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变，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闭关自锁的大门，从西方舶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如潮水般大量涌入。在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刺激下，国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开始发生裂变，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更是在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走向。就是在这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神州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以救亡图存为使命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教育家以及学者、文人、教授。

清末民初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从俞樾、章太炎、黄侃、王国维、梁启超、沈曾植，到胡适、鲁迅、傅斯年、顾颉刚、吴宓、柳诒征、陈寅恪，等等，人人声名显赫，家家学贯中西，他们是一个时代思想的旗帜，也是一个时期学术的象征。在词学界也曾经涌现过这样的一些“风云人物”，像“清末四大词人”（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民国四大词人”（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现代词学四大家”（胡云翼、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澳门学者施议对先生曾提出清末民初有三代词学传人1320119，在他所说的这三代“词学传人”中，朱祖谋、王国维、胡适、吴梅、夏敬观、龙榆生无疑影响现代词学发展走向的关键性人物。朱祖谋、胡适分别开创有现代词学的两大学派——“彊村派”（南派）、“胡适派”（北派），王国维是将传统词学进行现代转换的第一人，夏敬观是继朱祖谋之后即1931年至1949年南北词坛的领袖，吴梅在现代词学史上地位的确立，则是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培养了一批词学传人（像任二北、唐圭璋、卢前等），而龙榆生不但是朱祖谋的衣钵传人，毕生从事词学研究，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创办《词学季刊》《同声月刊》，把当时从事词学研究的学者凝集起来，共同推进中国词学的“现代化”和“学科化”。

这里选取朱祖谋、王国维、胡适为讨论个案，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朱祖谋代表着清末民初词学对传统词学的集大成，他把吴中词派的重声律和常州词派的重立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跨常迈浙、集南北两宋之大成的意义。然而，朱祖谋对于现代词学的意义，更在于他在现代词坛巨大的影响力和广泛的号召力，他曾主持过“舂音词社”和“清词钞编纂处”，还有意培养词学传人，现代词坛许多名家都得到过他的提携和指授。如果说朱祖谋对于传统词学而言是“守成”，王国维和胡适对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是“开新”，开创了词学研究的新时代。王国维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以一种外在散漫而内在逻辑谨严的言说方式，对传统词学进行了一场“无声”的革命。胡适则把王国维的“无声”革命转化为一场有声有色的“战争”，并在现代词坛掀起了一场力在改变传统的“革命”，他提出的白话文学史观、词史发展三段论以及对豪放的推崇和对婉约的贬抑，在现代词坛造成了一股掀天的巨澜，使得中国词学在变革传统的道路上走向了现代。在这一章，我们并不把他们的词学观念作为问题讨论的核心，而是把他们在现代词坛的影响作为问题研究的中心，揭示他们在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现代词学史上的重要性及示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