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飞往柏林的航班上更多的是对未知世界的紧张和好奇，那么这些情感在刚刚踏上柏林土地的那一刻起都转化为对KAAD和柏林自由大学的感激，以及对全新生活的向往。经由KAAD协调，我通过电子邮件提前联系上同在柏林的奖学金生胡麓珂，她非常热情地答应了接机事宜，这让首次出国分外慌张的我感受到一丝踏实。

2012年5月2日黄昏，我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德国访学之旅。一下飞机，所有新鲜感扑面而来：不乏幽默感的边检人员，不算太大却经济适用的机场大厅，还有拿着写有我名字的小小纸牌的麓珂。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在她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地坐上了巴士，我略带疑惑地问她如何得知我的住处，她半开玩笑地说我们除了是同胞外，还是室友。原来，KAAD 汉克杰先生的秘书Wend小姐当初为了帮我寻找住所，发邮件询问过麓珂，麓珂也曾第一时间向我推荐了几处住房。无奈我属于短期访学，3个月的租期被所有房东一口回绝，几经辗转，最终还是汉克杰先生不辞辛苦地帮我联系上了柏林Gemeinschaft Chemin Neuf的Jacek神父，他破例接受我入住其天主教学生宿舍，算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麓珂笑着告诉我，当天是柏林入春以来最暖和的一天，好像老天专程迎接我似的，就连久未露面的太阳也出来了。我心中满是激动，感激所有为我这次访学付出过努力的机构、老师和朋友们，并决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争取出色完成此次访学的任务。

无暇顾及沿途美景，40分钟后，我们到达位于Steglitz-Zehlendorf的住处。那是一个铺有石子路面的幽静小院，进门左首是一幢古朴的四层德式小楼，据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一层和二层用于开办幼儿园，上面两层用作学生宿舍。我的房间在三层走廊左侧，虽然只有不到十平方米的面积，却也设施完备，透过窗子不仅能够听到院子对面教堂的钟声，而且可以远眺外面街边的行人和商店。德国与中国有六个小时的时差，飞机降落时中国已是深夜，我迅速收拾好行李，见到了一两个舍友，便带着旅途的疲惫匆匆休息了。

第二天从熟悉厨房设施和做第一份西式早餐开始，在餐厅见到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舍友后，我很快被这一“国际化”天主教宿舍的多元化氛围所吸引，希望自己也能尽快融入这个大家庭中。隔壁的捷克兄弟Marek主动提出陪我熟悉周遭环境，尽管一时难以适应他的捷克式德语，但他的帮助是卓有成效的。宿舍与东柏林的地标亚历山大广场仅仅相隔一站地铁的距离，购物和公交出行都十分便利。很快，Marek带我到附近的超市采购了食品和生活用品，在地铁站服务中心购买了手机卡和公交车票，还在一家银行开通了账户。在同Marek享用了第一顿欧式晚餐后，我强烈地感受到我在德国的生活开始走上正轨了。

正式的欢迎仪式定在周一晚上，源于Chemin Neuf一直保持的周一聚餐传统，所有学生除有急事外一律要参加，并且轮流负责买菜、做饭事宜，花销全部由修会埋单。就餐前，大家会齐唱圣歌，做祷告，饭后会围坐在一起进行主题讨论或做游戏，每次的内容由Jacek神父决定，主要为了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麓珂特意将做饭的顺序换到了这一周，说是为了庆祝同胞入住，要大展身手。到了吃饭时间，大家纷纷前来与我打招呼，我们的话题从姓名和学校展开，另外，麓珂的意大利面受到所有人的称赞。在德国期间，周一聚餐变成我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大家买菜、做饭、摆餐具、洗碗、倒垃圾，全部分工协作，这有利于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当然，我也无法拒绝各式各样的美食，面对沙拉、蛋糕、炸猪排的诱惑，我非常羡慕朋友们高超的厨艺。

在融入德国生活的同时，我时刻谨记此番赴德访学的主要目的，即查找撰写论文所需的材料，并获得德国导师的指导和意见。根据出国之前的材料梳理情况，我很快给德国联邦档案馆写了一封邮件，就论文原档的保存情况和与论题相关的延展性资料向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天就收到回信，内容丰富而具体，分条讲述，方案清晰，令我不禁赞叹德国人高效认真的工作态度。他们的建议帮我免除了一趟徒劳的奔走，因为原来存放在联邦档案馆的资料刚刚在两个月前被挪送至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无巧不成书，政治档案馆距离宿舍只有六站地，与去往联邦档案馆需要转乘两次且耗时50分钟相比，简直省时省力多了。要知道柏林是西欧最大的城市，人口300多万，听说中心城区相当于北京三环以内的规模，要搞清与之匹配的、比北京复杂得多的城市轨道交通路线，并非那么容易。

来到德国的第六天，我一早出发去政治档案馆。第一次乘德国地铁的热情似乎比查找资料还要高涨，Rosa-Luxemburg广场的地铁口并不起眼，没下几个台阶就到月台了，没有烦琐的安检，也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老旧却干净的座椅和几个边看报纸边等车的上班族。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一辆略显破旧的黄皮列车缓缓驶入站台，我后来听说2号线开通于20世纪70年代，所有车站和列车都保留了当时苏联地铁的特点，有点儿像十年前的北京地铁1号线。我学着他人的样子按动车厢门上的按钮，门开后发现还有很多空座位，这在北京是无法想象的。找地方坐下后，一张醒目的海报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逃票及车内吸烟一律罚款40欧元。原来，在德国买票乘车主要靠自觉，工作人员会不定期上车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逃票的乘客，不单单是40欧元的事情，更严重的是，逃票行为会被写入个人信用记录，将对当事人的社会生活和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德国人眼中，这个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义务都不愿履行。第一次乘坐德国地铁的经历既严肃又新鲜，以后的三个月里，我时常搭乘城铁或地铁出行，或独自去档案馆查资料，或结伴郊游，每一次都会发现这城市多变的色彩和魅力。

由于政治档案馆隶属于德国外交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入馆之前必须抵押证件并接受安检，好在工作人员态度比较友善，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区别对待。将随身物品放入储备箱之后，我带着电脑和相机进入工作室，只见过道的左侧排列着八张宽大的长桌，三四位学者模样的人正在翻阅手中的档案，右侧竖立着一排整齐的书架，并按照年代和国别顺序摆满各类目录册（Findbuch）。在档案管理员的帮助下，我填好了个人信息和论文题目，并在公用电脑上输入已经查好的资料编码，半个小时后，两大本厚重而古旧的档案便放到了我面前的桌子上。翻开泛黄的书页，我如获至宝，其中一本是20世纪初德国外交部与福兰阁之间关于开设德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通信集，有了这些资料，我的论文主体已然非常清晰。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档案展开通读、归类梳理，并对手稿进行辨认，最后逐一拍照。说到拍照，无疑是大部分德国档案馆的优势和特色所在，众所周知，世界知名的大档案馆如大英博物馆大多严禁拍照，一方面出于保护原档的考虑，多数资料均已进行数字化处理，在根本无法接触纸质材料的情况下，谈不上拍照，另一方面，高额的复制费用加重学术研究的成本，并随之降低资料的使用价值。与之相反，多数德国档案馆之所以允许拍照，原因在于对传统纸质查档研究方法的重视，加之查档者对保护原档拥有很高的自觉性。这种良好的习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因为人人都有“我一定小心保护原档，绝不辜负你的信任”的意识，可以想见，在德国这样一个信任度极高的社会里，一本有着100年历史的原始档案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并一直提供查阅服务根本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同时，拍照可以避免誊写时容易发生的损毁情况，而且省去了复制所需的高额费用。

此后的3个月，我都是在资料阅读、手稿辨认、整理归类和拍照中度过的。每次查档时，我都会小心翼翼地翻阅每一页，生怕不小心压坏了哪一页的书角，同时将厚厚的档案一页页地拍清楚，也需要很大的耐心。不久，我和工作人员以及查档的学生变成了好朋友，不时会跟值班的档案管理员开开玩笑，还会找几个学生到附近的饭店共进午餐。查档的过程看似单调枯燥，实则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这得益于我对目录册的熟练掌握，常常会有新的资料被挖掘出来，这些目录册从不同领域对所藏档案进行了归纳，也给读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令人获益匪浅。回国后，这些历史原档成为我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重要依据，在此特意向辛勤帮助过我的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表达最真诚的谢意。

除了在政治档案馆查找资料之外，我原本计划去我的接收机构——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听课，以充实学术方法论方面的不足。无奈由于访学时间不足3个月且错过了新学期的注册时间，系里按照规定拒绝了我的选课请求，我没办法像普通交流生那样听课考试。虽然很遗憾，但我依然可以在每周的固定时间找德方导师请教问题，这对我回国后即将开始的论文写作大有裨益。我的德方导师是汉学系的余凯思（Klaus Mühnhahn）教授，他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德近代交流史方面的专家，对我的研究题目也非常熟悉。因为教授5月上旬在外地访学，我一直等到5月15日才头一次见到他。

柏林自由大学的主校区坐落在柏林西南部，搭乘地铁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到达。那里完全是市郊的环境，道路两边多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家家院落里种满了叫不出名字的各色植物，空气清新且常伴有花香，人们的生活透露着一股安逸闲淡的气息。大学的各个院系散落在不同的巷子里，我所在的汉学系便是一座有七八十年历史的三层独栋小楼。一进门，可以看到大厅书柜中摆放整齐的中国学读物，还有墙壁上的大红春联和汉语拼音表。余凯思教授的办公室位于顶层，每周二下午是他的答疑解惑时间，门外会有学生排成一队等候，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第一次去汉学系时，他率先认出了我，我们的对话则是从我表达谢意开始的。在互相介绍各自学术机构的研究现状后，他向我推荐了几本与我论题相关的德文专著，并简要列举了几个可供参考的方法论，这对我之后的论文写作具有启发性的作用。在他的邀请下，我有机会参加隔周举办的Seminar，同德国学生一起对中国语言与文化展开讨论。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讲座中，通过与德国学生的坦诚交流，我发现双方对中华文化的认知都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我渐渐善于倾听和接受对方对中国的理性批判，德国学生也改变了一些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当然，除了学术对话之外，我们都抓紧利用课余时间互相纠正对方的外语发音，因为扎实的语言能力是相互交流的前提和媒介。柏林自由大学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德国教育的窗子，尽管时间有限，我依然要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是他们带我领略了不一样的教育方式，并引领我拓展学术视野，对已有的学术方法加以改进。

KAAD除了给予奖学金生必要的资助之外，还会每季度举办一次主题讨论课（KAAD-Seminar），邀请全德的外国奖学金生到各州的天主教圣地参加三天三夜的学术旅行活动。我非常荣幸地收到汉克杰博士的邀请，参与由他亲自带队的、在巴伐利亚州举办的题为“我们移民经验中的个人与公共空间”的学术讨论课。

6月18日，我一早抵达柏林火车总站，在上下五层、如购物中心般的柏林站里花费了20分钟才找到发车站台。由于KAAD负担全部的交通和住宿费用，我有幸乘坐德国最快的列车——ICE（Inter City Express），280公里的时速丝毫不影响我欣赏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大城市的繁华与忙碌和小镇的古朴与安宁相互交织成一幅多彩的画卷。身旁的德国老伯精神抖擞地与我畅谈中国社会，乘务员还会递上香醇的咖啡，舒适的环境与周到的服务让五个小时的车程不再疲惫与漫长。我仔细观察到，德国人不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人在火车上睡觉，全都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书本，柏林的地铁里也是一样；与之相比，北京的地铁和火车上，却满是沉迷于电影和游戏的“低头族”，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反思。经过两次换乘，傍晚时分，巴伐利亚州的小火车终于把我送到目的地——St.Ottilien，一个距离慕尼黑100多公里远的天主教修行圣地。眼前的美景仿佛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蜿蜒的山路下边是无尽的金色稻田，与湛蓝的天际融为一体，山上散落着一群巴洛克式建筑，山顶的教堂传来圣洁的钟声。

穿过一片小树林，来到我们的住处——一座平时用于接待天主教修行者的两层高的旅店，如今成为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肤色和信仰的留德大学生团聚的场所，与KAAD促进不同宗教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宗旨无不契合。学生们陆续聚集在大厅，有的三三两两有说有笑，想必已经通过之前的Seminar成为好友，他们热情地向我和其他新人传授经验。报到后是分配房间的时间，我的房间位于第二层电梯对面，20平方米的空间放置着两张单人床和一个大衣柜，整洁而舒适，站在窗边还可以看到院子里的花园和池塘，以及远处田野上的迷人风光。我的室友是一位孟加拉国的博士研究生，他那浓重的南亚口音着实令我不知所措，好在他的笑声化解了我的尴尬，虽然无法连贯地听懂每一个单词，但接下来的几天我还是深深地被这位心理学高才生的智慧所折服。

奖学金生的首次会面是在欢迎晚宴上，主办方为大家奉上一顿精美的巴伐利亚大餐。我也第一次见到汉克杰博士本人，他比我想象的要精神和年轻许多，丝毫不像年近花甲之人。我们的交谈是从亲切的中文问候开始的，在迅速地拉近彼此距离之后我们相邻而坐，开始用餐。他再次对我的到来表示真挚的欢迎，并祝愿我在此次学术旅行以及留德访学期间有所收获，我也再次对他在我申请KAAD奖学金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便利表达了感激之情。为了便于同桌的学生之间相互交流，我们全程使用德文对话，他非常关心我的论文情况，我也向他讲述了在政治档案馆的经历和趣事，以及目前的论文进展情况。我们知道，KAAD对于奖学金生的选拔和管理有着一套严格的标准，即使像我这样的短期交流生亦如此；听到我的回答后，汉克杰先生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会心地一笑。记得回国之后，导师曾向我提起汉克杰博士对我的称赞，说他十分钦佩一个来自遥远中国的研究生为了寻找论文资料孤身赴德的勇气，并表扬我是一位出色的奖学金生。这番鼓励让我不禁感慨，汉学中心的学生虽不像大部分奖学金生一样以学习科学技术为目的，但我们的价值实际上和KAAD是极其相似的，那就是积极沟通中西文化，做文化交流的使者。每一个小我的工作虽不起眼，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汉克杰博士对我的赞许从侧面体现出他对汉学中心使命的理解与推崇。就餐期间，他还询问了我的日常生活，比如对天主教宿舍生活有什么感受，对首都柏林有怎样的印象，等等。KAAD所有工作人员正是以这样一种和风细雨般的柔情关心着每一位奖学金生的学习与生活，这使得大家仿佛跨越了国家和宗教的藩篱，成为温暖而和谐的一家人。

晚餐后，汉克杰博士主持了欢迎会，所有参会者逐一进行自我介绍。原来，在KAAD的奖学金生中，最近的来自邻国波兰，最远的可能要数南半球的委内瑞拉，真的是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另外，其中有来自柏林洪堡大学的高才生，也有来自普通技校的专科生，体现出KAAD对不同级别高校、不同专业学生的全面考量。会后，一位金发碧眼的小个子女生走到我面前。她叫安娜-玛利亚（Ana-Maria），罗马尼亚人，就读于Chemnitz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她说她之前曾在中国做过两年的大学英语外教，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希望和我交个朋友。我们随即聊了起来，她讲的发生在北京语言大学的趣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已经大学毕业的她，拿着德国某高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凭去参加北京语言大学的招聘，对方提出的两个问题令她感到既困惑又无奈：第一个是，你为什么去德国的大学读英语专业？第二个是，如果聘用你，能否对学生谎称自己为英国人？她果断停止了应聘，后来到另一所北京高校教书去了。我想，这件事从中国教育方式现代化的角度来讲是值得深思的。聊到最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安娜居然还曾在我的家乡山西居住过半年，她还饶有兴致地跟我复习了几句经典的家乡话。与安娜的结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将两个遥远国度的人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话题围绕中国展开，大到国家经济发展，小到某个普通的中国学生，我在无形之中光荣地担任了一次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虽然我无法代表整个国家，但我很乐意为外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打开一扇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中国文化的内涵。之后的三天，安娜不仅耐心帮我解释讨论课中的疑惑，而且带我领略巴伐利亚风情，我们的友情也一直延续至今。

第一天的日程是此次学术旅行的核心——讨论课，第一场是由斯图加特大学的建筑与社会学专家库恩（Gerd Kuhn）博士带来的“我们移民经验中的个人与公共空间”同名讲座。他以德国社会两大外来移民群体——土耳其人和波兰人为中心，还原了两者在长期的移民过程中与德国本土居民发生的融合与排斥的代表性事件。随后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其中来自东欧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同学们最为积极，纷纷讲述了各自国家在融入欧盟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两位伊朗留学生则从宗教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伊斯兰教与其他世界性宗教之间的关系。我最大的收获在于，充分了解德国在跨民族、跨宗教交流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大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启发每个人重新思考自身文化的价值，我们的视野因此更加开阔，心灵也更加宽容。

午餐后，St.Ottilien教区的施罗德神父（Erzabt Jeremias Schröder OSB）带领我们参观教堂的各项设施。来自亚非拉留学生天主教问讯处的霍夫勒（Eva Hofler）女士随后为大家做了一场报告，主要介绍该机构的组成和工作内容。亚非拉留学生天主教问讯处是一个与KAAD类似的机构，并与后者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两者都属于天主教，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赴德留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不过前者只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KAAD的对象则是包含东欧国家在内的非西方发达国家。无论如何，两者的宗旨是相通的，即通过奖学金资助更多的留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第一天下午的压轴项目要算弥撒，这是我在德国期间见过的最具特色、最有创意的一场弥撒。首先，大部分的学生信仰其他宗教或不信教，信仰天主教的人数不足四分之一，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弥撒的与众不同。宗教仪式以进堂式为开端，艾根伯格（Pater Prof.Dr.Thomas Eggensperger OP）神父诵读《圣经》，并以“移民经验”为题进行讲道，台下的听众边听边沉思，突然间，委内瑞拉小伙子的一首吉他弹唱打破了全场的寂静，接下来的女声清唱和吉他二重唱将整个弥撒推向高潮，三组表演者都对传统圣歌进行了改编，用更加轻松欢快的形式带动了台下学生的情绪。汉克杰博士在齐唱圣歌时声音格外洪亮，在他的带领下，基督教学生依次排队领取了圣体。

第二天的任务是前往慕尼黑开展学术性旅行。乘火车抵达慕尼黑后，我们从市中心的玛利亚广场（Marienplatz）出发，游览了周围的旧市政厅、新市政厅和圣母教堂，并购买了标志性的“绿色洋葱头”明信片留作纪念。沿着内城道路，我们在慕尼黑王宫和国家剧院的大门外驻足、留影，感受巴伐利亚王国500多年以来的历史沧桑。广场上三根旗杆并立，分别挂着欧盟、德国和巴伐利亚的旗帜，也体现了巴伐利亚州作为自由州在德国的特殊地位。走在宽阔的皇家大道上，两旁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记载着巴伐利亚的光辉与荣耀。布林纳街和路德维希大街在音乐厅广场交汇，许多美术馆和博物馆也在此林立。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两侧则布满了新哥特式的宫殿，如今成为奢侈品商店的聚集地。

谈到慕尼黑，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拜仁慕尼黑足球队和慕尼黑啤酒节。安联球场离市中心较远，我们只能放弃参观的念头；不过喝啤酒则无须等到10月，因为它融入每个当地人的血液里。汉克杰先生轻车熟路地将我们带到慕尼黑最知名的Hofbrauhaus啤酒馆，门口的标语非常醒目：口渴比思乡还要糟糕（Durst ist schlimmer als Heimweh），原来慕尼黑人口渴的时候都喝啤酒啊！不大的空间被一组组紧挨着的木头桌椅全部占满，我们一行人就座后开始讨论各种啤酒的味道，安娜和我选择分享一大杯黑啤。黄昏将至，客人们渐渐坐满整个啤酒馆，身着当地传统服装的酒保们，无论男女，都双臂各端四大杯啤酒在人群中穿梭忙碌着。我们举杯庆祝，品尝着香浓的美酒，身穿绿色坎肩的艺术家们拉着手风琴，吹着圆号，大家纷纷跟着节拍手舞足蹈起来。汉克杰博士脸上泛着红光，用中文向我炫耀着慕尼黑啤酒，聊到起劲儿之时还同其他学生说起中文，不禁令人感慨，一向温文尔雅的他竟也有如此滑稽和可爱的一面。

第三天早晨，在与汉克杰博士、室友和安娜依依惜别之后，我踏上了回柏林的旅程。这次学术旅行不仅为我呈现了与柏林全然不同的南德意志文化，更重要的在于，其为各国留学生畅谈学术、交流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平台，成为我德国访学中最珍贵的经历。

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也尽量安排周末时间去外地旅游。最难忘的应该是康斯坦茨之旅，我们五个就读于德国不同高校的大学同学非常难得地欢聚在一起。湛蓝的博登湖边，我们远眺瑞士和奥地利的山峰，体验一湖跨三国的壮美；看着玩耍的孩子们追着白鸽奔跑，也好想回到那无忧无虑的童年；静静地坐在湖边，品尝着清爽的微风，观赏着轮渡划开一层层涟漪，仿佛一切烦恼都被这潭湖水冲散而去。徜徉在沁人心脾的花岛上，我们被鲜花的海洋和五彩斑斓的蝴蝶簇拥着，一只小松鼠成功吸引了所有游客的注意力。原来它也赶去花园广场看热闹，那里有一对新人在醉人的夕阳中正乘着花车驶上幸福的旅途。我们还大踏步跨过国境线，去瑞士的边境小城Kreuzlingen遛了个弯儿，在德瑞边检站驻足拍照，享受着自由跨越两个国度的新鲜感。为了倾听乡土味的瑞士德语，感受高福利国家的生活品质，我们一行人特地乘火车前往Kreuzlingen附近的石头城，领略中世纪小城的古朴与宁静，不但抚摸了古老教堂的红色墙砖，还有幸碰到了身穿民族服装的瑞士小伙儿。我们搭乘瑞士的高级列车去往莱茵瀑布，望着湍急的水流直奔而下，不禁积蓄一股力量，共同完成人生第一次野外徒步登山的经历。在最后一天的黑森林之行中，我们在精品店里挑选了精美的咕咕钟，在咖啡店里品尝了正宗的黑森林蛋糕。此番康斯坦茨之行带给我无尽的自然之美，为枯燥的学术生活增添了一份难得的乐趣。

当然，与宿舍朋友的旅行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由Jacek带队的两次参观教堂的行程之外，大家都将目的地锁定为偏远的小镇。第一次我们选择波罗的海小城Warnemünde，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沙滩上晒太阳，对于在内陆长大、不习惯日光浴的我来讲，即便涂满防晒霜，也避免不了被晒伤的命运。好在我们碰到一只爬上海岸的小海象，并与之开心地合影。现在想来，面对着天与海交织的模糊界限，波罗的海的微风吹着松软的沙滩，听着远方传来船舶的鸣笛声和海鸥的歌声，一边野餐一边聊天，其实挺惬意的。第二次是为了准备舍友Wojciech的生日，Marek、Wojciech和我共同到波兰边境城市什切青做短暂的一日游。我们坐轮渡游览奥得河（Oder），目睹了岸边造船厂衰落的情景，欣赏了入海口波澜壮阔的美景，还享用了一顿可口的东欧海鲜大餐。虽然时间仓促，但波兰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的，与德国、瑞士不同，因为曾经深受苏联的影响，这里的街道、房屋，甚至电车都依然保留着苏联的印迹。听Marek说，波兰不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外国人，难怪我在什切青火车站的时候曾被当地警察要求出示证件，这可是我访学期间的唯一一次被警察要求出示证件。当然，此次一日游还是很成功的，毕竟我们买到Wojciech想要的酒和蛋糕。

2012年7月29日，我告别柏林的朋友，启程回国。在德国度过的三个月时光是我永远珍藏的美好回忆。我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进步，而且结交了很多朋友，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值此汉克杰博士60岁诞辰之际，我谨献上对这位智者的感激与崇敬之情，并真诚感谢KAAD对中德学术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