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壬寅（1902）、癸卯（1904）、壬子癸丑（1912—1913）、壬戌（1922）诸学制的推行，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大江南北分别建立了性质不同、规模不等、数量众多的高等学府，如京津地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沪地区的东南大学、暨南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无锡国专，还有民国名校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等。这些高等学府在课程设置、师资聘任、学生教育等方面直接地影响到现代词学的发展。1320341

最早设立的国立大学是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由京师大学堂转变而来的北京大学，设有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门开设有词曲课程——词选、词史、专家词等，当时蔡元培先生特地聘请词曲专家吴梅、刘毓盘为教授，而后开设词曲课程一直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传统。受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课程设置的影响，当时南北各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多开设有词曲的课程。1933年4月《词学季刊》创刊号上介绍了当时南北各大学讲授词学的教授，中央大学有吴梅、汪东、王易，中山大学有陈洵，武汉大学有刘永济，北京大学有赵万里，杭州大学有储皖峰，之江大学有夏承焘，河南大学有邵瑞彭、蔡桢、卢前，重庆大学有周岸登，暨南大学有龙沐勋、易韦斋，此外，还有青岛山东大学黄孝纾，上海光华大学万云骏，北平清华大学俞平伯，北平中国大学孙人和，北平辅仁大学顾随，无锡国专杨铁夫，广州中山大学詹安泰，安庆安徽大学宛敏灏，等等。

因为南北各大学办学背景存在差异，办学历史也有长短之别，在师资、学生、学风、学制等方面也就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传统，这些传统也影响到他们的学术研究，使得他们的词学研究带有这个学校独有的学术品格。比如清华大学的词学研究从王国维、梁启超开始，就已带有一种兼容新旧的学术特色，这对后来在这里任教的俞平伯、浦江清是有影响的；相反，南京中央大学从南京高师发展而来，它从一开始就成为一批守旧文人汇聚之所，在这里产生、形成、发展起来的“学衡派”，把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建设成为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促成了中央大学词学研究的兴盛。因此说，现代教育在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现代词学史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是影响中国词学发展走向的三大高等学府。鉴于北京大学的词学教授后来大多转聘他校，本章将着重探讨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词学研究。清华大学的词学教授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有着微妙的渊源关系，俞平伯毕业于北京大学，任教于清华大学，赵万里毕业于东南大学，后来在清华国学院学习，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兼课，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词学教授吴梅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因此，以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为研究重点将有特殊的意义。此外，我们还将以无锡国专为研究个案，分析私立大学在词学方面的研究特色，并说明现代词学研究的多元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