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rawoy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控制时指出，如果工厂环境外的制度因素不能内部化，那么社会层面的平等法权与工厂层面的等级制度将产生断裂，从而可能导致工人对于工厂劳动控制的抵制。为此，资本主义工厂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市场、确立内部国家这两种制度化手段以及劳资双方认可的车间文化，制造出工人对于工厂制度的认同。这些制度化的劳动控制手段，从经济、政治、道德等不同层面，将工人的劳动行为纳入工厂的制度轨道。1308676

Walder在分析中国传统国企的控制模式时也指出，通过涵盖经济、政治与道德层面的控制手段，国企实现了对于工人的有效控制。其中，借助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高度控制、工厂管理的政治化这两种制度化手段及“权威的制度文化”，导致了工人对于国企的依附与认同。1308677

国企的市场化转型，导致劳动控制手段的巨大变化。Walder所揭示的国企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高度控制及工厂管理的政治化，已经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趋向终结；与之相应的“权威的制度文化”也随外部资源增加和人员流动而发生诸多变化。制度基础的变化，使原有的认同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对于国企管理层来说，如何在新的国企制度条件下构建认同，以争取稳定的效率，成为其必须面对的任务。

本章将根据B厂的实地调查资料，考察市场转型期的国企采用了哪些劳动控制手段，说明政治、经济、道德这三种劳动控制手段所起作用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试图进而探讨国企管理层在原有的认同基础不复存在的情况中，如何在市场转型期的工厂中努力构建新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