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常说“文史不分家”，但郑樵则以为“良史”皆能文，而能文之人却未必能修史。故长期多见史家轻视文家，而反面的情形便少见。就连最为“文学”张目的章学诚，也说“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不过这是指所谓“后世”的情形，在古人最看重的“三代”，便并非如此。

在章学诚看来，文史有一大别，即言是否出于己。他说：“文士论文，惟恐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这是因为“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而更高的标准，则是“言托于公，不必尽出于己”。本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人即使引用前人，立言所指不同，仍不免出现“从同而异、从异而同”的现象，但不妨“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智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这就是他特别强调的“言公”。

今日提倡创新，学界中人惟恐言不己出。然而若言皆出于己，则不仅不是“言公”，还有“言私”之嫌。故“前人有言，后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于己也；前人有言，后人从而扩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若“盗人之言而遽铲去其迹以遂掩著之私”，更非君子所为。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把“读者”的作用也考虑在“言公”之中，不论言出于己还是出于人，“是非失得”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或可以说，写作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它不止于停笔，而止于阅读；而如果阅读是延续的，写作也就永远处于发展之中。则言之“公”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存于天壤，也存于历史；有人读即“公”，反之则“私”。

如果一时之言皆出于己，写作就不复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言之由“公”转“私”，历史也就中断了。就此意义言，述而不作不仅是值得提倡的，它简直就是“必须”的。且述而不作是孔子的夫子自道，章学诚用以界定“史体”，把史学的标准提得相当高。即使从技艺层面言，“文士剿袭之弊，与史家运用之功，相似而实相天渊。剿袭者惟恐人知其所本，运用者惟恐人不知其所本”。若“不知所本，无以显其造化炉锤之妙用”。史学的基础是史料，但对史料“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还必须有作者“造化炉锤之妙用”，始足以言著述，始可以称史学。

章学诚是主张“六经皆史”的，在那样的时代，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欲辨理者，莫不借事以明之。以事明理，乃成为那时最常见的表述方式。就是寓言，也要寓理于事，创作故事，以明其理。这样的表述风气，导致了“古人不著书”。后来科技史发达，对三代以上书少，多归于书写、印刷等物质和技术原因，但章学诚则更多从表述风习看。同样，后来书多起来，也与离事言理的表述方式逐渐流行相关。熟读章学诚的马叙伦说：“三代以上文与史合，三代以下文与史离。文与史合，故著书难；文与史离，故著书易。”这才是“三代以上书少，而三代以下书多”的原因。

近代西学随西潮而入，渐被奉为轨辙，于是有学科门类的依样划分，而文史遂固定为两途。但傅斯年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指出：“文史两途，性质固不齐一。史为科学，而文为艺术。”然而，“文史二事，相用至殷。自通常观之，史书之文，为文学之一部；而中国‘文史’一称，相习沿用久矣。循名责实，文史二门，宜不必分也。”不过这一见解并未成为共识，陈恭禄后来就说，中国史学“最大之障碍，则为文史不分，以为能文者皆可为史家”。

大体言，昔人所说的“文史不分家”，更多或侧重治学之“人”，意似不在“学”，更不必指谓今人学科观念之下的“学”。但后来的“文史不分”，则有多重含义。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后现代学者所说的“文史不分”，意谓史学作品与文学无大异，是明显具有颠覆动机的说法。而另一些人，则确有扩大“文学”范围使之成为“大文学”的意思。如胡适据其“六经皆史料”的观念，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学史料甚或一般史料，其价值已不侧重于文学本身，既可能导致文学的失语，却也为文学开启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