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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派研究的玄言诗研究——《玄言诗派研究》成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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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玄言诗派研究》(批准号为04BZW01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玄言诗研究起步较早,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前人的研究集中在两大要点,一是玄言诗的定义;二是玄言诗的典型特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项目拟全面、完整地研究玄言诗问题,所谓作为诗派研究的玄言诗研究,一是研究玄言诗“诗”的问题,而不是奢谈玄言诗的“玄言”;二是研究玄言诗的“派”,而不仅仅是典型的玄言诗。本项目研究,首先是考虑怎样更科学地给玄言诗下定义;其次是不仅仅研究玄言时代的玄言诗的典型特点,并研究前玄言诗时代各位诗人作品的玄学色彩,以探究玄言时代的玄言诗的最终兴盛;研究后玄言诗时代各位诗人作品的玄学色彩,以探究玄言诗是如何终结的。如此全面、完整地研究玄言诗,是把玄言诗当做一个贯穿魏晋以及刘宋的诗派来研究的。

魏晋玄学经历了正始、竹林、元康、东晋四阶段,魏晋玄学关注的社会人生诸问题为:情性、出处、生死、理想人格、理想境地、政治风度等。一般认为,叙说、体悟玄理的诗即是玄言诗。但是,玄学是建立在玄学思想方法的基础上的,玄学思想方法即“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及“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汤用彤语);作为诗来说,玄言诗的最大特点是玄言思想方法入诗,因此,准确的玄言诗的定义应该是: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的诗作,才是典型的、完整的玄言诗。

前玄言诗时代各位诗人的作品已具有不同程度的玄学色彩。

(1)应璩《百一诗》有谈论名实问题者,这表明《百一诗》与刑名学有相当深的关系,表明《百一诗》与人物品鉴有相当深的关系,而玄学的言意之辨即起于汉魏间之名学,玄学的表现之一就是人物品鉴。《百一诗》的主旨是要叙说玄理,只不过它是以人事来叙说玄理而不是纯粹述说玄理,不是以玄学思想方法来述说玄理;但可以看出,玄言诗已有苗头。

(2)何晏诗作已是玄言诗的尝试,其玄学色彩在于诗作的指向是“任性”、逍遥自在、淡泊中和,但其与玄言诗的差距在仍挂怀人间,做不到彻底的逍遥自在、淡泊中和,这是因为何晏对有情、无情及忘情等玄学问题认识不彻底,未做到“应物而无累于物也”。

(3)阮籍诗风运用“得意忘象”玄学思想方法来抒发情感,他运用玄学对事物整体性把握的思想方法来作诗。其标志有三:一是使其诗作之“象”的具体可靠性与具体生活有所距离;二是追求“象”的变化与进化;三是把一事一指之“象”概括成万事一指之“象”。阮籍成功地利用玄学思想方法实现了诗歌对抒发深层情感的追求。如果不理解阮籍的本意就是略于具体而追求“得意”,就是要远离具体事件而追求对事物整体性把握,硬要寻求诗作本事,那就会牵强附会。

(4)嵇康四言诗的清峻玄远风格与概括化地叙写自然景物给玄言诗以启发,而其通过诗作所刻画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竹林名士的风度,也给玄言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成为日后玄言诗的叙写对象。

(5)玄言走进西晋诗歌,其诗作中有对人物做玄学性品鉴者,有描摹某种玄学境界者,有以诗谈玄论道者,有以玄学思想方法为抒情辅助者,等等。

上述诸人诗作的玄学色彩表明,玄言诗虽未完整地形成,但已呼之欲出,或者说正在顺理成章地形成。但是,时代出现了阻碍玄言诗顺利发展的因素,东晋时由于西晋的灭亡而对清谈玄学多有反思,刘琨以诗作的形式批评“清谈误国”,所谓“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其《答卢谌诗》也否定了玄学人生观,其另外诗作关注时事也迥然不同玄言诗风,刘琨诗作对玄言做了有力的抵制。此后南朝人十分赞赏刘琨对玄言诗风的抵制,但玄言诗的形成已不可逆转,其原因之一即玄言成为东晋统治阶级的思想主导,玄言崇尚的“无为而治”、“简易”为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作出了贡献,再说清谈玄学也已成风气。

虽然郭璞有成熟的玄言诗,但其游仙诗更为著名,人们称郭璞《游仙》对玄言诗“变创其体”,考察起来表现有三:①不直接述说玄理;②追求自然景物的形象化、具体化;③抒情超脱而又愤激。郭璞游仙诗对玄言诗有双刃剑作用,其游仙诗与玄言诗的精神关系扭结点在于追求自由,这一点给予玄言诗发展的作用更大。

玄言诗发展的轨迹没有改变,当日诸公孙绰、许询、桓、庾、王胡之、谢安、王羲之等均有玄言诗,是当日玄言诗大家。玄言诗的发展蓬蓬勃勃,王羲之兰亭诗会具有玄学聚会的意味,其表现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云云上。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作,无论四言《兰亭诗》还是五言《兰亭诗》,其共同特征为:以概括化写景来突出叙写玄理。

玄言诗鼎盛之时,佛理进入玄言诗,支遁玄言诗的特点在描摹佛陀虚幻境界,以佛陀虚幻境界支持玄学的“贵无”、“逍遥”。支遁把佛陀之学引入玄学,用佛家的“本无”来解释“逍遥”,其“逍遥”境界即西方佛国世界,其玄言诗的最大变化即体现出“逍遥”境界的虚幻化,他是以虚幻化的写实景物来体悟玄理。

东晋时代玄言诗达到鼎盛之时,现从类型、体悟玄理方式、风格特征三点来论证其特点。

(1)东晋玄言诗的类型:①赠答式,这些玄言诗或以诗谈玄析理,或以自然景物颂赞对方玄学风度与玄学品格。②咏季候式,这些玄言诗以四季景物的转化以对其描摹中体悟玄理。③直接吟咏式,这些玄言诗直接吟咏老、庄事迹,或老、庄著作中的故事。④观览景物式,这些玄言诗,或标明所游之地,或写出行、旅游途中所见之景;或因景物体悟玄理,或以玄学词语强化景物给人的感受。此四种类型玄言诗的共同性在于都有概括化的景物描摹,而景物描摹也成为日后改造玄言诗的契机。

(2)玄言诗叙写人生境界与体悟玄理的方式:①单纯述说玄理、体悟玄理;②从人事和自然现象体悟玄理;③通过对人物风度的称赏来实现。从上述三种方式可见,玄言诗的指向多是人生行为,它叙写的多是玄学人物的理性活动,它叙写的还多是玄学人物的现实生活行动。

(3)玄言诗的风格特征——虚淡简约。玄言诗的风格要素之一为“虚淡”。“淡”是玄学的重要概念,“淡”的玄理意味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淡”的玄学人格意味是“恬淡”心境。在与“慷慨”比较中可以看到“清虚”、“恬淡”玄言诗对现实的反应是理念化的,对现实的表现是理想化的。“清虚”、“恬淡”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以“清虚”、“恬淡”来对待现实生活的波澜;二是在“清虚”、“恬淡”中体悟玄理。玄言诗的又一风格要素“简约”。“简约”亦本是玄学理论的命题。玄言诗“简约”的表现:①无论从整体还是从单篇看,主题都有单一化的趋向;②概括化手法的普遍运用;③大多是从眼前所见、所闻、所思来体悟到玄远的言外之旨,其过程为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哲理。玄言诗的虚淡简约与四言诗的文体意味又有很深的关系,如锺嵘《诗品》称四言诗“文约意广”,其“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等等。

两晋与隐逸相关的诗赋的玄言色彩,为追溯玄言诗所受到的影响。隐逸诗与玄言诗的指向都是追求逍遥自在、淡泊中和;隐士与玄学人士的“性分所至”都是追求淡泊虚静;隐逸诗与玄言诗都有自然景物描摹。而玄言诗进一步把自然景物概括化、理念化了。两晋赋作中的玄言色彩对玄言诗亦是参照。

玄言诗风靡百年,其魅力何在?玄言诗的魅力就在给人以玄深悠远而遐思不尽的感觉,令人产生超远脱俗的感觉。玄言诗的魅力靠超越事物的具体性来实现,把个人情感与直接思考世界、宇宙结合在一起,于是诗歌进一步趋向内心生活。但是,超越事物的具体性使诗歌进一步趋向内心生活,又使个人之“情”在玄言诗中失落了,因为一切都要被统摄在“无”之下,于是玄言诗的魅力失落了。

后玄言时期已经到来。殷仲文与谢混的诗作开始有偏离玄言诗发展轨迹的趋向,此所谓革新玄言诗,对玄言诗来说有终结意味。玄谈本是殷仲文、谢混的不足之处,其诗作虽有玄言,但已是点缀,故南朝人称其诗作虽然“玄气犹不尽除”,但已为“华绮”、“清新”。江淹的拟作以“兴瞩”、“游览”给殷仲文与谢混诗作定位,表现出他俩诗作既有玄言,又终结玄言的意味。

玄言诗已经走到它的末路,其终结是陶渊明与谢灵运完成的。

陶渊明诗作有不少述说玄理之处,但人们又不认为陶渊明诗作是玄言诗,其原因就在于陶渊明诗作对具体的景物、具体的人事的兴趣超过了对玄言的兴趣。其对玄言诗的改制从《形影神》中可以看出,诗中表现出他对郭象的“自生、自尔、独化”不以为然,认为影是依托形而生;于是就可以理解陶诗要把玄理与具体的景物、具体的人事结合在一起。

谢灵运山水诗中有玄言的尾巴,但谢灵运山水诗中强调自然景物的具体性,他要以自然景物的具体性来领悟玄理,其原因在于运用顿悟思维方式来领悟玄理,这在其《辨宗论》里有阐述。谢灵运诗作领悟玄理,其运用顿悟思维方式来领悟玄理,而不以“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领悟玄理,这实质是对玄言诗实施了改制,在领悟玄理的过程中改造了玄言诗,这种改造的结果就是把玄言诗过渡到山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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