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塞尔创立知识形式批判理论的哲学现象学到梅洛-庞蒂以现象学命名的扛鼎之作《知觉现象学》，现象学的运动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征程。关于知识论的批判问题，在笛卡尔那里就已经表示出了追本溯源的决心，即用意识的活动与现象来统一认识与认识对象的二元性。当然，笛卡尔关心的是真确的知识，即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以及什么才是真实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知识论批判的目的，笛卡尔确立了一种发生论意义上的纯形式的思，并且纯形式的显现就等同于显现对象本身。知识就是这种思的自身同一的形式。因此，对于笛卡尔来说，重要的不是怎样确立一个知识论批判的前提，而在于阐明知识的形式。胡塞尔沿袭了笛卡尔的还原道路但比笛卡尔走得更远。他把笛卡尔认识论的原点作为表象更进一步还原，这样在笛卡尔那里混同的显现与显现物，或说是意识与意识对象就被区分开了，一种纯粹的形式就被昭然揭示。这是相对于笛卡尔的我思表象的多余的形式。正是由于这种多余的形式，笛卡尔的作为表象的思才能发生。胡塞尔认为把笛卡尔我思之纯粹性带入认识的目光之下才是认识论批判的真正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胡塞尔把一切关于自然世界的判断称为自然的态度而给予拒绝。相反，通过悬置、加括号等方法让无关于事实的、经验世界的原初的结构显现。也就是说，在胡塞尔看来，自我与世界之间并不是对立的，世界具有自我的经验结构。胡塞尔在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概念基础上把这种经验结构视为意识的意向结构。即经验是意识的经验。这实质上还是笛卡尔式的心灵主知主义的版本。然而，正是因为胡塞尔一直俯就笛卡尔思想之轭，先行设定一个坚固的意识结构，因此，他终于没有摆脱笛卡尔意识哲学的缠绕而把认识论批判的最原初的纯形式给予了意识。可是，究竟该如何理解被笛卡尔和胡塞尔所实体化的意识呢？如果认识论批判的还原方法是让知识的纯形式显现，那么，究竟该在哪里寻找这个纯形式呢？那个多余的形式通过什么把自身展示出来呢？如果每一个感知个体都还原为一个先验性的主体，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这无疑是取消了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也是胡塞尔哲学的困境。即如果不采取哲学中传统的内省的方法，胡塞尔将无法回到他的经验。主体之间的交往也无从实现。每一个具体体验的存在者并不是纯粹性的先验主体，而是这一先验主体是生存者的存在与生存的境遇；回到原处的经验也并不是回到意识的经验。解决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回到消除世界的意识构造中，而是回到真正体验着的、生存着的真实的自我。更具体地说，回到以身体在世的每一个具体的存在者。

这个具体的存在者不仅生存着，存在着，而且它是在一个世界中操劳并获得一个世界。这正是梅洛-庞蒂所说的当我们反思世界时，世界已经存在在那里。我们与世界是不分的。世界不是被我们的意识做成，而是被发现。被发现的世界一定是带着我们的发现方式。这样，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就不存在二元的对立，而是内与外，外与内的关系。换言之，自我与世界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梅洛-庞蒂把这个中间地带放在了身体之中。因为身体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体。梅洛-庞蒂基于他当时的神经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知识来分析认知障碍，发掘了身体具有它自己的意识。即身体不仅是物理结构的身体，而且还具有活生生的、经验性的结构。经验是身体己身的经验，是身体己身的意识。身体的这种能力常常被我们忽视了，或作为表象而被认知。正是揭示出了最初的经验是身体的经验，我们才能够看到康德所说的先验想象力，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也不再是缥缈与空虚，而是获得了它坚实的根。虽然，梅洛-庞蒂并不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论证身体重要性的人，但他却是最系统地论证身体具有意识并以一种理论框架，即现象学的框架，来旁征博引论述身体是知性的身体的人。虽然，詹姆士的心理学是关于身体意识的，但从他的《心理学原理》中难以发展出系统的理论。正像胡塞尔创立了意识现象学并从意识现象学发展出了此在存在现象学，直至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

梅洛-庞蒂关于身体的论述开启了我们崭新的目光以重新审视身体。首先，身体不再仅仅是一个物理系统。有关身体的生理学、解剖学的知识是我们了解身体内在构造、构形的最基本的工具。实证思想指导下的身体观只能使身体沦为单义上的物理结构，是试验数据的可获得或可验证的观察操作对象。诸如反射、反射弧、神经通道等说法都是对机械身的隐喻。不仅如此，这些说法本身就消除了身体对环境的主动性与变通能力。如果身体只是一个物理结构的机械客体，那么，大脑的损伤为什么会产生认知和行为障碍，并且，智障程度与脑损伤的程度紧密相关。对这些案例的病理性研究把梅洛-庞蒂的视线收缩到对身体的反思认识中。身体除了具有它的物理结构，还在它的健全的物理结构之上表现出它的现象。也就是说，身体是活的身体，活的身体还有它的经验结构。经验具有属身的性质。这是活的身体的活动历史与记录。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身体。身体是双重结构的身体。身体是可感并能感的。由于身体是活的身体、经验的身体，最初的经验是身体的经验，因此，认识论批判的原点应该回到身体经验本身。感觉、记忆、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都是身体经验参与之中的完整性，是身体经验的外显形式。这就是梅洛-庞蒂所谓的身体的原初经验的可转换性。认知与行为障碍的患者不是身体的经验消散殆尽，而是经验已失去了可转换的弹性与张力，以至于行为已不能闭合为一个完整的结构。所以，认知与行为都有它们的身体基础。具体地说，认知与行为都是身体之肉的动作、态度，是肉身的形式。概述地说，知识是肉身的形式。至此，梅洛-庞蒂在现象学的架构内澄清了胡塞尔的认识论批判的哲学目的：认识是如何切中认识对象的。当然，知识形式问题并非仅仅是现代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对象，尽管对它的转向与集中肇始了现代西方哲学。从灵魂到肉身，知识论批判在西方经过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前后相生以及步步推进的摸索，终于在梅洛-庞蒂（当然还有詹姆士）的思想中走向了以身体为基底的最彻底的态度。

当然，在反思性地总结梅洛-庞蒂思想的结语中，无论是梅洛-庞蒂的研究方法还是他对理论的传承，我们从中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梅洛-庞蒂的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思考值得我们深深的体味：第一，如何看待实证知识？其意义何在？一切实证的知识是为了说明什么？如果实证是为了摆出某些事实性的现象或证实某种结论，这种实证知识具有什么样的目的与价值？如果实证研究仅仅是为了获得数据，那么，实证的意义何在？换言之，实验或试验数据具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第二，有关身体的病理性研究成果应该回到何处才是它们真正的价值、意义所在？第三，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是什么？在梅洛-庞蒂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理论与实验知识结合的极好的典范，那就是詹姆士已经完成的工作。无论是詹姆士还是梅洛-庞蒂都没有仅仅停留在心理或行为试验的结果上，而是从这些心理状态、行为的现象转向了身体。一切生理学、病理学的知识以及心理行为的研究，其实证性的结果都不仅仅是关于行为的某种事实或对某种事实行为的说明。行为是身体的行为。对行为的说明不能停留在行为本身而必须回落到身体。回落到身体也并不是用种种假设维护传统的身体理论，而是反思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思索它们的理论意义，直面我们的身体，并发现身体的真正本质。所以，实证研究的结果只有被带入理论性的反思中并横向结合展开对已有理论的挑战，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实验意义。而理论研究也只有以实证性的结果作为它实在的成分并在它之上的升华，理论才不失为一种空洞而接近事实本身。具体地说，那就是可获得的有关身体病理行为的研究，通过梅洛-庞蒂与现象学理论的结合，大大改变了传统的身体观，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身体才是我们认知的最根本的坐标原点，身体的经验是我们从事一切经验活动的最原初的经验。

现象学通过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呈现了自然主义的外观。然而，身体——这一一直被西方哲学边缘化的、我们最初认识周围世界的能知体——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作为承载着现象学形式与内容的现象身体。如此，身体就被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而被概念化、理论化了，而不是仅仅被作为最初的知者的一种零散的解说。这也正是自然主义的身体在梅洛-庞蒂那里与在詹姆士那里的区别。也正是因为身体不再被视为纯粹的客体，而是能知、能感以及可感的，并处在现象学的视野之下，身体的历史性经验才被作为先验的形式从身体之中抽绎出来。而这个先验的形式恰恰就是现象学所找寻的那个不可见的意义、形式与结构。它才是现象学所提出的实事本身，是我们切身体验到的现象。梅洛-庞蒂尤其通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以及《眼与心》真正把这一不可见的形式、结构呈现出来。詹姆士曾经命名为“纯粹经验”的具身的纯形式就被梅洛-庞蒂通过现象学的形式概念而转化为肉身的意向性。如果身体的经验以及它的感知能力被纳入到系统性的理论架构之中而被先验化，身体也随之有被先验化之嫌。当然，这种先验化并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将身体还原为先验主体。而是，在现象学的架构内理论性地认识身体。这种认识的结果就是从身体走向身体之肉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拔高。就现象学的知识论批判目的而言，具身纯形式或者说具身性这一实事现象本身的澄明，为知识形式的本质认识提供了最为自然主义的证说。

梅洛-庞蒂猝然离世至今已50多年了。然而，在现象学哲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美学等领域中仍闪烁着其思想的光辉。比如，梅洛-庞蒂具身性现象学与拓扑学的结合，以及其观点在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上的运用。而梅洛-庞蒂的美学思想则在艺术、绘画等领域里改变了传统的美学理论，使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绘画。当然，具身性的知识论理论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推进。那就是如何证明一切物理科学理论都是具身性的知识形式，以及如何完成科学、艺术与日常知识在其根本结构上是现象学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