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临床辨证的依据，主要是《伤寒论》、《温病条辨》；经方专指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时方则指经方以外的所有后世方。专尊仲景的医家，认为治病非经方不可，并且以用经方自夸高明，鄙视时方为不足用。其实经方、时方，只不过出处不同，同为古人遗留的经验，也同样可以治愈疾病，何况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病机内容，万变不齐，有一方，必定有一方的道理，一定的用途，主要在医家细心审证，选择取用。那么，就完全收罗过去所有的方剂，还恐不够用。若一定执著说经方好，时方不好，那和自己限制自己有什么不同呢？同样，伤寒和温病，也仅仅是病理上的说法不同。一派主张《伤寒论》内已有温病治法，如王仆庄、陆九芝；一派主温病必须与伤寒对峙，如叶天士、吴鞠通。其实千千万万的病，道理只有一个，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伤寒法可以治好温病，温病法也可以治愈伤寒，因伤寒、温病用药虽不尽同，但它能违反治疗上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一定规律吗？并且有部分温病方剂对热性病的治疗效果确比经方为优，这是中医学说的向前发展，岂可忽视？！

此外，还有用药繁简的问题，有人用药精简，只有七八味，最多十一二味，有的人则动辄一二十味，究竟怎样好呢？我觉得这要依病理客观形势而定，病简当然药简，病繁也须药繁，如防风通圣散与五积散所治的病，简单的麻黄汤、桂支汤是不可能胜任的。还有治病方法也是变化无常的，有的病看起来尽管复杂，但只要找出主要矛盾，大可以单刀直入，以少胜众，出奇制胜，主要矛盾消除了，其余的次要矛盾就跟着消除；有的病确是头绪纷繁，矛盾重重，需要全面解决，就应该用多味的药全面照顾，此犹兵家以大兵团外线包围作战，彻底全歼敌人，也未尝不好。更有一说，用药的配伍适当，最是要紧，如配伍不当，哪怕就用三五味药，也可能是互相牵制，减低疗效；若配伍得法，如《千金要方》中用四五十味药，甚至六七十味药组成一方，但是阵容整齐，步调一致，也仍不失为好方。

总之，医家读书须博，体验要深，要做一个杰出的医家，我前面已举了《千金要方》的《大医业例》，且加以疏释，过去著名医家如张机、华佗、王叔和、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傅青主、徐灵胎、葛可久、薛生白等，能够对中医有突出的贡献，都是因为他们能博收广采，以扩充其医学知能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