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大开发的实践起点不是当地既有的经济基础，而是用高起点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即“新体制”）去覆盖当地农村原有的结构（即“旧体制”），或者说是通过外力而非内力来实现浦东地区从农村到城市的突变。在这一情形下，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价值体系如何适应新的体制、祖祖辈辈生活在当地的人口何去何从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被提出来，其中征地农民的生产性“退路”问题最先成为各级政府、新兴大企业、社会群体以及农民个体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