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关于工厂秩序形成模型的表述中笔者曾经指出，在工厂内部的劳资互动中，管理层将根据对于国家法律、政策取向的理解，根据对于市场规则、供求关系的了解，形成自己的劳动控制意向，并进而采用最能带来效率的劳动控制方式。其结果是主导了工厂秩序的基本走向。正由于管理层在工厂秩序形成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使我们有必要对市场转型期国企的管理层进行较深入的分析。

在工厂制度环境中，掌握着劳资关系主导权的管理层，立足于资本委托人所赋予的职责、权力和利益，对工人的劳动实施着动态的劳动控制。对管理层的职责界定是否恰当、权力授予是否充分、利益回报是否顾及，客观上影响着管理层实施劳动控制的意向和力度。

资本主义工厂中管理层的职责、权力和利益，原则上是资本委托人与经营代理人之间协商的结果。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经营契约，责权利的界定比较清晰，且通常体现了三者之间的大致均衡。传统的社会主义国企作为国家计划经济体系的下属机构，其管理层的责权利基本上由国家单方面予以确定。由于国企管理层实际上并不承担经营责任，因此其职责简单，权力有限，其经济利益亦相对欠缺。

以提高效率为宗旨的国企改革，为实现权责明确基础上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1308604在向国企逐步放权让利的同时，不断加强了对国企管理层的经营责任要求。由于这一陆续实施的放权让利、明确责任过程，基本上是在国家强势主导下“试错式”推进的，因此市场转型期的国企管理层所拥有的责权利之间常常并不均衡。而这种责权利不相统一的状况的存在，对国企的劳动控制产生了复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