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4日，得益于KAAD的资助，我获得前往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访学半年的机会，终于踏上那个传说中名为德意志的国度。年少时的俾斯曼情结以及对于德意志之名的心神向往，使我凭匹夫之勇独上帝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度过与德语“性数格”及动词词尾曲折变化搏斗的四年，间或也感受到德语文学的奇诡想象及其哲学体系的宏大晦涩，但印象至深的却是那种弥漫在战后文学作品中挥之不去甚至喋喋不休的深沉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犹如作茧自缚的普罗米修斯，对于这种历史的疼痛以及自揭伤疤的行径，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读来无疑只有隔靴搔痒之感。

在踏上德国领域的那一刻，各种真实扑面而来，所有关于德国的美好幻象亦轰然崩塌。我愕然发现，这个自己曾魂思梦牵的国度，其实与我的想象相距甚远。从法兰克福机场那些神色冷漠、语速极快且盘查极不客气的入境安检，到埃尔兰根机场那个南德口音浓重的印度籍司机，让我的“标准德语”从一开始就遭遇滑铁卢。位于城郊自然保护区森林边上的宿舍，在秋日过早阴寒的傍晚里犹如林中古堡般令人不寒而栗。更为戏剧性的是，安排我住宿的秘书姗姗来迟，在得知我通晓德语后，便爽快地交给我房间钥匙并默认我已经熟知此地的一切，留下只有巴掌大市中心简介的游客地图消失不见。谁知大学宿舍管理员每周只有周二、周四白天上班，而且个人电脑必须由本人送到大学某栋大楼地下室接受系统检测后才允许上网，而幸运地选在周四晚抵达的我便在埃尔兰根度过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周末。秋叶萧瑟，天空阴沉，细雨缥缈，不苟言笑的行人稀少而匆匆，早出晚归的邻居们难得一见，小区超市里那些彼此熟悉的居民对于外来生面孔的警惕与打量亦令我心生不快。我对于德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苟言笑，恪守规矩，一语概之：缺少人情味。

终于，我盼来上班姗姗来迟的宿管老太太。从她那欢快的卷着大舌音的南德方言里，我不仅连蒙带猜地领悟到大学研究所的所在地，记下一堆不知道在哪个街角旮旯的换乘车站名，也学会融入德国公共社会生活的第一步：凡事皆要“预约”的精神，这堪称是对西方“契约”传统的伟大补充。顿悟之后的一切竟变得出乎意料的顺畅：在大学外事办Nikolas Kretzschmar先生洋溢着共产主义友爱互助精神的细心帮助下，遵循“提前预约、按时见面、材料齐全、手续完备、办事高效”的德式风格，我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此行所需各项证明的提交，并将自己的居留合法化。从这时起，我逐渐尝到遵循“游戏规则”的甜头，也开始理解德国人对于秩序如此偏执的内在根源。这种对于秩序以及规定的刻板遵循，不仅仅是社会、学校、家庭训练导向的成果，反过来亦加强社会各个层面的有序性、稳定性及可控性。德国人身上的“规则”，不仅体现为约束个体及群体行为的行为规范，还表现为“被规范”的个体内在对于公正、公平的诉求不断增强，甚至能激发人与人之间自愿成为“公民警察”的相互监督精神，这种“规范代言人”的角色在好为人师的德国中老年妇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何处，她们绝对都是一个必须充分尊敬的群体。从她们身上不仅能看到一个家族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更能直观表露出一个国家的文明化进程及其最为深切的价值关怀所在。一如欧洲的许多国家，德国社会亦有明显的老龄化趋势。由于我大多避开上课及上班高峰时间前往研究所，而在这每天两趟往返的行程中，公交车里清一色的都是老人家。尽管腿脚不便，白发苍苍，但衣着朴素的德国老人大都将自己收拾得干净整齐，略显孤独寂寥却不失自信。由于时常给老人家让座，因而总能生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对话，出乎我意料的是：德国老太太与年轻人一样关心我国的政治问题，并对民生问题甚为关注，尽管其见解也大多带有媒体报道所带偏见的影响。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某位老太太把我当成日本人，一路上都在跟我批评日本政府的核政策，对于当时因海啸福岛开始发生核泄漏的事件无比痛心疾首，哀伤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次的谈话着实令我对德国公民教育的整体水平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

此行接纳我的德方导师是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的主任郎宓榭教授（Michael Lackner），此前他与我素未谋面，仅凭中方导师的一纸推荐，热心肠的他便爽快地将我招至门下。当时恰逢他刚刚获得德国联邦政府教育科研部支持的重大项目，创建“国际人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es Kolleg fü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行政管理事务以及学术主持工作极为繁重。但他却总能信守事先的约定，从密密麻麻的预约本中每周排出一次见面时间。当时已近耳顺之龄的他，言行举止都流露出“中国通”的和善圆通，而且其研究兴趣及知识领域都惊人地广泛，对自己在意的事物有着极高的要求，同时保持着“刺猬型”思想家特有的专注，每次见面之前他都会事先逐字校对我每周按时发送给他的译文，大多是与我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拉丁文资料的中文译文，继而在见面时他便能有的放矢地指出我的译文错误以及解决方案。但我最为怀念的是每次校对完毕之后那段随意的闲聊时光，令人钦佩的是：他总能从资料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引申出一系列的议题，一并平等无私地与我分享他的智慧与感悟，而对于我急性子的抢白以及某些武断偏激的论断，他亦总是耐心地听取并以哈哈大笑予以包容，随后才会不急不缓地道出他对这一问题缜密的洞见。他烟瘾极大，每次见面都是在烟雾缭绕中度过的。虽说我胸中墨汁远不及郎教授的多，但吸了这小半年二手烟，我自觉看问题的视角以及分析的维度从他那里受益颇深。

除去每周的见面讨论外，我亦不时去蹭汉学系以及研究所每周的专家系列讲座。一开始还时常苦恼于演讲者语速太快，自己若不是全神贯注便无法跟上其思维，更不要说完全听懂讲座的内容。后来发现，一同听讲座的德国老师、学生提问时也有很多共同的问题，心中倒也释然。但无论如何，身处他们热烈讨论的语境之中，还是时常有一种身在异乡为异客之感。唯一一次翻身当主人是那年圣诞节前夕，当时KAAD在Schwerte举办题为“传统的力量——家庭在亚洲的角色及其作用”的研讨班，我们这些在德留学的奖学金学生们响应召集从四面八方齐齐奔往位于鲁尔区的Schwerte天主教学术研究中心。当时恰逢德国20年来最为寒冷的严冬，因整日飘雪不断，整个12月昏沉幽暗，堪称暗无天日，埃尔朗根路边的积雪有半人高，而摸黑出门打灯回家的德国人对于这种压抑的天气早已习以为常，工作起来依旧是兢兢业业。只是车不敌人，铁轨冰冻致使火车晚点事故频发。正是由于初始列车的晚点，以致我原本只需换乘一次即可到达目的地，最后却换乘了五趟车并在雪地里艰难跋涉了一刻钟才摸黑抵达，这刷新了我在德国的换乘记录并对德国铁路的各项服务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体验。

还记得自己风尘仆仆地放好行李赶去餐厅时，大伙都已快吃完晚饭。当我向满头银发的汉克杰先生自报家门问好报到时，他亲切的笑容和温暖的握手让饥寒交迫满心疲惫的我顿觉温暖，并迅速与一同参会的中国留学生们熟悉起来。此后三天的研讨活动，我们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等亚洲国家的学生一起在汉克杰先生的关怀和主持下，就各个议题各抒己见、相互发问乃至针砭时政，一同度过充满欢声笑语的短暂时光。平心而论，若非身处德国，我们很难与如此之多来自亚洲邻国的年轻人齐聚一堂，也难能如此直接地聆听来自邻国的声音乃至批评，实际上只有身处第三国，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抽离各自现实处境及牵绊、冷静思考、以对话回应并试图理解彼此的宽松氛围。而面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学生们敢说敢问的逼人态势以及热情奔放的歌舞才艺，拘谨而认真的中国学生们则显得有几分僵硬困窘，在那一瞬间，我似乎对于德国人的性格多了几分理解。而无论是在我们唇枪舌剑抑或哄堂大笑时，此时在场的那位真正的德国人汉克杰先生总是保持着慈祥的笑容，安静地关注着我们，仅在最后关头才会总结陈词，略表看法。会间，当大伙休息说笑时，他提着朴素的小布袋为我们每个人发放差旅费用的身影也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令我愈发感念KAAD对于青年学生的眷顾及慷慨。

正是借助这份奖学金的支持，我后来得以造访沃尔芬比尔特大分图书馆、华裔学志研究所以及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寻觅档案资料一并了解相关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果说沃尔芬比尔特以及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在原始档案上给予我的惊喜和震撼开启了我此后对于原始文献研读的热情，那么热情睿智的李文潮教授以及勤奋严苛的马雷凯教授则是以他们的治学态度及人格魅力给予我精神上的极大激励。尤其是在华裔学志研究所访学的10日，一开始简直令我苦不堪言。马雷凯教授首日即为我的研究课题开具了满满一书桌的参考书籍，还不忘隔三岔五地往书山上多垒几本新书，并热情邀约我随时去他的私人图书室参观古书；此后，每日午饭、晚饭——因其时常熬夜写作，所以一般不与我们一同吃早饭，我才得以逃过一劫——以其独特的尖刻言辞及鞭策态度，审讯我当日的研读心得及思考成果，一开始因我看书慢又熬不住他的一再逼问，只能答到“没什么心得”，他立即对曰“那就不要吃饭了！”满桌人皆默不作声习以为常，唯我一人面红耳赤，饭食难以下咽。轮番下来晓得他平日言行一贯犀利如此，倒也脸皮渐厚，对答如流。饭后在林间小路的散步则是与马神父相处之际难得悠闲开怀的畅谈时光，此时趁着他酒足饭饱心情惬意，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其发问，而他对中国天主教史上各色人物如数家珍，熟悉程度令人赞叹且个人评点极为犀利，从中我也了解到不少学界的野史逸闻，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那段感到备受镇压以致我拼命想要与之抬杠的时光，想到当年外表如此犀利强势，内里其实也充满温情的他，今日却因中风而需以轮椅代步，心中不免有几分苦涩伤感，而他那严谨苛刻的治学态度也不断鞭策着我去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并独立地去寻找答案。

半年的德国之行，我不仅在安静简单的生活氛围中获取大量思考、写作的灵感，而且在多家欧洲档案馆收获了丰厚的研究文献及新知，而此间与学术江湖上多位高手的讨教、过招，也在治学方法及人格精神上获得极大历练。感念一群素昧平生，刚刚相识即给予我热心关怀和帮助、不求回报相忘于江湖的人们：感谢华裔学志研究所的顾孝勇博士、司徒先生，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沙百里神父在论文资料上给予我的热心帮助，感谢永远闪耀着母爱光芒的Frau Hahm和Frau Bialas以她们关爱备至的鼓励让我更好地理解外冷内热的德国人以及他们的真诚、直接。感谢汉克杰先生以及KAAD的慷慨相助，让我第一次踏上德国这片神奇的土地并久久地感念这里人性的点滴温良以及那段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