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说，相识即缘分。我跟汉克杰先生的缘分始于2010年10月22日，时值北京大学美学论坛第25讲，而汉克杰先生便担任那一次的主讲人。讲座是在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举行的，也就是燕南园65号（法学泰斗芮沐的旧居）。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老宅子，而就在这个中国老宅子里，即将举行一场关于西方美学的题为“超美之美——论美学与神学的关系”（Schönheit über Schönheit hinaus — Zum Verhältnis von Äs-thetik und Theologie）的小型演讲。

进入拥挤的会场之后，我便和其他几个晚到的同学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分享着演讲材料。我的德语在当时尚处在牙牙学语的阶段，根本无力应付复杂的学术语言，不过多亏我的导师徐龙飞教授在现场的同步翻译，我才得以听懂一二。徐老师和汉克杰先生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浑然交响，此起彼伏，相映成趣，但隔着走廊，看不到汉克杰先生的正脸，我便只能循声识人了。会议结束后，章启群教授和徐老师一起宴请汉克杰先生，为其洗尘，我作为徐老师的弟子也有幸参与其中。汉克杰先生当时给我留下印象有二：一是声貌，二是汉语。见过汉克杰先生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印象：汉克杰先生长得有中国相（甚至有一位KAAD的拉美学者曾误以为汉克杰先生是我的中国导师），我隐约能从其神态中窥见老庄式的随性与淡定。汉克杰先生的声音也似乎不是那么“德国”，领教过德国人浑厚的发自腹腔深处的重鼻音的同学们肯定明白我的意思。我也几乎敢肯定汉克杰先生的德语也受到几十年汉语训练的影响：和普通德国人连环炮式的日常德语不同，他吐字清晰，节奏分明，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跟汉字的单音节性之间的联系。汉语对汉克杰先生的母语影响至如此程度，那么其汉语之精深也是可以想见的。值得一提的是，章启群教授在席间几次提到叶朗先生对中国美学研究的未来之寄语：“话要接着往下说。”我个人认为要把美学的这个“话”给承接下去，前提就是寻求新的思想来源、话语体系和方法论，而就对西方美学的理解而言，我们更需要新的思路和方向。汉克杰先生在那次演讲中对西方美学的哲学和神学意义上的追根溯源以及深度剖析，完全值得借鉴并能启发中国的美学史学者。

再次见到汉克杰先生是一年多以后。2012年1月10日，我拜访了位于波恩的KAAD总部，汉克杰先生在办公室约见了我，那时的我已经荣幸地被接纳为KAAD的一员了，加之并无他人在场，这次会晤与第一次的意味已经截然不同。尽管如此，但我们对于燕南园的记忆依然清晰如初：汉克杰先生在我眼里还是那个随性且淡定的汉克杰先生，而我也还是那个略显生涩拘谨的年轻人。我于2012年1月6日晚8点到达德国波恩，而在那之前从未踏出国门。到了一个新环境，突然变成了“少数派”，我的心情只能用诚惶诚恐来形容。当我自以为即将孤单地度过异国他乡的第一个新年时，汉克杰先生邀请我去他家共度中国新年，这既让我感动，也让我体会到新年与家人团聚的意义所在，我不得不说，也唯有在这种生存处境完全变换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珍视生活里被忽视的平常事物背后的终极价值。在汉克杰先生家度过的那一夜是梦幻般的。我看到了汉克杰先生30多年前与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妻子周老师的合影，我沉浸在汉克杰先生爱子的钢琴表演之中，我被簇拥在诸多德国汉学家之间听着他们用中文讨论中国和中国人的事情，一时间我仿佛产生了时空错乱的感觉：超越种族和国家的文化纽带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家的感觉。在汉克杰先生家的那次经历给我上了一堂人生课，德国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超乎想象的尊重和理解将永远激励和感动着我在对西方智慧的求索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之后，那六个月的德语学习尽管枯燥，但在波恩度过的2012年还是伴有很多跟汉克杰先生有关的精彩瞬间，这里只提两件事。

首先是汉克杰夫妇在波恩著名的贝多芬之家（Beethovenhaus）举办的题为“东西方的相遇：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之影响”（East meets West：Der Einfluss der westlichen klassischen Musik in China）的演出。此次演出可以说是2012年波恩中国年系列活动中的一个亮点，汉克杰先生从头至尾负责文字讲解，介绍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之早期接受史，而汉克杰先生的妻子周老师则手持小提琴与一名青年钢琴家闫竞舸一起为听众带来西洋乐器诠释下的东方五声音阶，实乃做到了声文并茂之极致，堪称理性和情感交相呼应所碰撞编织的一部交响诗。

其次就是我和汉克杰先生共同参与的2012年科隆中国年系列活动中的一次主题演讲：“中国和德国——一个哲学的对话”（China und Deutschland — ein philosophischer Diskurs）。原定作为最后一位发言人的李秋零教授因故无法出席，汉克杰先生和科隆大学外事办便把这次机会给了我。汉克杰先生对我的信任让我至今难以置信，我并无任何用德语发表公开讲话的经验，更不要说顶替国内康德专家李秋零教授！作为一个刚刚从语言学校毕业的中国人，三个月后就要在科隆的Rautenstrauch-Joset博物馆用德语发表演讲，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并且是开放题目。在经历了三周漫长而痛苦的思考之后，我最终在汉克杰先生以及科隆大学外事办的Preuschoff女士的建议之下，确定题目为《与西方哲学之相遇——我的个人经验》（Begegnung mit westlicher Philosophie — meine persönliche Erfahrung），并在演讲当天的凌晨三点完成初稿，随后我一字未改地当众朗诵。本来忐忑不安的我却在演讲结束后收到了与会者们的正面评价，尤其看到汉克杰先生肯定的眼神和笑容时，我才彻底松了口气，我知道我没有让他失望。

写到这里，我已经在KAAD的呵护和支持下度过了德国博士研究生涯的头两年，这两年内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改变着我。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我在这短暂的留学生涯里学到的最大道理，那便是：责任。对KAAD、对汉克杰先生、对我的导师Speer教授和恩师徐龙飞教授、对我的父母、对我的未婚妻，当然，对我自己而言，我只要做到没有让其中任何一个失望，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