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山西汾涑流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地理研究》（批准号为02BZS014），最终成果为《区位与通道：晋西南先秦考古地理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有：佟伟华、李零、张素琳、夏正楷、马保春。

山西省西南部的汾河流域与涑水流域，即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关于这个地区，在历史文献中有尧、舜、禹活动的传说，称此地为“夏墟”的所在。在考古文化中，这个地区有丰富的遗存，尤其是陶寺文化、东下冯文化、二里冈文化、早期晋文化等，都是关系到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发展的重要考古发现。

如果以考古学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分布范围作为中国历史上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域，则这个核心地域包括两个重要的地区，一个是河南的伊洛河流域，另一个就是晋西南的汾涑河流域。目前，对于伊洛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综合性考察研究工作较多，而对于汾涑流域文明起源的综合性考察研究相对薄弱。本课题研究就是在充分利用考古学发现、发掘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及古文字材料，对晋西南地区——汾涑流域的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发展、融合，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由于主要依据的是考古学材料，所以这个研究也可以称为“考古地理”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特色在于将考古文化问题与自然地理形势相结合，揭示这个地区高度发展的早期文明的自然环境背景与人文地理特色，并对诸考古文化的人文地理空间结构特征、前后不同时期文化的空间变异性、相邻文化的互动通道等问题做出具体论证。

具体来说，对晋西南汾涑流域早期考古文化的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注重两个方面：①区域内部考古文化的历史地理分析，除对基础环境背景进行考察以外，重点进行人文地理因素（环境、聚落、部族）配置和区域人文地理机制（也就是结构性）的考察。②区域外部关系的历史地理分析，侧重于文化通道、文化传播、文化分界、部族迁徙、部族融合等问题。

本研究所关注的考古文化时段是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初期，包括仰韶时期文化、龙山时期文化、陶寺文化、东下冯文化、二里冈文化、早期晋文化等。

对晋西南汾涑流域的区域基础地理单元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大体划分出10个地理单元，主要有：①垣曲五河地区；②中条山南芮城、平陆地区；③绛县、闻喜、夏县三县之地及涑水上游及部分中游地区；④永济、运城涑水以南及临猗县500米等高线以南的地区；⑤峨嵋岭西南地区；⑥峨嵋岭以北汾河下游地区；⑦侯马翼城浍水流域地区；⑧霍县、洪洞临汾盆地北部地区；⑨乡宁、吉县高原区；⑩永和、隰县、大宁、蒲县深山地区。

在对考古学文化的区位、交流、分布特点的研究中，获得以下认识。

（1）晋南、晋西南地区既是一个由于自身地理位置因素所决定而便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区域，同时也是能够保持自己文化独立性的特殊地域。这一特点使晋西南地区既可以吸纳周边地区文化精华，又可以积聚和抬升自身的社会文化水平。这对于文明起源是十分有利的地理形势。绝对封闭或缺乏自身稳定性的地区都不利于文明起源。

（2）从考古文化的面貌可以看出，汾涑流域与伊洛流域有时联系是密切的，如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的分布都包括了豫西与晋南。但有时汾涑流域与伊洛流域又失去了紧密的文化联系，如在殷墟时代。汾涑流域与晋北、陕北的文化关系也有变易，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的总趋势是北面的非农业社会的特征越来越强，到西周初年，汾涑流域已然呈现戎狄四出，晋为其包围的形势（中条山亦有皋落之戎）。北方非农业社会特点的逐渐加强，应是北方气候向冷干转变的人文反映。

（3）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原有的一些中小型龙山聚落在二里头时期迁徙、集中、合并，组成新的较大型聚落。从表面上看，二里头遗址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聚落的面积和规模却远远超过了龙山时期，人口密度当大大超过龙山时期。这种变化不是单纯的量变，而是反映了从龙山时期到二里头时期人类居址逐渐向心聚合的一个过程。这应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地理特点。至于在环境条件较差的盐池和硝池一带，二里头遗址的数量未减反增，这应是二里头时期早期国家加强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直接反映。

（4）二里头遗址与龙山时期相比，聚落分布的地域也有较明显的变化。龙山时期聚落往往沿用其早期文化阶段的遗址，如多与仰韶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共存于同一个遗址中。而二里头时期则更多地选择新的地点居住。聚落地点的大幅度变化应该是较大的社会变动（或变革）所致。

（5）垣曲—济源一线为晋西南和伊洛地区文化交流的通道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明。夏代这里是文化交流通道，商初，又是商人势力向西北方扩展的必经之地。这条通道是晋西南与伊洛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的地理基础。二里头文化正是地跨中条山两侧的，反映了晋西南地区与伊洛地区同属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

（6）充分注意到峨嵋岭的历史人文地理分界作用，这种分界作用在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十分明显。

（7）商朝初年，从政治（夏人旧地）、资源（铜、盐）等方面考虑，商人将晋西南、晋南作为首先扩展势力的地区。这种政治局势的地理表现，就是商人对两条重要通道的占领和控制。我们推测，商朝初年伊洛地区与晋西南、晋南交流的通道主要是：①自伊洛地区向西，经今新安、渑池至三门峡，于茅津渡北渡黄河至平陆，越中条山至运城盆地；②自伊洛地区西北行，于孟津、新安县北部沿黄河南岸行至渑池县北部河水村附近，北渡黄河，进入垣曲，再西北行，越中条山到运城盆地。这两条文化交流的通道都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

（8）据传世文献及甲骨文记载，商代后期与晋西南地区有关方国40来个，本课题研究对这些方国区位，进行全面清理考察，力求辨明它们的方位及互邻关系，并推断有些方国可能位于低山丘陵或山间小盆地中。

（9）西周、春秋时期，晋西南地区属晋，本研究对晋国的都城和县邑做了全面考察，并进行了历史地理分析。

总之，晋西南地区虽然面积不大，但地形多样复杂，再加上与周边不同地理区域的互动联系，形成了十分复杂的人文地理格局。在这个地区，中国古代文明获得了特殊的发展条件，历史进程先于其他地区，这在文明起源上具有突出的意义。地理条件、地理特征是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关于文明起源研究，多关注社会问题，而对地域条件注意不够。本研究认为，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应脱离具体的地理条件，地理条件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却是重要的参与性因素。尤其在对早期文明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必须考虑地理因素的影响。

中国目前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考古学发现、发掘的材料，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对考古材料进行系统的（不是零星的）地理考察的工作还很不够。本研究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这一探索对于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