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国家，自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以来，两国间的教育交流十分频繁。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留学潮中，我有幸作为中国政府选派的留学生，赴德国波恩大学学习。我能够在德国学习多年，并先后获得波恩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除了要感谢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外，还要感谢德国天主教会与外国学人和学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的机构——KAAD。KAAD资助我进行学术交流并完成了学业。我与KAAD结下了不解之缘，受益终生。

1988年5月，我开始在波恩大学政治学专业学习，我的老师雅考普森教授（Prof. Jacobsen）建议我向KAAD申请奖学金。

1988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我来到位于波恩市中心的KAAD总部，敲开基金会秘书长的房门。秘书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十分认真地听了我的介绍，还不时提出一些相关问题，并做了谈话纪要。他十分坦诚地对我说：“李先生，您讲得很好！我请您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并做重点发言，发言时间为15分钟，请按这个题目准备，届时我通知您！”

“好的，谢谢您！”我接过秘书长先生递给我的发言题目，礼貌地向他告别，我似乎看到了获得奖学金的希望。

几天以后，KAAD通知我参加了那个学术讨论会，我认真地准备了15分钟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大会主席高度评价了我的发言。参会的许多外国同学都向我表示祝贺，并建议我申请KAAD的奖学金。

1989年3月，我接到KAAD的通知，该基金会将给予我六个月的奖学金，资助我在德国进行学术研究。此后，我又获得KAAD三年攻读硕士学位和一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奖学金。

KAAD的亚洲部主任汉克杰博士对我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1990年年初，他为我妻子和女儿办理了赴德陪读的一切手续，使我们一家三口在德国波恩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当时汉克杰博士刚来KAAD工作不久，周末他和夫人修纬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到我们在波恩莱茵河边（Rheinallee）的住所做客，两家一同做中国菜，畅谈中德文化的差异，探讨中德两国的政治走向、经济发展，以及我们各自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修纬同我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先到德国学习的公派留学生，她学习音乐。主攻小提琴。她还为我们演奏一首美妙的乐曲，为我们的欢聚增添了艺术气息。我妻子也是学习外语出身的，与修纬年龄相仿，又都是江南女子，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在国外相遇，她们有说不完的家乡话……

回国后，我妻子时常提起修纬和汉克杰一家人，回忆我们在波恩—哥德斯堡的家里度过的时光。那里类似北京的三里屯，是德国的外交使馆区，居住着许多外国使节和新闻记者。中国驻德使馆、美国驻德使馆都离我们家不远。我们的左邻是中国大使馆教育处，右舍是巴基斯坦大使馆，对面是德国洪堡基金会。

从家出发，步行5分钟，穿过一块绿色大草坪，就到了莱茵河畔。春天和夏天，这里美极了。河对岸是高耸的龙岩和蜿蜒的小山，山上树木郁郁葱葱，有著名的国宾馆彼得斯堡，白色的德式建筑如同一块巨大的美玉，点缀在碧绿的山上，白绿相映，恰到好处。

莱茵河上，年轻人划着赛艇，奋力前行。挂着欧洲不同国家国旗的各种游轮，到处可见。船甲板上的游客们喝着啤酒和饮料，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近处，年轻的夫妇带着孩子在草坪上玩耍，一群来自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男人们玩着一种地滚球的游戏。不远处，德国的小伙子们在草坪上支起简易的足球大门，正进行着激烈的足球赛。老人们则在河边悠闲地散步。长椅上坐着相拥亲吻的青年情侣。他们身边，不时有一队队家庭自行车队经过。

我们一家三口几乎每天都到莱茵河边散步，有时骑自行车去远处的雷马根大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同德军曾在这座大桥上展开过激烈的争夺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人将这一激战故事拍成电影——《雷马根大桥》。而现在这里一片祥和恬静，往日激战的硝烟早已荡然无存。

女儿雨欣到波恩的第二天我就为她联系好贝多芬小学。上学的第一天，校长赫门斯先生和班主任伊尔古特女士分别接待了我们。

雨欣落落大方，像个成熟的小大人，同校长握手，还用德语说：“Guten Tag！”（您好）尽管她刚刚学习德语，可讲得标准动听。

校长、班主任和其他老师都很喜欢雨欣。他们详细地介绍了贝多芬小学的情况、学校的日程安排及注意事项。他们的友好热情令我们一家人十分感动。

德国政府特别重视小学教育。贝多芬小学校舍不太大，但建造精美，设施齐全。学生入学不收学费，课间还免费供应牛奶，书本也全由学校免费发放。

我们注意到：雨欣拿到的课本是已经毕业的老同学留下的，书本保存完好，干净整齐，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德国这么富有的国家，仍非常注意节约，小学课本绝大多数反复使用。学校还提倡白纸也要两面使用，教育孩子们从小就节约用水、用电，不随地扔垃圾，保护环境。

雨欣刚到德国，只会用德语说“您好”和十个数字，其余一概不通。有语言学家的研究资料显示：小孩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段是9～11岁，这一点在雨欣身上得到了验证。第一周上课时，面对用德语讲课的老师，她就像个小木头人似的，呆坐在教室里，一句也听不懂。仅仅过去三周，她就开始对德国师生的谈话有反应了。一个月以后，她就能用德语同德国师生进行简单的交流。三个月以后，她就融入了班级正常的学习生活。到期末考试时，她的德语已经及格。而数学成绩在班级名列榜首，德国小同学纷纷向她请教数学难题。这大大提高了她学习的积极性。

德国小学是四年制，孩子们在玩中学习，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性和想象力，老师像个大朋友，遇事同孩子们商量，非常民主。我曾听过课，老师讲长度和高度时，会问孩子们奔驰汽车的长、宽、高，以及家里的房门有多高等实用问题，启发孩子们多思考，特别鼓励有创意的想法。我当时感慨万千，德国能为人类发展培养出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德国制造”享誉全球，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们科学的教育体系。

在波恩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独特的记忆，并影响着我后半生的人生旅途……

波恩大学的主楼坐落在波恩市中心，距火车总站和市政厅很近。这是一座带有塔式钟楼的古色古香的金黄色宏伟建筑。楼前的皇家花园广场与大楼形成完整的一体。广场上经常举行各种庆典活动。因此，波恩大学不仅是波恩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且是波恩市的标志。到波恩来的游客，一定会到此一睹它的迷人风采，领略它的无穷魅力。

波恩大学的许多专业在全德高校中都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汉学等专业，在德国甚至世界同类大学中均享有盛誉。许多教授都是世界同行中的知名学者。

汉学专业的顾彬教授（Prof.Kubin）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诗人。他编撰的《中国诗歌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及《〈红楼梦〉研究》和《鲁迅选集》等译著，在德国乃至世界都颇具影响。由于他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2007年8月，他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位德国人。

1989年年初，我到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求职，打算兼职授课。顾彬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由于我的普通话还算标准，大学本科学的是德语专业，并在国内中央编译局从事中德文字翻译多年，顾彬教授最终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聘用了我，并向我交代了授课科目：“李，您就讲授汉语语音学吧！”他交给我一本教科书，至于要我如何上课，他却只字未提，他只鼓励我说：“您要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去讲课。”这也是德国大学使用教师的特点：学校对任课教师并没有条条框框的规定，全凭教师自由发挥，以展示教师个人特色和才智，使学生从各具特长的教师身上汲取丰富的知识营养，并学会创造性思维。

刚开始授课时，我每周只讲两节汉语语音课。我站在大学主教学楼三层的一间大教室的讲台上，面对30多位金发碧眼的德国学生和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外国留学生，从汉语拼音讲起，教他们汉语四声的准确发音，解释“妈、麻、马、骂”的不同音调与不同词义。

德国大学的电化教学程度很高，各种录音、投影设备先进而齐全。我坐在语音室的操纵台前，如同电视台演播室里的总导演，耳上戴着监听器，嘴角有麦克风，操纵各种按钮开关，讲授课文内容，监听并纠正单个或一组学生的发音。我还运用影像资料，辅助学生们掌握标准的汉语发音。

课间休息时，我还向学生们介绍广东话、上海话、东北话、天津话、北京话的不同发音，给他们讲汉语歇后语，并朗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的古诗。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觉得轻松愉快。

我讲授的内容也从最初的语音扩展到阅读分析。随着课时与讲授内容的增加，我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作为兼职教师，我常常刚听完自己的政治学或社会学专业课之后，就赶到中文专业去讲课。为了讲好每一节课，我使足了浑身的力气，有时连午饭都顾不得吃，上午刚上完我的学习课程，就坐在广场的长椅上准备我下午所要讲的课。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每当走进教室，站在讲台前，面对那一张张如饥似渴的年轻人的脸，我立刻就会精神抖擞，侃侃而谈。每当我讲到“刻舟求剑”“塞翁失马”“滥竽充数”等成语典故时，学生们都会大为赞叹。这不仅是对我授课的肯定，更是对汉语文化内涵与知识性、趣味性的赞叹。同时，我也认识到自己教学工作的神圣性，因为我在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为此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当然，在用德语讲授汉语的过程中，我也被德语的魅力和德国文化所深深吸引。可以说，日耳曼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是我所深爱的，我累并快乐着。

由于我既是老师又是学生的特殊身份，我与学生既是师生关系，也是同学关系，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同学们举办各种活动，都拉上我，让我分享他们的快乐。

在中文专业教学的三年中，我结交了许多“学生朋友”。其中一位叫卡门，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德国姑娘，身高1.70米，一头金色的披肩长发，深深的大眼睛，有着活泼而又友善的目光。她对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学习的刻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课余时间，她常常找我请教中文问题，我也经常同她讨论中德文化的差异。她热爱中国，喜欢中文，打算毕业后到中国工作，她对中国西藏特别向往，说是一定要到拉萨去旅游观光。

在学习上，我对卡门的要求很严格，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定期纠正她的汉语发音，提高她的中文表达能力。她进步很快，20世纪90年代初，她曾代表波恩大学参加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外国大学生汉语演讲大赛。当时我正在北京家中度假，从电视里看到卡门流利的汉语演讲和不俗的表现，为她感到无比高兴。最后，卡门以优异的成绩征服了评委和广大观众，在大赛中获了奖。

另一位学生叫斯蒂凡，是一位聪明机灵的德国小伙儿。他兴趣广泛，但学习不是很刻苦。他家境很好，父亲是一家德国机械公司的经理。他家住在波恩附近的富人区，有豪华的别墅。每到周末，斯蒂凡常常开着他父亲的奔驰600轿车接我出去玩。一到周末，他就恳求我为他和他的漂亮女朋友做中国菜。

有一次，他的女朋友吃了我做的菜，觉得过意不去，有点不好意思，突然问我：“您是否需要一辆自行车？我家花园里有一辆别人扔在那儿的自行车，我不用，便宜点，50马克卖给您。”

我对德国人的诚实坦率感到好笑，但也认为他们的友善务实十分可爱。我们中国人肯定不会这么说，更不会这么做，也许这就是文化差异吧。

在波恩大学讲授中文和学习的岁月，使我领略了不同的文化，从中学习到许多新的知识，体会到文化间的差异，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此外，KAAD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对宗教文化产生了兴趣。我开始认真研读《圣经》以及关于基督教、天主教的文献资料，用自己的眼睛与头脑去看待和分析西方宗教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和许多部长们也都作为普通教徒出席宗教活动，他们乖乖地听主教讲演：“政治家们，当你们做决定时，你们要怀着仁爱之心，帮助世界上穷苦民众，上帝会感谢你们！”我和同学们私下议论：这是主教在给政治家们上政治思想课。

KAAD举办的活动让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奖学金获得者相聚一堂，讨论世界热点问题，交流意见，并介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每一次交流都使我获益匪浅，使我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每当我回忆起在德国度过的美好时光，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在德国结识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依然那么清晰鲜活。

波恩的远山近水、鸟语花香、悠扬的教堂钟声唤起我对KAAD的感恩之情，KAAD的那些善良高尚的人们，令我敬仰怀念，永永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