价值、关注学生对男女导师的需要、聘用女教师、承认女性对科学界的贡献。（6）让教师表现得容易接近。建议教师表现出容易接近、让门开着、要求学生拜访。（7）要培养女性的自信心。建议教师提供个人鼓励、提供培养学生自信心的机会、设立一个支持女性进入科学领域的计划。

（马焱）

《妇女的科学地位与科学界的“联姻效应”》 林聚任 张岳红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论文通过对169名女科技人员进行的调查，分析了影响她们的科学地位取得的因素，尤其深入分析了影响妇女科学地位取得的家庭结构模式，即科学界的“联姻效应”现象。作者指出：所谓妇女的科学地位，是指妇女自主选择和参与科学技术活动的权利与义务；妇女在科学界与男性科学家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科研条件与资助、学术交流、发表成果、晋升、奖励的机会以及相应的物质待遇等。女科技人员大都承担着事业与家庭双重角色，角色冲突是影响她们科学地位取得的重要因素。缓解冲突的途径：一是女科学家应首先调整自己的角色，与之相应的是男性角色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性别关系或角色变换，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界限，建立更加平等、合理、合作的性别关系；二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为职业女性解除后顾之忧。作者强调指出，女科学家职业生涯的成功还与其家庭组合模式（夫妇的家庭和工作组合关系）密切相关。许多有成就的女科学家，其丈夫也是科学家，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科学界的“联姻效应”。其对女科学家的职业成功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原因：一是科学家夫妇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二是科学家夫妇平等相待，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三是有助于形成促进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网络。夫妇同是科学家，他们所经常接触到的也多是同行科学家，从而能够彼此交流，相互影响。

（马焱）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关于当代中国女大学生社会性别观的若干思考》 李明欢 《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4期

论文通过整理、比较、解读全国妇联及下属机构，与京、沪、粤、陕等地高等院校开展的以女大学生为主体的十项问卷调查，对知识教育、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因素与建构社会性别观的复杂联系进行了分析。在统计与比较中作者发现了三个现象：一是“男高女低”的择偶追求、“男主女从”的家庭结构得到近半数女大学生的认同；二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女性（包括女大学生）对男尊女卑之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度高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女性；三是业已毕业走入社会的女大学生对于传统陈旧性别观念的认同度高于仍然在学的女大学生。作者认为，经济发展或女性自身教育程度的提高，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增强女性的自强与自信。女大学生并没有因为直接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自动构建起更为健康的社会性别观，甚至在某些方面对传统性别模式的认同率还高于社会上的一般女性。其影响因素有3方面：一是知识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传统的性别意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制。二是经济发展，女性生存环境随之得以改善，却不一定与建构正确的社会性别观正向互动。三是社会文化，随着“男女不一样”被社会认可，一度被否定的女不如男、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等男权话语也浮出水面。这3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是独立的，在当前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合力表现为将相当一部分女大学生推向了陈旧的社会性别观。

（马焱）

《论高等教育中学科专业的性别隔离》 王珺 《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4期

论文介绍了学术界关于高等教育中学科专业性别隔离的两种解释，即生物本质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解释，同时指出女性主义的解释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生物本质主义主要以男女生理差异和心理差异为认识基础来阐释学科与专业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者最为关注男女不同的荷尔蒙系统和左右脑的专门化。心理学早期对两性心理差异的研究基本上受生物学的影响，主要从生理特征上去寻找依据。女性主义认为，学科专业的划分并不是男女本性差异使然，也不是学科理性沉思的结果，而是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系统和利益基础在学科领域表现的结果，它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对于男女适合学习什么学科完全是一个人为过程，由于人类社会文化在早期就通过完备的观念系统、知识系统和制度系统将女性划归于低于男性的类别，女性在接受教育之初，就被置于与男性不同的知识领域，接受与男性不同的教育。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中，性别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通过与权力的关系而相互作用与建构。它们可视为文化中这种权力关系的结果和反映。女性主义通过把学科分类与社会的劳动分工相联系，指出了学科分类实际上可以看做是社会性别分工的预演，而学科上表现出来的性别倾向和价值分层就是社会性别制度在学科领域“隐而不显”的表现。要想消除高等教育中学科与专业的性别隔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和学科分类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马焱）

《女性学学科化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女性教育》 郑晓瑛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论文详细论述了以女性群体需求和观点为主体的社区和国家水平的女性教育对于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介绍了欧美国家非学科化的女性教育向学科化教育体系的转化，并对中国女性教育和女性学学科化发展进行了思考。作者指出，非学科化的女性教育体系强调教育的时效性和实用性，学科化的女性教育重点放在教育的持续性和广泛性上。女性教育把教育内容规划为适用一个相对特殊群体的长期应用体系，在运行这样的规划过程中，不断将这个系统融入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正规的教育体系中。西方的女性学专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女性教育的“实用性”，而更注重“理论性”和“实践性”，这源于对女性研究的重视。西方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教育课程和方法吸收了社区女性教育的精华，充分采用女性研究的成果科学地规划女性学学科化的教育体系，已成为女性学学科化教育的一个支持系统并被广泛地应用。目前，中国的女性教育实践尚缺乏充分的支持条件和社会氛围，导致女性学学科化发展滞后。目前应充分利用现有女性研究和女性教育资源，在吸取各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能同时兼顾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的研究放在首位，以女性教育为基础，提高中国的女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水平。

（马焱）

《性别问题与性别意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生长点》 董美珍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第6期

论文探讨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产生的缘由、观点及启示。女性主义相信性别与科学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且这两种建构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与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是一致的。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是两种比较完善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女性主义经验论属于女性主义认识论，它为其理论的合法性提供规范性的说明。主要观点是，坚持知识的证据主要来自于经验，但传统科学在问题的提出、研究的设计、经验数据的收集和解释阶段都带有男性中心的偏见。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女性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女性特有的认知方法论。它不满于经验主义的保守性倾向，质疑男性在认识上的特权主义，指出男性凭借认识上、出版上的霸权，将建立于男性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除立场化、去除价值化、去除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必须推翻传统科学研究中的主流构架，建立女性主义的知识理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科学的男性化，建构女性主义的“后续科学”。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启示：女性主义理论本身携带的问题意识、性别意识和批判精神，为科学女性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导向作用。作者认为，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开展，女性创新精神的增强，大量女性将进入科学领域，科学因此将会得到整体的修复而变得更加富有人性。

（马焱）

《中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性别差异》 郑真真 连鹏灵 《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5期

论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用详尽的普查数据，应用教育性别平衡指数，具体从中国文盲人口、小学教育、初中及其以上受教育程度以及高等教育等各教育阶段的性别差异现状，分析了当前中国人口受教育状况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动趋势。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状况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但男性的受教育程度依然显著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差别越大。论文分析了不同教育阶段所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性别不平衡问题，并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教育性别平衡指标进行了比较。作者针对不同教育阶段的性别不平衡问题提出了改进方向：因为妇女的特别需求和参与的条件往往与男性不同，因此在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级教育的过程中应考虑性别差异因素；在社会经济发达极度不均衡的地区和时期，在制订规划和设计项目时要优先考虑社会性别的平等问题，应当考虑男女的不同困难和需求，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把握中专教育阶段的供求特点和生源，可使有条件和有愿望的农村女生具有更强的就业竞争能力；在发展高等教育时，应考虑制约妇女接受或完成高等教育的各种不利因素，从性别平衡发展的视角制订政策和措施，鼓励妇女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教育地位。

（丹青）

《谁决定了时代美女？——关于百年中国女性形象之变迁》 李子云 陈惠芬《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

论文指出，20世纪是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外在形象发生鲜明而巨大变化的时代，但是女性并不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形象和变化，其背后是时代更为有力而隐蔽的想象和要求。某种程度而言，百年中国女性形象变迁的过程，也即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在时代的发展中由传统向现代变化的过程，是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身心体格、神情面貌以及心灵历史发生鲜明而曲折变化的过程。也是各种社会权力塑造时代美女的过程。其变迁、演进昭示的不是社会风尚、审美眼光的简单改变，而是资本、物质文明与技术、现代性叙事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权力进行微观运作的生动历史和符号体现，是女性的“变异”史，也是时代的变迁史。

（宓瑞新）

《〈半边天〉长大了——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成长三部曲》 寿沅君《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

论文对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成长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描述：第一阶段（1994年12月～1996年2月），是栏目理念和节目定位都充满矛盾的阶段。栏目宗旨宣称“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妇女的风采，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传播有关妇女方面的科学、生活知识，促进社会和谐与家庭和睦”，报道了大批在社会上有贡献、有成就的妇女形象，但节目大量传达的是与妇女有关但与社会性别平等无关的信息，存在着不少从传统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性别盲点，甚至不经意播出了许多以男权文化为视点的节目。第二阶段（1997年1月～1998年12月），是性别传统意识逐渐消失，性别平等意识逐渐增长的时期。栏目宗旨是“展示时代女性风采，监测女性社会形象，传播女性关注的科学、生活知识，促进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和谐与家庭和睦”。栏目开始强调男女有别，但在节目的具体操作中，把一些本属个体的差异扩大为群体的差异，依然把男性和女性纳入了传统角色的刻板定型之中。栏目由于过分强调女性的外在形象、城市白领的生活以及前卫时尚的超前消费而受到批评并进行了改革。第三阶段（1999年1月～2000年12月），是作为一个女性媒介成熟的阶段。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女性组成了决策班子，建立了由制片人、主编、性别顾问，以及女性学者、人文学者参与的策划组。在报道上，女性成为绝对的主角，成为具有独立品格、有主体价值观的、呈多元化趋势的社会形象。栏目还对社会热点和传媒表现进行独家点评，利用女性视角来报道男性，为男女两性观众所喜爱。文章列举4个节目详细说明《半边天》是如何用性别平等视角指导电视实践。

（宓瑞新）

《媒体职业女性的困境》 刘利群 《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3期

论文认为，媒体职业女性主要是指，在中国大陆新闻机构从事记者、编辑、播音员和主持人等专业工作的女性传播者。作者从理论、认识、实践三个层面，对媒体职业女性的困境进行了梳理和揭示：（1）核心与边缘——媒体职业女性在媒介实践中的困境。女性传播者的这种边缘状态反映在媒体实践的各个方面：媒体职业女性占媒体从业人员的1/3，中高级决策层女性的比例仅占4.4%，造成了女性在媒体职业中的低层和从属地位，女性的视角和观点在媒体组织中常常受到忽视、冷遇、排斥甚至歧视。媒体职业女性的专业特征，多从事以休闲、娱乐、时尚消费等被视为家庭及由社会分配给女性照顾、养育等特征的新闻报道。媒体职业女性对于话语权的操作和掌控十分有限，常常处于失语或无语的陪衬境地。弱势与游离是媒体职业女性的关系特征。（2）媒体职业女性寻求理论依据的困境。其原因有，传播理论中性别研究的长期缺位，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缺陷与纷争。（3）同化与异化——媒体职业女性的性别角色与职业角色认知的困境。包括女性性别认知中同与异的矛盾，女性双重角色认知中独善与兼顾的矛盾，以及女性职业角色认知中专业与服务的矛盾。作者希望借此引发媒体业界、理论研究界和媒体职业女性的思考，使传媒界乃至整个社会获得发展的同时，女性传播者自身也可获得同步发展。

（宓瑞新）

《编辑学研究领域性别意识的缺失及其思考》 曲雯 《编辑之友》2004年增刊

论文指出，目前，中国编辑出版领域空前繁荣，但在编辑学研究著作中，从性别视角探讨编辑活动的研究却难以见到，编辑学研究领域存在性别意识缺失现象。为了了解编辑学女性/性别研究状况，作者通过国家图书馆网和中国期刊网检索发现，不仅相关的研究数量少、重复多，而且对传媒的性别研究论文大多数发表在女性研究期刊，而非传播学类媒体，妇女学界仍然是媒介与性别研究的主体，说明编辑、出版、传播学界对女性研究的意义重视不够，编辑学研究领域存在性别意识缺失的现象。作者认为：编辑学和女性学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都是有社会和文化属性，女性文化的解构和建构都离不开编辑活动，编辑活动及其产品塑造、传播承继着性别文化；女性学理论为编辑学认识和研究性别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作者提出，在编辑学领域开展性别研究是必要而迫切的，这是解决编辑活动中性别问题的需要，是编辑学发展的需求，是女性发展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作者就编辑学性别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本质，以及编辑学性别研究的主要内容（范畴及划分方式）提出简要设想。作者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编辑学界的重视，与女性学界共同协作，开拓编辑学性别研究的新领域。

（宓瑞新）

《关于女性宗教信仰建立的几点思考》 贺璋瑢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论文分别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体验、女性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以及女性对神圣价值的追寻3个方面阐述了女性宗教信仰的确立，指出女性宗教信仰建立的原因主要有：（1）女性的生存体验使她们更容易走进神。女性比较注重自己的感性或直觉。女性的生理特点使女性形成了对男性的最初依赖。女性和男性在外界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回家后女性还要面临分担家务的繁重任务。大量的婚姻变动、家庭裂变使得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更是深受其害。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遭遇使她们感受到了孤寂，那些精神上饥渴、心灵上受到创伤的女人更需要神的抚慰。（2）女性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使她们更容易仰望神。只要是人，都会求索人生的意义。女性更容易从情感的角度追问意义，并在追寻中找到神、信仰以及自己的精神家园。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必然要影响到她或他的整个生活，会造成信仰者的根本转变。宗教也就成了通向生命深层和善良德行的重要途径。（3）女性对神圣价值的追寻使她们更容易跟随神。现实世界的种种缺陷，使人们感受到绝对正义的动摇。一个人死后灵魂的归宿由他或她生前的德行来决定。只有神才能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最终的审判。上述信仰成为相当一部分女性信教的基础。

（海伦）

《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定宜庄 《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论文认为，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妇女史是在社会史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妇女作为历史上的弱势群体，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入史学家的视野，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以为凡是写历史上的女英雄、女才子，或者皇妃、妓女就是妇女史，这是一个误区。事实上，妇女史研究绝非只是研究对象的一种改变，而是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引入到学术研究中，提供了一个理解和阐释历史的全新视角，在这个新视角的背后，是对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的一系列挑战。作者指出，从事妇女史研究，面临的困难首先就是史料的局限。一是这些材料的作者对一切与妇女相关问题的漠视和忽略。二是即使他们注意到了某些与妇女有关的问题，也是从男性的角度和立场，以男性的话语来表现的。作者认为，任何史料都是有局限的，对于像妇女史这样新兴的学科尤其如此，所以在研究中，尽量开拓史料收集的范围是必要的。以各种不同史料来互相参照，并对史料进行重新审视与解读，比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中更加重要。诗词与档案中的供状都是极有价值的研究妇女史的材料，但如果离开了对历史背景的全面把握，就很容易误入歧途。另外，不能置传统史学的文献与优良传统于不顾。无论研究哪个时期和地域的妇女，都必须将其置于当时当地特定的大背景下，要把握一个时代的主要脉络。要把握一个时代的大脉络，传统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官方文献的爬梳考订就不可或缺。

（宓瑞新）

《发展与困惑——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 高世瑜 《史学理论与研究》2004年第3期

论文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妇女史研究发展历程的总结与思考，认为妇女史定义应涵盖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和以女性视角撰写的历史。文章论述了妇女史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断裂、复兴过程与当前妇女史研究的特色，以及妇女史对于传统史学的借鉴与超越，提出了当前妇女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历史的客观性与女性主体意识；解构、疑古与信古；共性、整体性与个性、个体差异；当代价值判断与历史人物的主体经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生物决定论与社会造成论；性别与其他身份、等级的交叉；妇女“地位”问题。面对迅疾发展又存在诸多困惑的妇女史研究，作者主张：（1）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在研究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无论认同哪一种理论，目前都应脚踏实地地做好史料搜集等基础研究工作，以基本史料与已有成果为基础，而不必急于建立理论框架。（2）对话但不盲从。大陆的妇女史学者应该打开眼界，尽可能地增进与国外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等同行的交流，以作为借鉴与启发。但是对于任何理论与方法，都不必顶礼膜拜，没有什么理论与方法是绝对正确与万能的。应该尽可能地借鉴别人成熟的理论成果，避免走弯路；但必须注意中外差别，绝不能邯郸学步，视之为终极真理而盲目崇奉，必须一一进行认真检讨分析，有所鉴别取舍，从而促进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逐步探索适合中国的妇女史理论。

（宓瑞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职业简论——从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谈起》 吕美颐 郑永福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论文指出，20 世纪20年代的北京和上海先后建立了两个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女性进入金融领域并以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身份成为高层次经济人和女企业家。这成为中国女性职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者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女性职业发展最为迅速的重要时期。女性职业主要集中在：一是产业女工，这是中国女性最早进入职业角色的群体。二是职业女性，其发展之迅速最为引人注目，成为女性群体中极具活力的部分。三是传统职业女性，主要集中于手工业和服务业。三者之中，职业女性的职业发展代表了女性职业发展的新水平。这一时期，女性职业的发展新特点：（1）女性职业领域迅速拓展，分布越来越广泛，一些长期被男性把持的职业岗位已开始对女性开放了。（2）女性开始进入高层次职业领域。（3）女性就业经历了事实就业到部分领域法定就业的过程。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职业女性的人数在整个女性中比例很小，与男性相比也少得可怜；女性职业的发展与分布极不平衡，职业女性集中于大城市；能够从事所谓高层次职业的人数很少；女性双重角色带来的工作繁忙和家庭负担的沉重，往往使女性苦不堪言；女性求职难，职业不稳定。有些职业还对女性提出很多歧视性要求，迫使一些职业女性选择独身。女性不仅未能取得完全的就业权，也未取得平等的就业权。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因素包括：女子教育的发展；妇女运动直接推动了女性就业；经济发展调节着两性的劳动方式和生存方式；作为权力机构的政府所起的作用也不应忽视。总之，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宓瑞新）

《整体化、自省与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理念与方法（1927～1937）》 韩贺南 《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5期

中国共产党与妇女运动的关系是中国特色妇女理论的重要内容。文章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1927～1937年中共中央及部分省份关于妇女运动的有关文件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理念是“整体化”，即将妇女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部分”，而不是附属于党的工作的独立部分；并通过不断自省的方法，检查党的妇女工作的失误，使党的妇女工作理念得以实施；党的妇女工作的具体方法是深切体察妇女的特殊需求，并努力在革命进程中体现妇女的特殊利益。党的妇女工作理念与方法对妇女运动的影响呈多向性特征。其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使妇女解放运动与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迅速结合，既扩大了革命的力量，又迅速推进了妇女解放的进程，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学说，积累了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宝贵经验。其局限性体现在：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没有继承五四运动时期的传统，继续推进妇女理论的繁荣；在对待女权主义的态度上，没有在扬弃其糟粕的同时借鉴其精华来丰富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理论，也使“五四”时期较有影响的女权主义思想出现了历史的断裂；由于妇女运动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没有有力地触及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从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性别文化的进步。

（宓瑞新）

《“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 高小贤 《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论文指出，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是农村和城镇妇女都完成了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化生产的过程，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和妇女运动以及每个人的生活。文章选择了一个小的侧面，即20世纪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呈现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作者通过大量的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分析了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如经济的驱动力、妇女作为潜在的劳动力受到政府的重视等。作者发现：其发动和组织妇女的过程是，进行社会动员，组织妇女学习棉田管理技术，发动妇女参加棉田管理竞赛，树立典型，示范推广新技术、新经验；劳模和劳模的经验是被建构起来的，各级政府和妇联干部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实行联产承包的妇女小组是学习推广新技术的载体，也是加强劳动管理和思想管理的组织形式；宣传和动员以及分配制度的改革，使种棉花由男人的活路逐渐变成了妇女的活路。作者认为，这场竞赛，在调动妇女参加棉田管理、夺取棉花产量丰收上起到了巨大作用，从妇女发动的广泛和社会影响上也是空前的，成为20世纪50年代妇女解放的标志。但是，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例如：男女两性在劳动分工和报酬上的不平等关系依然没有改变；社会和男人并没有承担家务劳动的责任，妇女更辛苦；妇女的健康被忽视；等等。

（宓瑞新）

《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 董进霞 《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第4期

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的成绩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女选手的竞技运动状况。论文着重探讨影响北京奥运会成绩的主要社会学因素：小康社会建设，使中国经济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也会凸现出参与职业化竞技体育的人数不一定增加，女性运动员的训练竞技能力可能会降低的新课题；体育全球化，短期效应会给中国的竞技水平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也会促使中国体育文化和管理制度发生变革，加速中国体育与世界的接轨；体育商业化是一面“双刃剑”，可给竞技体育增添活力和动力，但过度商业化会损害竞技体育的最本质的公平竞争，其中女子项目和运动员也处于这样的夹层中；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摸索出一套独特的高校竞技体育训练和管理体制；北京奥运会的目标与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是集中有限的人财物力，进行重点项目突破以巩固和提高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成绩，改变对女性“一边倒”的优惠政策，加大对男子体育的投入是今后工作的重点；社会转型期处理好女性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家庭、性别和运动训练的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个新课题；世界女子体育的蓬勃发展，给全球女性平等参与奥运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使中国女性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对手和挑战。论文揭示出社会文化因素、奥林匹克运动和女子竞技体育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动态关系，以及可能给中国女子体育及其运动成绩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丹青）

《从性别的视角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黄育馥 《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论文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依据大量的数据和详尽的图表，从美国的中国学家的性别分布、女性中国学家的地位、女性中国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不同时期美国华裔中国学家的性别结构、女性中国学家与美国中国学中的女性研究等方面，从性别的视角对美国中国学进行分析，得到结论：19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女性不仅在人数比例上逐步增加，学术地位也逐步提高，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女性大举进入中国学研究的所有学科，不仅打破了男性对众多学科的垄断，而且在某些学科中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甚至在比例上超过了男性。在美国的中国学家中，华裔学者一直是一支重要力量，与女性在整个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作用增强的情况一样，女性在华裔中国学家中的作用也在增强。随着世界对女性问题重视程度的加强，美国中国学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也有所增加。女性研究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已经争取到一席之地，并呈现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并重，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对现当代问题的研究并重，研究的问题范围日益广泛和将女性研究向性别研究扩展的趋势。

（丹青）

《论西方女性主义教学论对传统知识论的挑战》 王宏维 《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论文从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分别阐述了“女性主义教学论”，并就“女性主义教学论”按其研究特点的划分详细分析了其社会性别模式与解放模式。“女性主义教学论”在挑战传统知识论的同时，自身也遭遇了众多挑战：首先遇到的质疑来自非西方、非白人的妇女研究；其自身的性别模式开始向结构模式转换，即把对不平等原因的分析，归咎于社会权力系统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形成了女性主义教学论的后现代模式。文章在论述“女性主义教学论”对传统知识论的挑战时指出：女性主义知识论的著名研究者桑德拉·哈丁明确提出，女性主义知识论是一种“批判策略”，即重要的不是要去构建一种与传统知识论不同的理论体系，而是要打破“启蒙理性”的神话；女性主义教学论在理论和实践中积极推进“解构”，即瓦解或颠覆某些来自传统知识论的界定、规范和准则，促进了新思想、新理念的生长；女性主义教学论对传统知识论挑战，批判了“元叙事”，冲击了理性主义知识论的根基；女性主义教学论通过对知识领域中因性别、阶级、种族、文化、地域等差异形成的不平等现象的分析，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内在联系，这恰恰是传统知识论长期忽视或有意回避的，因而具有特别意义。

（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