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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改进会议报道和领导人活动报道进行讨论并且形成意见，此事的意义非同寻常。
长期以来，各种媒体上的会议报道枯燥乏味、重复单调，占的版面和节目时段不少，但受众的关注度甚低。对于会议报道，普通受众不满意，新闻业内人士不满意，开明的领导也不满意。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到新闻工作，就毫不客气地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机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不受欢迎，历来是新闻工作中弊端之所在，也是新闻改革中难点之所在。说弊端之所在，是因为这一类报道根本就不顾及新闻传播规律，根本就不顾及受众的接受心理，将新闻传媒混同于党政机关的告示牌，离普通受众的实际需求相去甚远；说难点之所在，是因为这一类报道要改也难，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症，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难以改进，主要难在领导同志身上。党政领导机关或部门召开的会议，由党政领导同志主持、出席；非党政领导机关或部门召开的会议，为广受各方重视，也都诚邀党政领导同志参加。按照多年来形成的规矩，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就要讲话，一开口就是重要讲话，是重要讲话就要全文照登或以很大的版面刊登。讲话刊登多少，放在什么版位上，用多大的图片，由此形成了“规格”。对于“规格”的过分讲究，已进入到不少领导同志的潜意识层次。某些领导同志甚至将新闻传媒看成了彰显自己政绩、塑造个人形象的工具，通过秘书部门对新闻传媒提出这样那样的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的要求。因此，从根本上说，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难以改进，就难在为数不少的领导同志对于新闻传媒职能的错误理解，对于新闻业务过多的、与新闻传播规律相违背的行政干预。
新闻传媒是大众传媒，它们的对象是有着新闻、娱乐和求知需求的社会公众。满足受众的需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服务。就此而言，新闻传媒上的报道不同于党政公文，也不同于机关内部的工作简报。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应当能够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对于领导同志来说，时刻考虑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是尊重群众、具有群众观点的表现，又是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体现。看来，要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关键在于手中掌握着新闻传媒和传媒负责人命运的各级领导同志，对于传媒职能、对于新闻传播规律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切实鼓励新闻传媒大力推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改革，为它们的改革举措大开“绿灯”。这不仅有赖于《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实施作为制度的保证，而且有赖于大力推进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将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难，也还可以从新闻传媒负责人和新闻工作者身上找到原因。多年来，传媒负责人和新闻工作者在会议报道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方面，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会议报道，只要套用以往的模式即可；领导同志讲话，只要按讲话稿发表即可。唯求政治上保险，在领导同志那里易于通过；至于是否合乎新闻传播规律、是否为广大受众所乐于接受，都被放到了脑后。这一类新闻报道的改进之所以难以进行，和为数不少的新闻工作者工作中惰性较大、创造性缺失的状况不无关系。报道会议和领导同志的活动，满足于已有的套路，一个程式可以不断地被重复。受众所面对的往往就是这样一种老面孔。现在，新闻改革的外部条件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工作者更应努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写出令人满意的会议报道来。总之，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新闻工作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笔者认为，改进会议报道，从新闻工作者的方面来说，应该实行三大转变。
一是由对通稿进行研究向对会议本身进行研究转变。举行各种会议，研究解决有关问题，布置工作任务，听取情况汇报和反馈意见，这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方式之一。会议无疑是新闻信息的集散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各种会议理所当然地应当是他们关注的对象。但记者不能满足于浮光掠影地跑会议，更不能满足于拿会议通稿、发会议通稿。不仅应当到会上认真听会，研读会议材料，发现会议的特点和特别具有新闻价值之处，对有关人员进行深入采访，从而掌握会议中的鲜活素材；而且应当在会内会外了解会议的有关背景材料和生动的细节材料。会议报道要做得有特色、吸引人，决计不是到会上去露个面、拿一份通稿就能大功告成的。
二是由一般的报道会议向报道会议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转变。其实，受众对重要的会议和具有新闻价值的会议内容还是很有兴趣的，因为这样的会议和会议内容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对这类会议和会议内容的报道能够满足他们的知情欲望。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在会议报道中突出广大受众的关注点、利益点、兴趣点，突出与广大受众关联度大和信息密集的内容。
三是由模式化的会议报道向形式别致的会议报道转变。会议报道能不能超越传统的套路、能不能另辟蹊径？答案是肯定的。但其前提是新闻工作者舍去驾轻就熟的常规套路，呕心沥血，苦苦思索，为创新付出加倍的努力。二十多年前刊发的郭玲春的《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就是一篇别开生面的会议报道，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
这里有两个个案，也许对新闻工作者改进会议报道可以有所启发。
个案一：关于“国际大都市和语文规范化”研讨会的报道。
《咬文嚼字》杂志在出版100期之际，杂志编辑部在上海召开了“国际大都市和语文规范化”研讨会。如果按照常规的套路，对这个研讨会的报道将会显得很平庸，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文汇报》记者却独辟蹊径，制作了这样一组标题：《咬文嚼字》杂志“咬”向12城市/目标是橱窗、招牌、菜单、商标、广告、风景点的导游牌等公共标志中的错别字。
记者写道：《咬文嚼字》杂志这只“语林啄木鸟”近日将“利嘴”伸向了国内12座具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目标就是把这些城市里橱窗、招牌、菜单、商标、广告、风景区导游牌等公共标志中的错字、别字“咬”出来，并在杂志上进行公布，以净化城市语文。
其实，上述研讨会上最有价值的信息，也就是《咬文嚼字》要“咬”12个城市了。而研讨会本身，则被推到了背景的位置上。为了对《咬文嚼字》杂志的此番行动加以强化，报道又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些背景：创刊于1995年的《咬文嚼字》以语文规范化为己任，自创刊以来曾经“咬”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12家全国性大报，“咬”过《半月谈》等12种国内印数最多的刊物，“咬”过王蒙、余秋雨、刘醒龙、张抗抗等著名作家，还“咬”过赵忠祥《岁月情缘》、倪萍《日子》等明星图书，在社会语文活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些“咬”出来的故事已经传为佳话。
这位记者把一则报道研讨会的新闻写得如此富有情趣。他对主体事实进行了一番剥离工作，会议程序、出席人、发言者等无关紧要的内容被删掉了，保留下来的事实用一个“咬”字加以贯穿，用以往所“咬”的名报、名刊、名人、名书，来突出新近将要“咬”的对象——12城市。作为会议报道，这篇消息篇幅短小、信息密集，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要写好会议报道，重要的是注意发掘会议中耐人寻味、富有情趣的因素，这不是浅尝辄止所能做到的。
个案二：新华社记者关于甘肃省人民银行支行长会议的报道。
十多年前，新华社记者写过一则会议新闻，标题为《“财神”考银行》
储蓄滑坡之时。一天上午，榆中县城关一位50多岁的老农，背着一只油腻腻的帆布包，走进城里一家储蓄所。他掏出500元，问营业员：“我上午存，下午取，行不行？”营业员看了看他，说：“你就不嫌麻烦？”老人笑了笑，转身出门。
他走进另一家储蓄所，还是那句话。这家储蓄所的营业员却笑脸相迎，说：“您说是转个身来取咱也办！”老人存了钱，笑眯眯地走了。
老人下午按时来了，身后依然背着那只帆布包。他递上取款单，营业员问：“您是要大票，还是要小票？”老人感动地点点头：“真的给取？”营业员笑了：“这还能哄你？”这时老人笑着收回取款单：“那我不取啦。”说着将帆布包拉到身前，掏出一捆捆人民币摆在柜台，说：“这是七千五，也存你们这儿！”
营业员有些不解，老人歉意地笑道：“我本是存钱的，听人说有的储蓄所存时容易取时难，只好先试试。”营业员乐了：“哎呀老大爷，您试得好！”
这篇会议报道的写法，大大出乎广大受众的意料。它在报道会议的时候，突出的不是省长在会上讲话中所反复强调的大道理，也不是一条又一条的指示和要求，而是讲话中所引用的一则故事。而故事本身极为生动、极富内涵。人们不一定记得住省长所说的很多很多的话，但生动有趣的故事和故事中所隐含的深刻道理，却一定会使他们陡生兴趣并且历久难忘，因而会议报道也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说，这位记者跳出会议写会议，这就是他的取胜之道。
（载《新闻业务研究》200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