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80年来党的建设的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个基本问题作出了精辟的阐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整篇讲话,充分体现了科学的、创新的精神。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他本身,也就是这样做的。
8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卓著的成就。正如“七一”讲话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在这里,江泽民同志同时强调了一件事情的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其基本原理;但不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某些个别结论。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某些个别结论统一起来,才是应取的正确态度。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抑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某些个别结论,而不是与时俱进,那么就会导致大致相同的可悲结局。这就要求我们,从新的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党的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前辈领导人生前所没有遇到过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能否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地、科学地解决新问题,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也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景。新闻事业作为党所开动的一部巨大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之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业本身也涌现出了众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因此,负有对新闻实践进行理性概括和科学指导重任的新闻理论,同样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新闻事业本身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
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体系,大致有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属于基本理论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是关于新闻的最基本方面的理论概括,例如,新闻的本质,新闻的功能,新闻的内在规律,等等。其二是面对新闻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所作的思考和回答。两部分的内容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断增添新鲜的内容,不断淘汰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前面所说的第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当然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关于新闻功能的理论概括,原先人们所认可的是单一功能(思想灌输的功能或宣传教育的功能),现在则在多元功能方面大致达成了共识。又比如,新闻的内在规律通常是具有恒定性的,因此,人们对它的理论概括也表现出相应的稳定性。但是在新闻事业和新闻活动自身因素以及外部条件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新闻内在规律会出现某些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表述也将随之改变。不过,相对而言,这一部分的内容变化频度比较小,而第二部分内容的变化频度比较大。
当今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之快,变化之大,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中足以引发新闻理论体系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性的变动有:一以贯之的红线是改革开放;由此贯串的是——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确认公有制的多种实现方式,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在“七一”讲话中作出的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论述,不久以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毫无疑问,此举将引发一系列新的巨大变动)。以上所列重大举措或重大事件,都可以涵括在改革开放这一基本主题之中。建立邓小平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作阐述以及发表的“七一”讲话、加入WTO,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与时俱进、进行相应调整的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是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目的是不断调整和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带来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从而全方位、深层次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之下,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出现了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在这一次调整中,新闻理论界紧随经济社会的巨变,适时地更新了一系列新闻观念;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外来的理论、学说、思潮中的精华,积极稳妥地推进新闻改革。总之,新闻理论随着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调整。
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的重要谈话,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目的、手段的深刻理解,提出建立前人所不敢设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的延伸和深化。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由此,中国的新闻传媒和新闻事业,就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存环境之中。新闻传媒被推向了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受市场的支配,这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这是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新闻理论的原有观念体系在某些根本点上有所突破。由新闻传媒走向市场,必然派生出一系列实践和理论问题:新闻传媒的功能随市场的需要而调整的问题,对于新闻传媒的“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界定和管理的实施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的问题,新闻传媒在新闻规律、市场规律以及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共同制约下如何运作的问题,新闻传媒的经营与资源的整合问题,新闻传媒竞争与传媒操守问题,等等。面对新的情况,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同样也是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新闻传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既应当担负起对人民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的重任,又应当履行对党和政府传达人民的声音的义务。前述重任决定了它必须忠实地贯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因此,前述义务其实也就是新闻传媒的内在要求。新闻传媒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责无旁贷。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新闻工作中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归根到底是必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作为新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观点。例如,他提出:“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一重要观点将打破人们长期以来在判断个人政治态度的标准方面所形成的思维定式,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的创新和发展。又如,江泽民指出:“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这也是一种新的提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可以预料,以上新的重要观点,将起到进一步提升新闻理论研究层次的作用。
加入WTO,将使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大家庭中,按照该组织约定的游戏规则运作。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加入了世贸组织,实际上,其意义将远不止于此。加入WTO,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是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由此构成对国内新闻业的间接影响;按照协议,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电信业和网络业,并占有49%的股份,这将占去同属信息产业的新闻传媒的一部分市场份额,从而构成对新闻业的直接冲击;西方大量文化产品通过合法渠道进入中国,对具有某种文化产业性质的新闻业更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大批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长年累月地涌入,将使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进而改变中国新闻传媒和新闻事业的外部条件。综上所述,在加入WTO以后,中国新闻传媒的生存环境将再次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相联系,中国的新闻理论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经过上述几次大的调整,新闻理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断有所变动,有所创新。以上所说的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几次大调整,仅是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变动这一动因。实际上,非经济社会的动因也能引发新闻理论的大调整。这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新闻传播所带来的革命。最近若干年来,因特网作为第四媒体的崛起,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固有的新闻传播理念,原本的新闻理论体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必须就此作出有别于以往的新的解释。
总之,将新鲜的时代内容注入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体系,根据新的情况充实、调整新闻理论,这应当是当前和未来新闻理论建设和研究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但是,毋庸讳言,目前新闻理论建设和研究的与时俱进的品质体现得尚不够充分;相对于人们对经济社会的认识和研究,相对于充满生机和活力、迅速变化发展的新闻实践,显得明显滞后;摒弃不合时宜的新闻观念的工作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经常性的展开;甚至将新闻理论与时俱进的努力和违背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行为相等同。上述种种现象,都亟待改变。
经济社会和新闻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新闻理论与时俱进,也为此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将新闻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载《新闻记者》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